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朱传》云：“汝坟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王室’，指纣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妇人之事，而“如调饥”、“不我遐弃”之语亦不类妻之施於夫者，《车邻》之“见君子”《传》以为君矣，《菁莪》之见“君子”《传》以为宾客矣，何所见此《见君子》之必为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别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宁至关怀，亦不应以不遐弃为幸也。《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则是桀、纣之暴原不行於几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馀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前两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与纣，前後语意毫不相贯，古人宁有此文法乎！
此东迁後诗
细玩此诗词意，与《序》、《传》所言了不相似。窃意此乃东迁後诗，“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东都畿内，盖畿内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爱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放未得见；周室既东，大夫避乱而归其邑，而後民得见之，故伤王室之如毁而转幸父母之孔迩也。如此，似於文义较顺，而章法亦相贯。姑识其说如右。
《麟趾》
本篇非衰世诗
《麟趾》一篇，《序》说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属之衰世则非是。此篇极言仁厚之德浃於子姓，非极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谓之衰！其所云“无犯非礼”者，语亦殊浅。惟《朱传》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诗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时耳。
《麟趾》、《驺虞》附於《二南》後之故
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於言表，略与《召南》、《驺虞》相类；而章末皆以“于嗟”结之，有一唱三叹之音，在诗中别为一体，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与《关雎》、《鹊巢》相为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
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旧说皆以为文王之世南国之诗。今以经传考之，《鹊巢》三篇皆燕射时所歌，当为成周盛时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何彼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东迁以後之诗无疑也。以词意观之，“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标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然则其诗先後固不一时，不得皆以为在文王世也。至谓为南国之诗，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馀诸篇皆无明文，亦难悬定。然则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尽南国诗矣。惟《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犹《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说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
《鹊巢》教女子不自私
《鹊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鹊之巢，而鸠居之，言此国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为己物，不体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视其前子、庶子远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亲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国乃夫之国，当视夫之亲疏以为厚薄，鸠但居鹊之巢而已，不得遂以为鸠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归之日，百两御之，待之隆者，责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鹊有巢而鸠居之，非但享其成业而已，亦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无愧於妇职耳。大抵《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鹊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庙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国之当本於家；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於《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明妇之当统於夫。古人於此盖有深意存焉。《序》第以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远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庙
《采蘩》、《采》何以次於《鹊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庙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乐也，必将有所重责之也。妇所以事夫者，非徒饰其仪容也？必将有以重报之也。重盖莫重於宗庙矣，故举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独於妻殊之而与为敌体？诚以同奉宗庙之故，故重之也。然则为女子者必与夫为一体，体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庙，而保之无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礼，故以祭祀之事谆谆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应在《草虫》前
又按：《采》一篇，《齐诗》在《草虫》前，今《毛诗》则在《草虫》後。据《礼燕射篇》文：“笙入，立於县中北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则是《采》当与《鹊巢》、《采蘩》相属，不当反在《草虫》之後。《齐诗》之次是也。《毛诗》误矣。
蘩之应用
祭祀之事多矣，“为俎孔硕”，“为豆孔庶”，何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贵诚之意也。《春秋传》云：“《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盖有诚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洁，则虽沼涧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庙，不在於备物也。抑《传》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国政，以霸西戎，则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举人之周，与人之壹，然则是义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与非难至之地也，与蘩非难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尝无才，人主苟能求之，则随地皆可以得人，所谓“举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则随事皆可以奏效，所谓“与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说《诗》，触类可以旁通，而非後世为章句训诂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妇人事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曰：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盖天下之平必由於国治，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政与诗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无劝以义之意
此篇，《序》以为大夫远行，其室家劝以义。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笺》谓“‘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明明望其归，而《笺》反谓劝以不归，与经正相悖戾。朱子但谓思念其夫，无劝以义之意，是也。然虽思念而无感伤之情，怨尤之语，则是妇人犹知大义，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见先王之遗泽未远，正与《周南桃夭》之诗相类，虽平平无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则作诗之时上距成、康之世犹未甚远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朱传》从之，谓“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为“天下大乱，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朱传》从之，谓“女子贞洁自守，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无耻甚矣。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职，女红而已，“怀春”则心固已荡矣。以男诱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称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传》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诗，男无不强暴者，女无不贞洁者；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诗意亦必不如《序》、《传》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