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爆发的一次著名事件。学生们为何在火烧赵家楼？事后，北洋政府迫于各界的强烈要求，迅速释放被捕学生。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爆发的一次著名事件。
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各校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们迅速筹备集会游行，部分激烈分子则秘密酝酿采取超越法律规范以外的暴烈行动。5月3日夜，北京大学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及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的大会，议决次日举行学界大示威。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会员在该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也举行了秘密聚会。会上在讨论游行形式时，一些同学主张进行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一些同学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进行暴动的提议在群情激愤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暴动，与会者并没有加以缜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同学们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相馆中设法搞到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学生们还议决带上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物，预备毁物放火。会议推举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为负责人，形成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分头准备，有的同学甚至向亲友托付了后事。由于工学会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所以五四游行时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力事件的。
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金水桥前，集会演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媚外。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短暂的集会之后，游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被外国巡捕房和北洋政府的军警强行拦阻达两小时之久。学生们悲愤至极，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后，决定去找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门口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宴请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宗祥，出席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无视这一劝告，认为军警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下午3时左右，曹、章回到赵家楼胡同曹宅，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200名警察到曹宅守卫。因此，当学生们到达赵家楼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口号，在叩击大门时与护卫的警察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辩论，对其直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跳上围墙，捣毁铁窗，冲入院中，打开大门，学生们冲进了曹宅。曹、章二人仓促间一个躲入了箱子间，一个钻进了锅炉房。学生们在厅内遍寻曹、章二人不见，愤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家具抛出室外，将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摔在地上。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在客厅中纵起火来。火起之后，章宗祥自锅炉房中窜出奔向后门时，被学生当场包围群殴，学生们用手执的小旗旗杆对着他的头乱戳乱打，章宗祥被打得头破血流，后被一日本人救出后门，始得逃脱。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兵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逃者遂被反动军警逮捕。被捕学生共32名，其中北京大学20名，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吴炳湘率队将学生逮捕后，立即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其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此时消防队也已将曹宅的火扑灭。当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付学生的办法。同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也集会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如何坚持斗争。蔡元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表示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学，但劝告学生不要罢课。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其支援。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校长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营救被捕学生。但校长团在与北洋政府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交涉释放学生时，均遭拒绝。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学生。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也联名写信，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压力下，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上海“三罢”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次日，上海各校得到消息后，立即有30多所学校相互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和各报馆，表示“为保全全国青年之神圣计，义不独生，誓必前仆后继，以昭正义”。5月7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各界人士共2万多人，齐集西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会后，手持标语旗的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月9日，上海各界为纪念国耻日，学生停课、工商业停业、戏馆停演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上海学生联合会于5月11日成立后，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各商业公会也先后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办法，店员和工人起来监督业主停止买卖日货，印刷工人和缝纫工人拒绝用日本纸张和衣料，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船卸货，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展开。5月19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北京政府破坏学生运动，再次全体罢课后，上海学联于5月26日召集52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宣誓罢课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此时，北京分批南下的学生也陆续抵沪，和上海学生汇合，大大推动了上海的爱国运动。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接到天津急电，得知北京发生“六三”大捕学生的事件，立即发出急电，走上街头演讲，呼吁各界急起援助，并挨户动员商界签名罢市。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阶级率先开始举行大规模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首先罢工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和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日至8日，罢工继续扩大，电车、机器厂、铁厂、丝厂、铁路总机厂、英资和日资工厂及手工业工人先后罢工。6月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的工人，以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举行罢工。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及各马车行工人相继罢工。上海市内市外、海上陆上交通断绝，罢工达到最高潮。一周内，上海有50多个工厂企业、六七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而进行同盟罢工，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工人还多次高举“罢土救国”旗帜，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在学生们的积极推动、联络和工人阶级的率先响应影响下，上海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举行罢市。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国家将亡，无心营业”、“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以表示坚决罢市的决心。
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从6月3日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很快波及全国。京奉、京汉铁路以及九江等地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等地工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相继罢市。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巨大威胁。6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斗争，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向北京政府再次发出告急电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上海各界得知三个卖国贼被罢免后，于6月12一日宣告开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之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便集中到拒绝和约签字上来，直至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