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哪一组织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为什么使帝国主义恐慌？五四爱国运动有何历史意义？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9年5月1日、2日，报纸上披露了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后，北京大学学生立即邀集一些学校的代表在马神庙（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邀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会议。5月3日晚，会议如期召开。大会推选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会上，先由《京报》主笔、北京大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代表也先后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大会议决办法四条：（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4）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派代表到各国（日本除外）驻华使馆，陈述对于青岛的民意及其决心。会议至深夜11时结束。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的同时，北京高师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举行了会议，决定采取暴烈行动，联络各校在5月7日到天安门召开游行大会。他们事前已弄到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人的照片，以便采取暴烈行动时有所对证，有的甚至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有的甚至向亲友嘱托了后事。5月4日晨，他们得知北大5月3日晚定于本日举行游行大示威的消息，决定将行动计划提前。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再次举行会议，布置各校下午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事宜。下午1时，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个个手拿小旗，从四面八方齐向天安门汇集。北京大学是这次斗争的发起者，然而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他们的队伍却于最后到达。当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冲破重重障碍，带着学生队伍走进天安门广场时，立即受到在场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金水桥南挂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还我青岛”的血书和10面巨大的白旗，其中一面写着引人注目的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舆遗臭万年。北京学界同挽。”学生们挥动着各色小旗，上面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收同山东权利”、“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标语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外交次长）、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驻日公使）。他们在宣言书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学生们还散发了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为了显示中国民众不可辱的气势，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于会后率领大队出发，开始示威游行。大队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至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巡捕阻拦，后北走户部街转经富贵街、东三座门大街、东长安街、东单，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至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军警护卫，无法入内。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这里的章宗祥，因未寻见曹汝霖，便放火焚烧曹宅。下午5时许，北京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赵家楼。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离去，军警将未来得及走脱的学生捕去32人。当晚，各校学生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问题。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开始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要求：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离直接还中国；立即罢免曹汝霖等卖国贼职务。学生们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呼吁各界与学生联合一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天津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政府十分震惊。5月4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办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发电报。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但同时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且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同日，北京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北京政府在京师各校学生复课以后，继续实行镇压政策。5月8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警察厅传学生预审。5月9日，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政府胁逼下辞职离京。5月1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表挽留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命令，并连续下令镇压学生运动，要求军警“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照前令，依法逮惩”；各级行政机关切实约束学生，对那些“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北京政府的这些反动措施进一步激怒了爱国学生。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参加者除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学生，共达2.5万多人。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加入到学生的斗争行列之中。罢课后，学生们组织“十人团”（每个讲演团10人左右），开展讲演活动，在城区及昌平、南口、长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出版《五七》日刊等刊物，扩大爱国宣传。同时，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还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
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日、英、法、美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小幡于5月21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严厉责问的照会，要求取缔反日言论和“过激”言论，并威胁说：“若放任此等风潮，不仅酿成贵国内政上意外之扰乱，且引起两国国家上重大之交涉。”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对学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从5月25日开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各街道来往穿梭，夺走学生讲演团的旗帜，撕毁传单，驱散听众，封闭爱国报刊，派军警包围校舍。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6月1日，徐世昌下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同时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强令学生立即复课。京畿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按照命令竟然逮捕贩售国货的学生。从6月3日起，北京20余所学校数百名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晚，学生遭逮捕者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学生比前一天加倍出动上街讲演，又有700多人被捕。学生毫不屈服。6月5日，上街讲演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还结队前往拘留所，要求军警拘捕，誓与前两天被捕的同学一起坐牢。北京政府对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5月9日，上海学生停课一天，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5月上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豆。天津学生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致电北京政府，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从5月23日起，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实行罢课，并以天津学联名义发表了罢课宣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相勾结侵占中国领土主权，镇压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种种罪行，宣言最后提出了拒签巴黎和约、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等六项要求。天津学生在罢课期间，走上街头，深入到郊区农村，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同时，天津学生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学生的宣传和推动下，天津商界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6月9日，天津公民大会在河北公园举行，与会者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商会罢市。6月10日，天津商界在上海“三罢”斗争的影响和学生的推动下，开始第一次罢市。同时，天津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要求政府速做决断，以免演成危厄之局。在京、津学生罢课期间，济南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多人冲破军警阻挠，于5月7日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6月10日，济南商界开始罢市。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8日成立后，立即组织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6月3日，长沙各校一律罢课。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很快影响到各界各阶层。湖南省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湖南各界联合会迅速成立，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指导力量。武汉、广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学生爱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北京政府在上海“三罢”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6月中旬以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全国人民积极开展了拒签和约的斗争。6月17日，北京政府顺从帝国主义旨意，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立即号召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并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6月19日，山东各界请愿团80多人到京，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了支持山东人民的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27日派出10名代表赶赴北京，与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联合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言词激烈，据理力争。上海各界人民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月21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23日，上海商学工报各界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共谋抗拒签字，急毁中日条约二十一条及其他一切密约”。同日，上海一些群众团体直接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警告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和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群众召开万人大会，上海各界代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旅居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拒签和约。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