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整顿的同时，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着手。四届人大组阁时，经过斗争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老干部周荣鑫上任后，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干教育的意见，针对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他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说：把17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是控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他提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光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谈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他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象表示不满，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努力促进文艺政策的调整。他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同时组织人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和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等问题。毛泽东先后对其中的一些信件和材料作了批示。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文艺界这块被“四’人帮”把持的领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人们奔走相告，为“四人帮”的禁令被打破而欢欣鼓舞。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他还提出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
这些话，既是对前段斗争的总结，也是新的战斗部署。前段斗争虽是锋芒初露，颇见成效，但是，有待整顿的方面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问题仍是尖锐的，没有英勇顽强，敢斗敢干的“作战”精神，全国的局面还是“扭转不过来”。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打破这一块被“四人帮”控制的一统天下，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七位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7月中旬，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工作。邓小平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并着手筹办可以“代表党的路线”的综合性刊物（后定刊名为《思想路线》）。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政研室参加了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先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一些在当时条件下振聋发聩、战斗性极强的思想渐渐形成了：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要实现安定团结，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要整顿企业，加强责任制；多引进一点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要关心群众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1.9％，与1974年仅比上年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不可调和的矛盾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逼近了。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有分量，对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防范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他认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驳斥，他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仍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谢绝了。他援引毛泽东曾针对老干部被隔离审查时所说的“桃花源中人”，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11月底，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接着，中央传达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自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始了。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邓小平再次下台的厄运，决不仅限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国家又一次陷于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