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白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这些话说得平心静气，却鞭辟入里，戳到了江青的痛处。毛泽东的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自此以后，在一个时期里，“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可是，“四人帮”并没有改弦易辙。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上，“四人帮”近几年搞的三件事，即：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进一步的批评。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驳斥道：他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摘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默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多少作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垂首帖耳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
“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绕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全面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但是，邓小平并未松懈。
在5月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批转了冶金工业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批示》指出：钢铁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一直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大钢铁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
“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地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将原卫生部负责人贺诚的女儿写给他要求给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提出了意见。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上作了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人士。呜呼哀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于7月14日到会讲话。他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战备，还要抓战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针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煽动派性的问题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会下，他亲自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找司令员、政委谈话，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透露给他们，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尽快把科技搞上去，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担负着国防科研任务的七机部问题的报告。随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进行整顿。张爱萍拄着手杖，拖着未治愈的伤腿，上飞机，下基层，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7月，中央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针对当时存在的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科研人员不敢钻研业务的倾向，胡耀邦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上十二级台风”。他满怀激情地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经讨论、修改，产生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份以纠“左”为中心，促进科技发展的文件，对于实现科技现代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