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庆权
7月的风已热得发烫，几天前那场小雨所带来的舒服感已跑得无影无踪。
北京三里河国家计委门前，一辆黑色小轿车，慢速穿过门岗，进入小广场，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从后排右侧走出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微微晨风吹动满头银发。
袁宝华健步走向办公室。
这两年他虽然退居“二线”，肩头的担子看来是轻了，可手头的工作并未随着“退”下来。秘书办公桌上那几大摞聘书，来自全国各地，有大有小，有薄有厚，透过大红缎面显示出的是各个企业的渴求与厚望。袁宝华闲得下来吗？
人还未到办公室，拜访的客人却已等候多时，送走几拨客人，时近中午了。袁宝华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回，张开胳臂，伸展了几下，喝了几口还是上班时倒进磁化杯的水，慢慢踱步到窗前。远处马路边放学的孩子们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天真烂漫，趁老师不注意，还互相打逗着……
看着看着，袁宝华摘下老花镜，目光转向远方，转向这些孩子们看不见的地方。是啊，这支不太整齐的队伍，他太熟悉了，思绪中缓缓飘出历史的云烟……1937年冬季的一天，雪不大，却已下了几天了。年仅21岁的袁宝华受党的派遣，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河南省南召县。
十几岁从家乡出来求学，虽历尽艰辛，可终有所成。这次回家，是“衣锦还乡”么？不，南召虽属内地较偏僻的县城，日本鬼子还未到，可汉奸、土匪、反动地主、乡绅还很有势力，袁宝华回家以后公开身份是南召县抗敌自卫团政训主任。
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客观环境给生于斯长于斯的袁宝华提供了有利的工作条件。但袁宝华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刚步出校园，社会阅历不丰，缺乏工作经验，深知在敌情复杂的环境里与学校内待人处事不同。可袁宝华是个有心人，他学会了观察，也会体察年长的人如何处事。他就牢牢记住一条：少说多做。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够。袁宝华想以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自从抗战打响第一枪后，国内各种思想代表各自利益，纷纷粉墨登台。孰是孰非？如何去分辨？袁宝华千方百计找来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读完这两本书，袁宝华心里豁然开朗了。
抗敌自卫团在南召是公开的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出任自卫团政训主任，袁宝华有心把县里一些武装力量集中起来训练转化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但集中训练就需要经费和粮食。这是袁宝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钱粮由谁来出呢？自卫团地下党负责人研究决定按地亩摊派，提出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
南召西部山区一个王姓大地主，依仗自己有武装，拒绝缴钱缴粮，妄图进行抵制。自卫团商量后决定用自卫团司令部的名义，动员一部分自卫团战土包围了这个地主的村寨逼他缴。王姓地主还是不缴，双方就打了起来。
这一动武不要紧，自卫团心里也没底。因为邻近地主都有武装，万一他们联合起来怎么办？万一打不过他们呢？
袁宝华急忙找到自己小学时代的一位教师，他是南召地区抗敌自卫团司令部派来的，是南召自卫团的实际负责人。通过他火速从地区自卫团搬来了“救兵”。增援部队里有个迫击炮连，他们把炮位对准那个地主村寨，并事先对其发出警告，王姓地主竟置若罔闻。自卫团果断命令开炮，第一炮就打在这个地主村寨的院子里，打了三五炮，这地主便慌了手脚，赶忙在寨墙上竖起了白旗，并承认应该出粮出钱，武装抵抗非法，最后还缴了枪。
自卫团组织这次进攻的是一些党员，自卫团第八大队队长是一个大学生，才二十多岁，也是共产党员，进攻地主村寨时尤其勇敢。但由于自卫团打仗缺乏经验，地主村寨墙高沟深，也给自卫团造成了一定困难和损失。
被打的地主虽然缴枪投降了，可县里其他地主串联反动乡绅，大造舆论，联名向国民党省政府写信，说南召自卫团攻打民寨。
省政府马上发公文要南召县长调查此事。县长原本比较开明，主张抗日，可省府公文一下就把他吓坏了。自卫团便向他报告，地主缴的多是破烂枪，自卫团还不满意哩。县长便向省府写报告说：此事已妥善处理。
这一仗，使南召抗敌自卫团名声大振，工作马上好做多了。恶霸地主受到震慑，群众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反动地主看到自卫团的实力后，从此再不敢抵制抗日活动了。
袁宝华虽然年纪轻，可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卫团政训主任的他，为家乡培养干部、发展党员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发展党员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小学教员。全县36个乡镇都成立了小学，每个小学至少有1～3名教员，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先生”，他们与农民水乳交融；发展他们入党可以更加密切联系群众；袁宝华把入党后的小学教员都安排到自卫团的连队中做指导员工作；第二个发展的重点是自卫团里的班、排长。自卫团连长、营长一般都由地主来担任，而班长则是贫苦农民，俗话说“兵头将尾”，班长整天与战士在一起，况且他们以前大多在正规部队中当过兵，培养、发展这些班、排长入党有利于掌握自卫团的实际兵权。
自卫团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集中培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请从陕北的抗大毕业的学生、当地驻军的下级军官讲游击战术课，请从河南大学、北京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讲政治课。
通过组织这些活动，加强了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县抗敌自卫团有了正规编制，自卫团下有3个团、9个大队、36个连队，每个连有9个班，总人数达5000多人。自卫团的党组织把班长中的三四百人进行分批训练，搞了四五期，就发展了大批党员。有了“本钱”，袁宝华与其他党组织负责人商量决定调整自卫团的干部，把优秀班长提升为分队长（排长），又把优秀的分队长提升为连队长，三个区团的政治指导员都归政训主任袁宝华领导。在决定安排干部上，这些人是有发言权的，最后还要由团长来定。自卫团三个团长，两个是国民党员，只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每次任免干部都有斗争。国民党团长提名的干部共产党方面同意了，共产党团长提名的干部，国民党方面也要同意，不然便互相否决。这两个国民党党员团长，一个是地方乡绅，喜欢抽大烟，另一个人较正派，好说话，所以三个团长等于共产党掌握了一个半。在大队长中，共产党掌握的有一半左右，连队长里就更多。经过做大量的工作，使南召抗敌自卫团在这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处于抗战初期，军民抗日热情很高，但国民党内有人吹冷风，鼓吹抗日是抗不住的，主张与日妥协。袁宝华学习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把毛主席这篇文章作为教育全团战士的重要教材，使大家懂得，在抗战初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会出现敌攻我守甚至失去大片国土的情况，但是战争很快就会进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持续时间很长，要大家有长期的打算，要有长期吃苦的准备，要有经受挫折的心理和思想准备。相持阶段之后就是敌退我进，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毛主席对抗战前途的展望和论述，解决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问题，武装了全民，扫除了国民党散布的妥协空气。通过教育，也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后来打胜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工作的这几年，使年轻的袁宝华逐渐成熟起来，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1940年冬，袁宝华从家乡河南南召县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时值蒋介石疯狂进攻新四军，并妄图取消新四军，次年初新四军政委项英不幸牺牲，军长叶挺将军被国民党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还对解放区进行封锁，边区环境对外很是紧张，但边区内部却较平稳。
袁宝华一到达延安，精神负担轻多了，顿时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袁宝华到中组部报到后，中组部有关同志找他谈话，问他：“你愿意干什么呀？”
袁宝华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到党校学习。”
经过几年基层斗争的磨炼，袁宝华深深体会到，自己原来在大学学的东西太少太少了，到延安后一定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学习。当时从前方到延安的大批年轻人都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毛主席也号召大家学习。
当时中央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问题、中央文件、毛主席讲话及其他中央领导的讲话。这些课程都由当时知名的同志讲授，文件、讲话都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传达，这样一学就是3个月。
之后，袁宝华被调到中组部工作。报到后的第二天，就赶上了中组部的学习会。中组部在延河边的山坡上办公，学习地点就在山坡上的大会议室里。
所谓大会议室就是一座大一点的平房，房子中间摆一个长方形桌子，大家围桌而坐，能坐六七十人。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也参加了学习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组部的全体干部和干事之外，还有一批住在中组部的“七大”代表。
袁宝华是第一次参加中组部的学习会。那天他一到会场，顿时感到场内学习空气很浓。陈云主持会议，学习内容是《共产党宣言》。陈云部长在学习会上一向是很认真的。《共产党宣言》这次学习是由柯柏年来辅导的。学习形式是一句一句念，大家提问题。在学习《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是由译者吴亮平辅导。大家真是一字一句地抠，直至都弄明白。有时所提的问题连辅导员都回答不了，只好留待以后再学。有时对某一问题，大家展开讨论，争得面红耳赤也时有发生。
陶铸同志当时是住在中组部的“七大”代表，他的认真也是出了名的。每次学习都必参加，况且还要抱一大摞书，发言时引经据典。
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也是“七大”代表。他每次参加学习给人留下的是另一种深刻印象。他看起来颇像老夫子，但讲起话来风趣十足。有一次谈到“亡羊补牢”一词，有人说这是“马后炮”，已经受了损失，再“补牢”有什么用呢？李葆华就开玩笑说：“羊跑了，补你个牛，有何损失呢？”
1941年下半年，中组部也随中央机关精简。精简后的中组部只剩下秘书处和干部科，全部人员只有16个。陈云仍是部长，袁宝华仍留在中组部，是负责干部接待的干事。每天天不亮；要求谈话的人就已敲门，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把一天谈话的材料整理后向秘书长武竞天汇报，还要把第二天要找谈话的人的材料以及分配到哪儿等意见写出来。尽管中组部只有16个人，但办事效率是很高的。有些事情不用层层汇报，直接汇报到秘书长哪儿就能解决问题，有些事情向王鹤寿同志（陈云的政治秘书）汇报，王鹤寿受陈云部长的委托就处理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毛主席布置下来的任务，陈云同志就亲自处理。
陈云一次开玩笑说：“中组部就像一个门市部，你们（指干事）是站柜台、挡门市的，很辛苦，但为我们腾出好多时间。”
尽管人手少工作多，陈云同志仍旧抓紧学习，每周至少要集中一天学习，有时学习内容多，就再增加半天。中组部学习就在一个窑洞里，把几张桌子拼起来，周围摆上椅子。16个人就是这样集中在一个窑洞里，中央文件、主席讲话、时事，以至自然科学什么都学。
袁宝华在中组部住着一孔窑洞。窑洞的前半部分是“办公室”，后半部分是卧室和中组部图书馆。在床的旁边，三面都是书架，上面整齐地摆着中组部到延安后买的书：有大部头的世界文库，也有鲁迅全集；有小说，也有剧本和散文，像我国名著《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都在架。在书架上有个小本子，谁借书谁登记，没有专职图书管理员。袁宝华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工作之暇，把这些全都翻了个底朝天，有的书看了还不止一遍。
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墙上，有一块汉白玉刻石，上面有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字，非常醒目，给每一位进党校学习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大礼堂遭到破坏，刻石被老乡悄悄埋藏起来。随着延安的收复，刻石重又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941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精简之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所谓大会也就是百人左右。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毛主席讲了话。
那时袁宝华仍在中组部工作，中组部办公地点与毛主席住处很近，平时也常能看到毛主席在延河边或山坡上散步，但直接听毛主席讲话还是头一次。
那天，毛主席早早来到广场，穿一件棉大衣，大衣后开衩处有一个10厘米见方的补丁。毛主席看到有几个小孩在广场上玩，就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与孩子们逗耍了起来。
毛主席讲话语言朴素、幽默、生动，一开始讲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这次讲话的主题。毛主席在会上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要作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哩！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手杖），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
毛主席话音刚落，广场上顿时响起串串笑声。
毛主席用一些深入浅出的实例，讲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讲自己调查研究的体会，说明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以及主观主义的危害之大，并要求中央领导带头下去调查研究。通过学习，在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培养了一代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生。袁宝华就是其中之一。
1945年9月，袁宝华奉命去东北工作。途经张家口时，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有意让袁宝华留在边区工矿管理局做人事工作。
袁宝华当时一心想去东北新区，便找到李葆华讲了自己的心情，李葆华表示理解，最后只得同意袁宝华继续去东北的请求。严达人正好带一个干部队去东北，李葆华便批准袁宝华随队前往。
袁宝华从承德坐上了火车，已经8年没坐火车了，那时的火车还是烧木柴，伴随火车的轰鸣，袁宝华的眼前浮现出8年前乘火车的情景……
“一二·九”运动开始不久，平津学联组织了学生南下宣传团，袁宝华便是其中一员。他与其他学生一道步行到农村工作20多天，又坐火车回到北平。他们到广大农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方面通过宣传团的工作唤起广大工农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同时通过深入农村也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群众观点。
他们来到河北农村，在农村的广阔田野里，在农家的田间炕头，袁宝华开始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农民的辛劳与艰苦。贫苦的庄稼汉一辈子辛勤劳作，到头来连老婆都娶不上；遭天灾，家里人口不能齐全；好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别无选择，最后只好闯关东……从这里，袁宝华真正认识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深刻认识到中国不走革命道路便没出路！
袁宝华一行乘坐的火车到了阜新林彪总部。车一到站，袁宝华便怀揣介绍信找到了林彪，林彪把介绍信批给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黄克诚穿一件黑色小棉袄正坐在炕头办公，他批准这个干部队随八旅行动。袁宝华跟随八旅从阜新沿铁路继续北上，沿途看到了日军为阻止苏联红军进攻而用飞机撞坏的坦克。
1946年元旦，袁宝华到达通辽。
在我军解放通辽之前，国民党与当地土匪勾结把我党派往通辽的干部都逮捕杀害了。袁宝华随八旅进驻通辽城后，便组成了通鲁地委，地委书记是喻屏。喻屏书记便把袁宝华和一些干部留下来，组织了城市工作团，任务是发动群众、支援战争。设在通辽的三师政治部和通鲁地委共组织了四个工作团。不久，又组成了吉江省委，喻屏任省委组织部长，袁宝华任干部科长。两个月后，长春失守，吉江省委解散，分成两个地委。袁宝华被派往乾安任县委书记。
在乾安的日子里，条件实在艰苦。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干部要以农村为家，城市只能算旅馆，若不能发动农民，外来干部在东北便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要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袁宝华对东北的形势心里是清楚的，剿匪反霸，分地主财产，在乾安装备了两个骑兵团。经过动员，县里有4000人参了军，占全县劳动力的10%，大批干部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乾安县以南是国统区，乾安南边便是游击区，可以说是个前沿县。袁宝华在乾安工作期间，一天到晚脑子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有好多个晚上是不敢脱衣睡觉的。作为县委书记，要召开县委会讨论工作，然后作出部署，再分头下去做工作，在武装上区有区大队，县有县大队。
就在袁宝华到达乾安之前，曾有几千土匪围攻乾安县城，城里只有8000人，由于武装少，无法打退土匪的进攻，县城一连被围了几十天。省委由前郭旗派去一个骑兵团，经过一番激烈较量，为乾安解了围，镇压了反动地主，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壮了农民的胆。在这次战斗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都成了后来土改工作、参军支前的骨干力量。
袁宝华在乾安工作近两年，后奉命调往洮安县（即白城子）。来东北的这几年，袁宝华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了群众的支持，革命工作便寸步难行，以至于没有立足之地。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在东北就是农民战争，如果不能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参军支前，如果不能与农民兄弟生死与共、患难同当，如果不能与农民同睡一个炕头，就做不到密切联系群众，就不能培养当地干部，也就不能支持到整个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终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那时起，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满怀喜悦的中华儿女又全身心投入到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东北解放后，袁宝华到了东北工业部工作。
1949年下半年，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来时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他们被派到各个工业局，有的还到了工厂。像鞍钢，当时炼钢还不正常，苏联专家也实行三班倒轮流值班。1950年毛主席访苏归来途经沈阳时讲了一次话，指出要把东北建设成为重工业基地，任务就是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因为当时关内经济状况也不好，上海物价一天一个样，人民币不断贬值。而基于东北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就给了东北一个特殊政策。毛主席说，东北币可不与人民币挂钩，东北仍可用东北银行的货币。这对巩固和发展东北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袁宝华从苏联回到了北京，这不是年轻时求学读书的北京吗？不，已经不是了，如今的北京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了！
回到北京前，袁宝华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与苏联谈判对华援助项目时，袁宝华也是谈判代表之一，所以，袁宝华从苏联回来后就主要从事落实苏联援助项目的建设工作。苏联援华项目大都是大项目、重工业。建设如此重头的大企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厂址。比如在选择武汉钢铁厂厂址时，就颇遇到了一些周折。
武钢原来叫华中钢铁公司，它主要依靠大冶铁矿，可苏联人不愿设计武钢，他们总认为武汉在台湾飞机轰炸的范围之内，他们主张把厂址选在包头，而当时我国主张两个都上，苏联人最后勉强同意了。
苏方派了个专家组，从大冶铁山到长沙，又到湘潭，最后选了武汉。在武汉又选了两个厂址，比较起来，青山厂址较好，可青山已被定为二汽的厂址。苏联机械专家坚持认为青山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厂址，而钢铁设计专家却坚持要把青山定为武钢厂址；这样分歧就在苏联专家内部展开。
适逢苏联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卡威尔来华访问。卡威尔曾是中苏签订合作项目时苏方参加人之一，中方参加人中有袁宝华。中央让袁宝华全程陪同这位副部长在华的活动。袁宝华正好在钢铁局工作，负责钢铁项目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工作。
卡威尔坐飞机把苏方援建的150多个项目的厂址都看了一遍，重点是看大项目的厂址。卡威尔到武汉后，苏联机械和钢铁专家都向他汇报，都想把卡威尔争取到自己一方。而卡威尔则倾向于钢铁专家的意见，主张二汽让武钢。
怎么办？究竟谁该让谁？“官司”打到了湖北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李先念那里。当时，李先念同志还兼任着二汽厂的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人。袁宝华、王任重、刘西尧等找到了先念同志，他们把苏联两方面专家的意见及卡威尔的倾向都向先念谈了，先念同志听后半天没说话。
最后先念问道：“那你们的意见呢？”
袁宝华说：“卡威尔是这批项目的总负责人，况且选钢厂厂址的要求比汽车厂厂址的要求要高，我们尊重卡威尔的意见。”
先念同志听后果断地说：“那就二汽让钢铁。”
先念此语大出袁宝华的意外，原来一般人都认为先念不好说话，凡是他认定的很难改变，没想到先念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会如此果断、顾大局，表现出了先念在紧要关头改变自己观点、服从大局需要的可贵精神。后来武钢的设计、建设都很顺利。1954年初开始设计，1958年就出铁了，速度之快是少有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出后当时各方面困难很多，但五年计划还是体现了毛主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思想，因为毛主席当时已感觉到苏方的教条主义不够灵活，有时不从实际出发。毛主席总想摆脱苏联的路子，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主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大家解放思想，又举了好多例子，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实践出真知，提出“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强调“一切经过试验”。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片面理解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只记住了“解放思想”和“三敢”，忘记了“一切经过试验”和“实事求是”，造成1958年搞钢铁翻一番的严重错误，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毛主席发现这个问题后曾感慨地说：“形而上学盛行，辩证法被丢到九霄云外。”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期，毛主席一直放心不下的是钢铁产量究竟能否翻一番。他专门把几个钢铁生产市的市委书记找来，一个一个地问：“你那儿能生产多少？翻一番能否做到？”最后大家报的数字不是1070万吨，而是1300万吨。
袁宝华和冶金部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毛主席也很重视作为钢铁主管部门的冶金部的意见。
袁宝华说：“钢铁生产有10个环节，可我们有10面红旗，只要大家向先进单位看齐是可以做到的。”
各个市委书记也都讲了条件，说可以完成。
最后毛主席说：“那就提‘1070’，把那几百万吨装在兜里备用。”
经委主任薄一波向毛主席建议道：“主席，咱们可否把这个数字在报上公布，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来支援翻一番。”
毛主席说：“这个主意好，告诉乔木同志明天见报。”
事后一波同志讲，当时心里没底，根据不足，便想出了采取公布之举的主意。
后来毛主席亲自到钢厂察看，到了马鞍山就发现了问题，条件与任务衔接不上。毛主席马上打电话到北京问：“能否完成‘1070’，我是睡不着觉哩。”
顿时全国上下都为毛主席睡着觉而奋斗，在这千方百计的奋斗中，有些做法是违反规律的，甚至弄虚作假。
毛主席又强调说：“铁要好铁，钢要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并提出：“质量第一，品种第一。”《鞍钢日报》把这句话作为标题发了社论。
最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是，1070万吨是完成了，后来估算好钢不过800万吨。
冶金部作了检查。毛主席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都是正确的，并且他是做了调查研究之后才拍板的，可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反映的情况不真实，导致毛主席决策失误。冶金部检查说，责任在冶金部，关键时刻没能为毛主席当好参谋、助手。袁宝华检讨自己当时头脑发热，王鹤寿同志也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时，冶金部想借此机会发展自己，各个钢铁生产市的书记也想趁此发展本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的本位主义思想在作怪。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些人想多方面否定毛主席。小平同志态度很坚决，强调责任是大家的，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过多否定毛主席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毛主席一贯提倡党内要有不同意见，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人没能把不同意见反映给毛主席。
袁宝华从此事中汲取了很深刻的教训，在以后从事的多种工作中，袁宝华都以此为戒，把它们作为永存的纪念以留给后来人。
199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