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支书性善，跟人说话从来都是和言细语，但人极聪明，写一手好字，是一员儒将。他把条子递过去，然后就不停地套近乎，不停地说，根本就不给局长考虑的时间，局长批过条子之后问他：“你是谁？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是马占兴嘛，南岸庄村村长”。拿上条子就走掉了。
最早的村庄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有一个部落首领掌管大事。这个首领一定是部落内的长者、勇者、智者。部落演变为村庄，一是因为部落从游牧状态转为固定居住，二是因为部落内有外姓进入。初时，外姓一定是小姓，不足以动摇原有的根基，他们只是被接纳而已。经过世代更替，他们也许会强大，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有可能掌管村内事务，成为全村首领，这要看他们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整体实力。多数村庄的统治者来自于大姓，这是农村千百年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
是一个村庄的首领而不是部落的首领时，不叫首领，而叫乡绅。事实上，中国农村真正的统治者一直是乡绅。但乡绅不是官名，而是一个地方有势力的人。旧时没有村官，官府设置的最低一级行政区划为乡。周朝时，以一万两千五百户为一乡，以后大致沿用。秦汉时，每乡设四五个官位，协助县官处理税务、缉捕、诉讼等事务。南朝时精简为一人，称为“乡豪”。最早在村庄内设置官位的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颁发过一个《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在农村每二十五家设一个“两司马”，每百家设一个“卒长”，每五百家设一“旅帅”，每两千五百家设一“师帅”，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设一“军帅”，都由本地人通过保举或公举充任。平时管理，战时组织打仗。这与后来我们的“全民皆兵”差不多，重在备战，不在于管理。太平天国短命，这种制度当然也短命。
开始在村庄设置官位的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日寇扶持汉奸，在当地成立了伪蒙疆自治政府，全称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府址在张家口。伪政府下设五盟二省。五盟是巴盟、锡盟、伊盟、乌盟和察盟；二省是大同省和宣化省。山阴县属大同省管辖。山阴县被划为十大村公所，每个村公所管辖范围相当于后来的两个乡镇。十大村公所分别为岱岳街，驻县城岱岳；信远村，驻广武；智明村，驻双寨；礼化村，驻马营庄；河阴村，驻山阴城；信义村，驻东辛庄；西绥村，驻水头；忠恕村，驻安荣；和平村，驻甘庄；仁爱村，驻高山疃；孝廉村，驻北周庄。安岸庄归北周庄村公所管辖。各大村公所设大村长一人，靖乡青年队长一人，办事人员若干。孝廉村也就是北周庄村公所所长由安岸庄村人马夺远担任。村公所以下，各自然村都设甲长一人，然后每三十户或五十户设闾长一人。甲长相当于村长，闾长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小组长。安岸庄第一任村长是马福。
人们很容易把日伪时期的村长认定为汉奸，其实不然。真正愿意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的并不多。如果把“为本人谋利益”和“为保全全村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后者在他们的内心所占比重并不小。生逢乱世，全村人危在旦夕，总得有个人站出来，与各方势力周旋。周旋得好，各方扯平，算他有能耐，周旋不好，说不定啥时就会掉脑袋，甚至祸及全家。当时的村长们都是双面胶，明着支应日本人，暗里帮助共产党，碰到土匪还要哄送，或要组织全村人反攻，保卫家园。也有傍着日本人横行乡里的，其实不多。
设置最完善运用最得力的村政权当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现在。当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土改至新中国成立初，村里的党组织设支部，这是决策和领导核心。第一任支部书记是樊生掌，因在斗争中“包庇和偏向”其叔樊兰被撤职。接替樊生掌的是马启，因为抽洋烟也被革职了。第三任支书是谭福贵，1958年迁走了。其后是马亮，当到1962年。支部以外设农会，相当于后来的村委会，农会主任相当于村长，是村里的行政领导。第一任农会主任是马育，第二任是马右，第三任是马占富。其后农会被撤销，农会主任改称村长，第一任村长是吴英。具体的办事机构有贫协，即贫农协会，设贫协主席一人，由贺兴祝担任；有武委会，分管武装，统领民兵，斗地主分田地，搞备战，维持社会治安，马礼朝、马生国是骨干；有民兵队，这是村中最正规的武装力量，民兵队长由吴明如担任。此外，尚有团委会、妇联会，在村小学还有少先队，这都属于外围组织，妇联主任要参加决策，重要的会议一般都要参加。都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不假。那时，村庄内经常开会，除了斗争地主富农外，还有许多宣讲政策的会议，都是要让全村人参加的。从古至今，女性是不应该抛头露面的，也从来不与全村的男人们坐在一起争长论短。但是，共产党号召解放妇女，妇女也很乐于让人解放，于是，这会那会就不断地召开。有个人编排笑话说：“工会农会武委会，想看媳妇开大会。”此人立马就被揪上台来批评斗争。幸亏他是长工，斗完了事，否则可能有更重的惩罚。
以上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建立。这一时期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其后不久，又成立了人民公社。总的一个脉络，是把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慢慢收回，归于集体了。这一时期的村级组织又有变动，保留和完善了党支部、团委会、妇联会和民兵连，取消了武委会、农会，新设了治安委，其后又改为调解委，专事村庄治安和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为了便于农业生产，全村分成三个生产小队，设置一正二副三个队长职务，一副负责财产保管，二副负责政治教育。三个小队加起来就是一个大队，所以，村长职务被取消，改设大队长。其实还是村长。
很明显，这一时期的村级组织是套用部队建制而来的，特别是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将全村人集合起来吃食堂，那就更像是一支屯垦的部队了。
吴德祥任本村支书时间最长，从1963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其间因“文革”停过几年职。他当支书的那些年，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运动多，上边的命令和号召也多，白天劳动，晚上开会，累下了胃病，他就常年捂着肚子行走，锄地歇息时，用锄橿顶着胸口窝。常年离不了镇痛片。历次运动和各项工作都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受表扬的时候多，挨批评的时候少。“文革”开始后，他成了走资派，挨了斗，坐了冷板凳。“文革”后期，他官复原职，但那时整天大会战，也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时也常搞阶级斗争，地富反坏右经常挨斗，他是支书，“文革”前期他也挨斗，他不挨斗了，斗别人，所以，别人就把这账记他头上。七十年代后期“文革”一结束，有一日，他刚从家门走出，就被一家成份不好的哥儿几个围起来推搡了一顿。哥几个吃了“阶级斗争”的苦，拿支书来出气，但是谁都知道，这不是哪个个人的错，是形势所迫。支书受了辱，连公社书记都不敢给撑腰，吴支书心灰意冷，极想退出，于是，被安排到了乡镇企业上班，不久死于胃病。吴支书性善，跟人说话从来都是和言细语，但人极聪明，写一手好字，是一员儒将。
担任村长时间最长的是马占兴，约有二十多年。马占兴，绰号三结巴，也称“三拍子”，曾有公职，别人在村里闹土改时，他就已经是区干部，后因什么原因被下放回村，一直掌管全村政务。他有文化，关心时事政治，也想让全村人有文化，关心政治，于是，他经常拧开大喇叭，给全村人念报纸，宣讲政策，传达会议精神。村里有大喇叭是在通电以后，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以前，他是用一个白铁皮卷成的喇叭喊话的。村里都是平房，一般高，只有饲养场的房顶上垛了干草，稍高些，他就站在草垛上念报纸喊话。有时也在街道上，从西喊到东又从东喊到西。奇怪的是，他平时说话有时结巴，一到讲话时却十分流利顺畅。有人讥讽他，说他之所以那么爱喊喇叭，“就是为了顺顺畅畅地说几句话哩。”他也算是个机智勇敢的人，有一次去县里哪个局为村里批电石，办事员让他去找局长批字，他又不认识局长，问清谁是局长在哪屋办公后，径直就闯进去，伸开双手就把局长的双手握住了，边握边亲热地说：“啊呀局长，总算把您找到了，分别了这么多年，想死了。提拔的真快呀！这么快就当局长了！正好我这儿有个条子，您给咱批个字，批了字就好办了。我还以为是谁呢，老弟兄嘛！”他把条子递过去，然后就不停地套近乎，不停地说，根本就不给局长考虑的时间。局长批过条子后，问他：“你是谁？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是马占兴嘛，安岸村村长。”拿上条子就走掉了。
副支书兼妇联主任樊生果，马进国妻子。马进国一支在村内被称作“文理人家”，重视文化教育。马进国在外乡当教师、当校长。长子马保云也当教师。次子“文革”前就考入太原工业大学，当时叫工学院。三子、四子也都在“文革”后考入正规大学。三子马成云现任应县政协主席。樊生果性格绵善，见人一面笑，说话慢声细语，但对工作很认真、很负责，很有敬业精神。她从解放初期任职，一直到改革开放，长达三十多年，是村干部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她在任上有两件事做得最敞亮，一是1952年扫盲时办妇女识字班，二是1958年办托儿所，都被树为典型，为村里争回四、五面锦旗，她自己也被评为省级劳模。
妇女干部高玉英，是从邻村辛留村迁来的。她家兄妹仨，都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她大哥高廷栋参加斗争时被地主一棒子打死了。土改时，分了地富的地和浮财，其后还要把埋在地下的斗出来，有的埋了，经过逼问交出来了，有的根本就没埋，或者也埋了也交了，再怎么逼问也没有了，这时候再逼就容易出事。那时没过关的地主富农都被圈起来，好几个村的圈在一起，高廷栋领着民兵看守，半夜时分，有的看守回家了，有的横躺竖卧睡着了，高廷栋也有些支持不住，不停地打瞌睡，打着打着就被永静城村被圈的一个人用木棒敲在了头上，再没有醒过来。高玉英二十来岁就当了村里的妇女干部。村里有两名妇女干部，另一位就是樊生果，樊生果当省劳模后，社会活动多，工作任务重，妇联主任一职就由高玉英担任了。那时候运动多，一个接一个，下乡干部也多，一拨又一拨。那时的下乡干部都实行“三同”，即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会搞运动一般在晚上。同住同劳动好办，同吃是件难事。先时，下乡干部吃派饭是件新鲜事，村民欢迎，全当贵客待。后来派饭就是件难事了。下乡干部不停地来，而农民瓮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更别说细粮了。自留地也收回了，自家的菜园子也不让种了，养畜不让养，也没有饲草饲料，不能养，实在拿不出能摆上桌面的饭菜招待干部，所以，派饭时大家都躲。大家都能躲，高玉英不能躲，她是妇联主任，专管派饭。实在派不出时，就只能往自家领。高玉英还领养过一个脑瘫的女娃。她亲戚生了一个女娃，雇请高玉英当奶妈，发现是脑瘫后就不要了，也不再给奶钱，高玉英怕闹下去娃儿遭罪，索性自己养起来，侍养了十八年，不幸病故。她家一直住在一孔独眼土窑里，七十年代初期，大队给缺房户批地基，每户五道，即一堂两屋外加两个耳房，轮到高玉英时，只剩四道了。当地有“人三鬼四”一说，四间屋的地基用风水来讲是不好的，高玉英是老党员老干部，不能争，只能让。但她心里不舒服，当着干部群众许多人感叹说：“闹来闹去这是闹我哩嘛！”这就成为笑话并成该村一句歇后语流传了。好在她一辈子心善积德，年近九十，仍很健康。
贺兴祝，贫协主席，贫协撤销后任村治保主任，后任调解委员，因工作积极，大事小事总是冲在最前头，人送绰号“扑虎儿”。“扑虎儿”是一种动物，就是蛾子。蛾子喜光，见火就扑，常被烧伤。“文革”时写批判稿常用“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这句话。村人居住和生活都在一个小天地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撕破脸面不好相处，所以，碰见一些不关自己的事大都躲开或者和稀泥两头说好。有一句老话叫“不吃油糕不沾油手”，算是村人长久以来的处世方式。但是，一味和稀泥对弘扬正气、净化村风是没有好处的，而且有些事是一定要分出个是非，由谁来分来定呢？贺兴祝！他不怕惹人，他怕的是正气不长，邪气上升。有一阵子，村里人在收秋时“偷秋”。不是明目张胆地把地里的庄稼往家里拿，而是以“拾秋”的方式进行。按惯例，收过的庄稼地是允许人们去拾的，比如拾麦穗、拾棒子、拾土豆萝卜之类。但因拾的人多，可拾的地少，有人就去正在收割的地里“拾”，这是不被允许的。有一次队里起山药，山药仍堆在地里没被拉走，就有人扛着锄头、提溜着箩筐口袋去地里耥。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制止是治安主任贺兴祝的首要职责，只见他三步并两步从庄户地里斜麻叉走来，见人就吼，很快就把人赶了出去。拾秋的怕他，就此罢手又心有不甘，怎么办？有人就想了个主意，把拾秋的人分成两拨，这个地头一拨，那个地头一拨。这样一来，贺主席就无法招架了，他跑到这个地头，那个地头的人进来，他跑去那个地头，这个地头的人又进去。长达二百四十步的地界，他气刹刹往返数次，边吼边骂，最终还是法不治众，他被累得一屁股坐在当地再也起不来了，起不来也还在不停地吼叫。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平时喘气都有些艰难，这时就更难了。让人失笑不已的是，他的四个儿子之中的两个就分别在两个地头和大伙一样起哄。因他为人正派，村人还让他兼着一个“副保管”的职务。集体化前期时，大队设一个保管，三个生产小队收回的粮食都由大队保管来保管，正保管带着钥匙。为避免监守自盗，或者说为避免制度上的漏洞而使村民产生疑虑，大队还设了一个副保管。每次正保管分完粮食后，都要由副保管在剩下的粮堆上按印儿，这就等于封存了。那个印信是木制的，一块方木板上刻了一个简单的图案，木板上按一个长柄。贺主席就经常把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印信扛在肩膀上或夹在屁股后，须臾不敢离身。那些年，每年正月闹红火以后都要集体吃一顿饭，犒劳大家。有一年犒劳过后，还剩半笸箩面，按规矩也要打印信，正巧那天贺主席的印信不知被谁藏起来了，没办法，贺主席就把一张脸按在了面上。以后不几日，干部们开罢会想打平伙，就让保管铲了几碗，抉圪塔吃了。一笸箩面少了许多，而且连印信也没有了，保管怕在副保管面前说不清楚，就让做饭的妇联主任也学贺主席样儿在面笸箩里按一脸印。妇联主任嫌龌龊，一屁股坐在面笸箩上，印一臀印应付。没几日，贺主席发现了问题，就去质问正保管，正保管很不在乎地说：“没动过，不看你那脸印子还在上边哩？”贺主席一听就火了，说：“你这是日屄不解裤带，捉哄二球坯哩，你看看那是我的脸？我这脸连鬓胡子长得跟猪鬃似的，有那么光？”这故事明显是从别处移植过来的，因为在别的村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但别村说的是两妯娌，兄弟媳妇老是怀疑嫂嫂偷面，遂在面上印一脸印，嫂嫂偷面后坐一臀印。兄弟媳妇不如贺主席机明，她只是有些疑惑，给了个“似曾相识”的结论，嫂嫂偷面的不良行为未被揭穿，所以照偷不误，而村干部打平伙的事在贺主席面前想瞒没瞒住，这样的多吃多占就很少发生了。以后不久搞“四清”，别村中许多干部有问题，有的还受到处分，而安岸庄干部大都顺利过关。
一个村庄也好，一个单位也好，有一个正直的保管管物，再有一个正直的、业务水平较高的会计管财，这就基本不会有大问题了。说到这里，我们就应该为村里的老会计贺裕如书写几笔。贺裕如是贫协主席贺兴祝的长子，从公社化一开始当大队会计直至现在。贺会计虽仅初中毕业，但他的学识不差，毛笔字硬笔字写得都好，特别是在数学方面造诣颇深。他做的账目很细，洋码子对得很齐整，三个生产队二三百户人家，每年谁家该得多少、余多少、欠多少，清清楚楚，很少出错。那些年，集体也穷，经常没钱拉炭，大队部里不能生火，也没有人去闲坐，他就一个人蜷缩在那里认认真真地下账。因他整天坐在冰冷的房间里，落下一个流鼻涕的毛病，经常“特儿特儿”地吸溜，为此，村人比照他父亲，给他起了一个“脓带虎”的绰号。两只老虎，一虎管财，一虎管物，百姓放心。千万别以为贺会计仅只是个带着瓜皮小帽的账房先生，是个非礼勿视的老学究，他也是个连鬓胡子，长得人高马大，白净面皮。他还有一肚子的文艺细胞。他的文艺特长很特别，就是“悬天驾雾”吹牛皮，而且所有“牛皮”里的主人翁都是他自己。他吹牛皮还有个特点，不管他吹得多么没边没缘，他都必须让你信，不信就跟你吵，跟你抬杠。他有许多经典的吹牛段子，我们在前边的“娱乐”一章中详细介绍过。村人吹牛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吹牛不同，一般人吹牛多是为了抬高自己，有很深的功利色彩，村人则不，村人吹牛就是为了娱乐，是一种特殊的大众化艺术形式。
历届村支书按先后排序如下：樊生掌、马启、谭福贵、马亮、吴德祥、吴德秀、马腾远、吴明祥、马计远。马计远之后，镇干部马新平代理一年，马新平不是本村人。马新平之后，现在村里主政的是马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