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里的反抗势力汇聚成了两支主要队伍：一支是右派的国家民主希腊联合会，主要与希腊流亡政府结盟；另一支是共产党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它的军事羽翼——希腊人民解放军。1942年至1943年间，英国与这些队伍的合作不是基于政治倾向性，而是因为他们在打击敌人方面的高效性。1942年8月，希腊抱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包括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对国王和政府怀有敌意”，例如，秘密情报局承认特别行动处的“行动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特点”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员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选择利用共产党员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反对轴心国最主动、活跃的力量。”在这一阶段，秘密情报局在希腊的主要军事行动是以士麦那作为基地，里斯少校在那里管理进入希腊的船只，同时提供逃跑线路，但是没有获得来自希腊大陆的更多情报。整个1942年间，情报缺乏一直是让人担心的事情。情报局各部门（一直以来）都向孟西斯施压，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外交部也想获得一个更好、更详细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分析报告，而政治形势分析是公认的十分复杂棘手的问题。开罗建了一个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如何从北非以及穿过士麦那潜入希腊。从1943年里斯管理的一支代号为“S”的特工网络开始做报告以来，各项事务均获得很大进展。代号为“S.41”的特工是在1942年9月开始工作的，他主要从萨洛尼卡发来陆军及海军情报，这些情报大部分是他在火车上观察获得的。另一名代号为“S.30”的特工在意大利入侵土耳其时曾是意大利军队的一名士兵，他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因为从1943年初直到7月被捕，他独自一人一共提交了39份关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空军、陆军和海军的情报，情报部对这些情报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3年，秘密情报局的一些官员潜入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主要负责希腊境内德军战争指令的报告。其中一名官员名叫奈杰尔·克莱夫，他于1941年12月开始在情报局工作，其间曾担任过巴格达代表的助理。之前他在开罗策划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行动。他于1943年12月戴着一条装了100个沙弗林金币的钱包暗皮带，化名为“吉姆·拉塞尔”乘降落伞来到希腊境内，与他同行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和一名希腊军官协助他做联络工作。克莱夫的工作不需要特别隐秘，他表面上是在国家民主希腊联合会总部下设的特别行动处盟军军事使团工作，他身穿英国军装与游击队员一起公开生活在希腊山区。克莱夫后来说，他工作时发生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是他秘密情报局的前任——一位自称是希腊裔的美国人科斯塔·劳伦斯被一名特别行动处的官员枪杀。枪杀他的这名官员是爱尔兰人，名叫史派克·莫兰。虽然克莱夫很清楚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之间一直都有这样那样的过节，但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实在很严重，莫兰似乎相信劳伦斯就是一个叛国者，认为他正要向德国出卖自己。莫兰本人及他在特别行动处的同僚们对克莱夫帮助很大，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克莱夫才得以搜集到大量有关德军的情报并发现名义上为敌军工作的希腊翻译员们其实很乐意协助他们。直到德军于1944年秋天撤离希腊，克莱夫一直都留在伊庇鲁斯，而且从1944年春天起，他就开始对希腊反抗团队间的政治竞争进行报告，实际上就是他预测到希腊内战会在当年年底爆发。[448]
与此同时，在战争的后半段时期，土耳其一直是一个情报活动很活跃的中心。著名间谍“西塞罗”为敌军成功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西塞罗”本名叫伊利萨·巴兹纳，是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许格森爵士的一名阿尔巴尼亚籍贴身男仆，许格森在安全方面松散马虎的态度使得巴兹纳能在1943年系统地给严格分类的文件拍照并把这些照片卖给德军。无线电情报和一名在德国外交部战略事务办公室的特工都发现有秘密情报从安卡拉大使馆泄露出去，此后秘密情报局被要求参与到这一调查中，但是一直到战后才调查清楚整个事件的原委[449]。就在西塞罗危机的同一时期，秘密情报局通过积极策反埃里希·凡米兰恩博士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对抗纳粹德国的“阿布维尔”。凡米兰恩是一名反纳粹的罗马天主教徒，战前他曾获得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但由于他拒绝加入学校里的纳粹青年组织而没有成行）。自1942年10月起，他担任纳粹德国阿布维尔驻土耳其的高级官员保罗·莱夫库恩的助理，他的妻子是驻安卡拉的德国大使弗兰茨·冯·巴本的表姊妹，与1944年策划刺杀希特勒的一名领袖亚当·冯·特罗特·祖·索沃斯有亲戚关系。
凡米兰恩的主管官员是尼古拉斯·艾略特，他从1942年春开始就担任第五处驻伊斯坦布尔的代表。战后的一项评估报告记录了艾略特“用极富完美的技术和同情心以及恰到好处的严厉度”与凡米兰恩夫妇交往。凡米兰恩与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陆军武官助理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给艾略特。他们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4年1月18日，1月21日艾略特告诉伦敦的菲力克斯·考吉尔他已经聘用了凡米兰恩，艾略特把凡米兰恩描述为一个“机敏、有教养、自信、特别聪明、逻辑思维能力强、有些微的矫揉造作的、家庭出身良好的年轻德国人”。他说凡米兰恩愿意为秘密情报局工作，因为他“在宗教信仰上是一名狂热的反纳粹主义者”，而且他的妻子及其家人都是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凡米兰恩提供了关于纳粹德国驻土耳其的“阿布维尔”的“大量详细情报”，这使得秘密情报局的情报站“完全确信”他的忠诚。1月底的连续4天时间里，凡米兰恩成功地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德国“阿布维尔”的重要文件照片，包括一份建立驻土耳其的“阿布维尔”的完整文件。同时，他还提供给秘密情报局“阿布维尔”在土耳其及中东地区近期军事行动的详细信息。
1月25日一名土耳其秘密警察局的线人告诫艾略特，他们已经知道凡米兰恩在与英国联系。由此可以推断，德国肯定不久就会听到风声，所以艾略特在土耳其的协助下，把凡米兰恩一家及其他两名反纳粹的“阿布维尔”官员通过秘密情报局在士麦那的情报站秘密送往开罗。正因为凡米兰恩在“阿布维尔”内部的高级特权，他的叛变使该地区轴心国间谍系统严重受挫。据报告，莱夫库恩被凡米兰恩的叛变搞得“十分恼火”，他很没面子地被柏林召回。凡米兰恩的叛变除了对德军在近东和远东的军事行动产生影响外，也对“阿布维尔”和希姆莱的帝国保安部在德国的情报霸权地位之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争斗的结果是帝国保安部吞并了“阿布维尔”。凡米兰恩的叛变也是导致卡纳里斯落败的原因之一。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总结的那样，整个德国的情报机构“就是在1944年早春这一时期陷入了困境，而这正是情报机构发挥作用决定第三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450]
在布加勒斯特，成绩卓越的特工领袖“母山羊”不断地提供大量情报。1942年夏天他被要求去确认五个部署在罗马尼亚的意大利师的番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提供了“一卷记录沿法国海岸线建成的防御工事的胶卷”，他还报告说一名特工助理宣称，他“知道德国的工兵们打算放弃带射程为3000公里的新型轰炸机过来”。他在1943年7月问道：“我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吗？”“这可能就是海因凯尔的177型飞机，”伦敦回答道，“空军部对此十分感兴趣，请继续工作下去。”[451]“母山羊”的线人似乎并没有帮助到摇摆不定的德国工兵们，但总部和伊斯坦布尔的交流展示了其他任何特工都不能提供的情报范围。
“母山羊”的间谍网络说明了战时情报的搜集必须通晓数国语言。他本人最初是一名法国特工，他自己的组织就有几个不同国籍的特工，这当然会带来风险。1943年11月他手下有几个波兰籍无线电报务员，他们中有三人在次年2月被捕，“原因是被发现在华沙的波兰组织里为布加勒斯特工作”。到1944年春天为止，“母山羊”（他本人不是左翼分子）发电报询问：“如果苏联在英国之前到达布加勒斯特，那该采取什么态度？”伦敦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尽量不让苏联知道关于我们特工的情况，但是对那些有可能被捕的特工我们应该予以保护。”然而，1944年6月“由于两名法国人的指控”，“母山羊”在家中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他们怀疑他在为英国工作。但是，在当时罗马尼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因为德军的撤退以及苏联的侵入，“为英国工作”可能还成了优势。据之后的报告说，“母山羊”会见了罗马尼亚反间谍活动的领袖特拉扬·勃塞斯库上校。“母山羊”承认他“是英国情报局驻第十四国[罗马尼亚]的领导并警告勃塞斯库，如果他和他的同伴不被释放的话，勃塞斯库和他的同僚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会谈“马上产生了效应”，“母山羊”和他的一些特工被释放并被安排坐上开往伊斯坦布尔的一架飞机，条件是，如果可能的话，他必须保证英国要帮助罗马尼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