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2年中期，安全协调处的发展顶峰已过（尽管斯蒂芬森一直留守到该组织于1945年结束）。1942年10月，孟西斯回应了斯蒂芬森增加员工的要求，答复并不乐观：“你的团队已够大”，应该考虑“裁员而非增员”。新年之际，空军准将佩恩（副局长）外出考察美洲的秘密情报局情报站，并同埃利斯讨论了局势。此时，孟西斯正打算采取强硬手段。他在1943年1月2日的电报中说道，“在纽约和华盛顿办事处的秘密情报局规模让我感到不安”。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增加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秘密情报局情报站的员工数量，并直截了当地指示斯蒂芬森“至3月31日止，纽约和华盛顿的情报处要减少25%的行政人员和25%的文书人员”。斯蒂芬森据理力争，他抗议“这25%的数字过于随意，没有任何的统计依据”，并指出，他管理的秘密情报局行政人员总数只有12个（文书人员数目也大致相同），减少了25%就意味着会减少3名人员。不过，他同意裁去负责南美情报的员工，但仍然抱怨佩恩的报告明显不利于他（“基于恶意流言的卑劣指控导致的是对我们行动的失实陈述”），并警告说，“如果英国安全协调处在此的地位受到削弱”，那么，我们“在这个半球取得的地位将逐步拱手让给琼斯[胡佛]”，“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这一论点似乎对伦敦总部也颇有影响，因为尽管美国的秘密情报局成员在逐渐减少，孟西斯却没有按原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减。
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情报工作
除1945年的安全协调处“官方记录”外，没有其他关于英国安全协调处工作的完整记录。显然，该“官方记录”是要尽可能清楚地展示组织工作，编写所用的记录后来都被销毁了。尽管纽约与伦敦间的无数电报大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但那些用外交邮袋传递的更具实质性内容的信件和报告却少有留存。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年报保存下来了（不清楚总共有多少这种年报）。此年报涵盖了从1943年3月到1944年6月间发生的事，还有一张有用的图片是关于战争后半期英国安全协调处情报工作的。情报部门下的3个科（每处各有2名员工）负责处理各种情报。报告科负责处理来自第四十八国[美国]情报处的欧洲战区报告，并筹办《西半球情报周刊》，制订关于第四十八国政治数据的报表和“联络职责”。到1944年中期，它的第一项职责由战略情报局伦敦办公处接替，战略情报局还拓宽了情报获取渠道，提供了更多的报告。瓦伦丁·维维安认为，尽管《西半球情报周刊》筹划精心而且颇有意思，但“它并非秘密情报局职能”，“不值得花那么多工夫”。对政治报告的评论与此相似，认为把它归为使馆工作更为恰当。一般情况下，政治报告“不以报告形式发至总部，只作为可用的背景材料等”。
尽管“监管处”从各方面讲“都只是安全协调处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却负责来自拉丁美洲各情报站的材料，实际上直接向伦敦报告，并在当地和加拿大转发一些相关的报告。“经济处”向伦敦的经济战略部提供美国和拉美的经济情报，所提供的材料中就有关于“美国国外财产托管人”活动的情报，其中包括控制敌人的公司如德国化工企业“法本”公司活动的情报。由于意识到该托管人正“准备开展一项”增加对拉美出口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铭记其中一些[敌人的]公司在上一次战争后已经重新受到德国控制的事实”，经济处（第四处）“决定继续秘密监视该托管人的活动”。据查明，该托管人正在同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公司谈判供货安排事宜，“正在孕育着不良影响的发展趋势”。该代管人没有向英国大使提交任何报告，“但英国政府却一直收到来自第四处的报告”。
秘密情报局在北美最大的情报处有5名人员，负责处理“XB”，即反间谍和“反颠覆活动”。该报告称，XB工作取得的成效为“逮捕、起诉或定罪”，由美国当局的“7个关键特工”和20名左右的同伴执行。该情报处自然而然地与联邦调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于1943年10月起联合调查共产党及其在南美洲的行动。北美秘密情报站的长期目标为“抵御印第安人行动”。在认真地研究了美国官方情报后，秘密情报局制作了印第安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可疑人员名册。然而，在“最近几个月内”，美国官方及其他各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不愿就提供有关英籍印第安公民的情报进行合作。据说，这是由于“美国人排斥的是当下民众普遍接受的英帝国主义镇压印第安民族主义者这一思想”，而非排斥“任何官方授意的政策”。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向来是由已返回英国的个别员工从事，而且秘密情报局针对印第安行动的研究于1944年6月结束。
威廉·斯蒂芬森于1945年为英国安全协调处写就的《官方历史》称，该机构最大的成就是成功打入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内部；与此同时，得益于特工“辛西娅”的美人计，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密码被安全协调处获取。官方史学界也称，特工辛西娅成功阻止了意大利试图劫走被扣押在美国港口的意大利商船的企图。秘密情报局文件中没有说明辛西娅在对意大利的情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但有材料部分证实了她在针对维希法国活动中的作用。1940年10月来自里斯本的一份报告显示辛西娅（伊丽莎白·派克女士嫁给了一个英国外交官，其丈夫在战争之前曾为波兰的秘密情报局工作）曾到华盛顿访问过。这份报告指出辛西娅可能会再次服务于这个机构，因为她和一位亲英派的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是好朋友。他年约四十，未婚，而她也非常地具有吸引力。这位军官和他的同事都“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帮助英国”，为英国当局提供情报。伦敦当局把这份合同交给了斯蒂芬森，他曾在1941年3月允诺每月给她250英镑的工资，试用期“3个月”，以第四十八国首都的外交界与外国人圈子来作掩护。
根据安全协调处的记录，辛西娅在1941年初夏与维希政府的新闻参赞查尔斯·布鲁斯关系暧昧，并因此为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来自维希驻华盛顿使馆的情报。这些情报如此之多以至于孟西斯都抱怨材料的数目过多，并要求48000站在递送材料时应更具有选择性，即这些材料应集中于美法关系以及来自法国海军专员的电报。1942年7月，他特意要求提供法国大使和海军专员正在使用的新密码的情报。根据英国安全协调处历史记载，辛西娅和布鲁斯假装成情侣，以便他们晚上可以待在大使馆，并且策划了一系列保证他们安全获得情报的活动。纽约报道说，第一次由于辛西娅太过紧张，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保险箱，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复制密码。据历史记录记载，他们后来成功了两次，得到了两份维希法国密码本的影印资料，但是在这份档案中却没有相关的材料来证实这一点。[426]
秘密情报局在拉美
英国安全协调处报告显示，1943年到1944年，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秘密情报局站的总支出不少于2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60万英镑）。这说明这些活动在全球的巨大扩张，这一数目是1939年到1940年财政年度分拨到这些地区的近十倍。1938年春，英国当地居民雷金纳德·“雷克斯”·米勒被委派到蒙得维的亚做南美洲海军专员的助理。外交部的格拉德温·杰布写道，他主要负责与情报有关的事情。如果可以避免，当局希望对他的任命不做过多的宣传。米勒是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商人，虽然他并没有情报工作经验，但他做得很好。他在南美洲一直从事与情报有关的工作，直到1946年。
除了收集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战时秘密情报局在南美洲情报站的工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主要是海军方面的情报，包括：按照伦敦在1939年9月下达给巴拿马情报站的指示，潜入墨西哥监视德国的行动，尤其是关于飞机和潜艇等的供给活动；像米勒在1940年2月有关乌拉圭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调查德国使馆的活动以及他们与海上警报、游览等其他活动存在的潜在关系。第二类包括监测和渗透到当地的轴心国区域，识别敌方的情报结构并且评估其可能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造成的潜在威胁。第三类是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包括配合斯蒂芬森领导下的安全协调处，在特别行动人员指导下采取的特别行动。在所有这些工作类型中，获取海军情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战争的前半年。有些工作会被排除在情报局的工作范围外，或许是因为客户部还没有确定权责范围。1943年，伦敦当局曾提议让秘鲁特工参与药材生意，理由是我们不是“只对”咖啡因的生产和出口感兴趣。
战争爆发后，米勒的秘密情报站的工作范围自然也扩大了。9月25日，外交部获悉，他曾雇用几个机构为经济战略部收集情报。到10月份时，米勒就开始抱怨说他的特工机构的工作量太大了，因此12月初他聘请了一个全职助理来全权负责秘密情报局在巴西的工作。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专员担心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下，米勒的身体可能会垮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专员的大多数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都来源于米勒主控的情报机构。专员称，“在其管理范围内负责收集敌军活动情报的机构”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材料，“他提供的材料如此有用以至于没有任何必要再夸大”。海军部做事情非常地果断，而且米勒最终也得到了一个助手。1940年初，米勒和其办公室的两名秘书获准每个月可花费160英镑以完善总部和8个分支机构的网络，以便于侦察乌干达的纳粹机构。5个月后他提出智利的情报站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他遇到了难度较大且需极强协调性的德国情报渗透问题。在智利，情报站每个月的花费为150英镑左右，并且只有8个至10个成员的情报机构，除了限制敌军的行为之外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了。1940年孟西斯通过了米勒提出的让一个军官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开展工作的提议。1941年，亨利·希格曼少校（曾是马德里的护照管理主任，现在总部工作）被任命为“76000”，负责独立地领导在圣地亚哥的情报机构。
由于普雷特河之战，海军部对该地区更加关注。当时英国军舰迫使德国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格拉芙·施佩伯爵号”退缩到乌拉圭领海，并于1939年12月17日沉没。尽管这在战争初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但丝毫没有减轻英军的担忧，仅仅面对南大西洋的德国船队就使担忧加剧，而其他敌舰，包括南美洲海岸的偏远地区隐藏的甚至用作补给的潜艇和用商船改造成的伪装巡洋舰，都能在战争中起作用，威胁着至关重要的英国海事通信。由于地中海封锁英国的商业运输，船只不得不绕道好望角才能到达中东和印度，以及远东和大洋洲。事实上截至1940年底，尽管德国飞机主要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展开行动，但也已造成54艘商船的损耗，共计367000吨。[427]
1940年5月，米勒报告，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已建立了船上监督机构，但由于漫长的海岸线，非常分散的人口和只有11个替补特工使得这项任务成为“相当大的困难”之一。米勒不得不主要依靠“几个位于这个海岸或附近海岸的孤立的英国人工作的农场”，并声称：“要把对当地情况完全生疏的特工运送到人烟如此稀少的地区，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往往需要数百名特工才能确保产生具体的结果。”他提出了“为这个目的而装备远洋渔船的可能性”。在后来的一个月里，一个替补特工回顾了他在智利经历的关于与漫长海岸线和分散人口相类似的挑战。此外，在圣地亚哥以南800英里的艾森省，有“占有很大比例的德国定居者”，而且，前一年夏天的“一队被认为是科学探险队的德国人”已经“勘探过全省”，且“毫无疑问已经非常彻底地绘制了这个国家的地图”。该报告以不祥的口吻说，这项工作并非受“智利政府之托”。由于组建海岸组织“不可行”，米勒提出了通过海上或空中进行监视的变通方案。
在伦敦，这被诠释为一个稳固的空中海岸监控提案。考虑到“成本巨大”，秘密情报局询问海军部“关于其可行性和价值”的看法。同时，米勒还提议，任命一名特工在当地石油公司的名义下从事调查工作。1940年8月，“由于有一架攻击舰就藏匿在巴塔哥尼亚的某个无人居住的小湾”，这项提议受到海军部的热烈欢迎。但这种安排只是权宜之计，于是，海军部在12月向秘密情报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让其通过空中监视“南美东海岸线，其中包括巴西南部、阿根廷和泰拉地岛和智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百老汇的秘密情报局美国处处长赫伯特·泰勒向一家石油公司的主管咨询后得知，即便排除了可能遇到的任何当地的政治问题，那项计划在建立和运行的第一年就将花费一万英镑。1941年1月泰勒指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充满困难的”，但由于海军部“非常渴望这项计划能实现”，他只好回复，“在我们说无能为力之前，要尽一切可能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