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西斯的鼓励下，斯蒂芬森承担起了整个西半球的工作，包括与美国进行联络和独自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9月，孟西斯注意到海军部急需敌军在墨西哥的行动情报。于是他向斯蒂芬森建议，如果美国的情报来源无法提供所需情报，他应该单独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秘密情报局组织（后来的确建立了）。斯蒂芬森也同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联邦调查局1940年至1946年间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均有其特别情报局[421]。1940年11月，斯蒂芬森手下潜伏在墨西哥城的特工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情报，称有4艘德国船企图冲破英国封锁进入墨西哥湾，后来这几艘船被美国海军截留。联邦调查局也担心轴心国国家会侵占整个美洲。1940年10月胡佛获悉意大利人通过外交信使从美国银行账户取出385万美元（相当于今日的5900万美元），然后带入里约热内卢，他认为这些钱很可能用于资助在美洲的战争。美国国务院了解到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后，赞成通过斯蒂芬森和胡佛“共同努力”来拦截这批资金。孟西斯建议斯蒂芬森向泛美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施加“最必要的压力”，盗取在途中的资金。另外，如果资金邮袋进入特里尼达和加勒比地区的任何英国属地时，须确保英国当局会拦截它。但是，孟西斯也认为，“资金有可能通过中美洲”。虽然他可以提醒当地英国特工注意信使经过该地区，“却显然无法煽动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事实上，尽管三分之二的资金进入了巴西，但斯蒂芬森还是提供了帮助，他拦截了一位穿越墨西哥城且携带有140万美元的信使。斯蒂芬森的当地特工向墨西哥警方通风报信，显然外交邮袋是由“新手不经意”打开的（因为外交邮袋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钱发现后被没收，并存入银行冻结起来。
1940年秋天，英国与美国合作全面升级，尽管此时正值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罗斯福不得不为针对其过于亲英、执意放弃美国中立立场的指责进行辩护。与此同时，斯蒂芬森和孟西斯在促进不断扩展的英美合作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同年11月（罗斯福总统已开始其第三任期），斯蒂芬森告知孟西斯，“目前我们在这里的最好的朋友”多诺万，根据罗斯福的要求，正计划着又一次跨越大西洋的访问。他将走访地中海地区和英国，然后返回美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继续他上次访问的成果，打击绥靖势力再次抬头。”如同多诺万上次的访问，孟西斯负责指挥来访的所有安排。12月，孟西斯在写给德斯蒙德·莫顿的信中提到，要高度重视多诺万对英国的友谊。他还说“丘吉尔先生赞扬了多诺万为我们所做的事，肯定了他为实现共同利益所制定的今后的行动方向。此时获得的成果将比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的成果更快”。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以首相的名义获得支持，尽管莫顿本人不能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莫顿说：“首相知道多诺万对我们有价值，虽然首相觉得多诺万有点过于乐观。”莫顿款待了多诺万，并“提醒首相，多诺万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孟西斯还游说卡多根，转告斯蒂芬森的看法，即多诺万“与豪斯上校相比，对总统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似乎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丘吉尔也借机扭转了局势。他不仅与多诺万在唐宁街10号共进午餐，还下达指示：多诺万对地中海、中东和巴尔干地区进行访问时，应向他提供“一切便利”，“多诺万上校对美国总统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完全信任他”[422]。
孟西斯于1940年12月7日发给德斯蒙德·莫顿的信，向首相引荐“疯狂的比尔”多诺万。
1941年1月末，由斯蒂芬森出任处长的北美地区英国安全协调处正式“注册登记，并受到美国政府的欢迎”。尽管如此，有一些政府成员，特别是反英的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仍对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活动和英美的亲密关系持怀疑态度。同年3月，伯利提出，斯蒂芬森虽然表面上参与保护英国物资的工作，暗地里却在发展“结构完善的秘密警察机构和情报局”，还有“一群长期在职的特工和许多线人”。伯利并不完全反对英国对其船只和弹药的保护，只是认为这项工作必须得到官方认可，并与联邦调查局协作完成[423]。1941年，斯蒂芬森所做的大量工作引起了孟西斯的关注。斯蒂芬森负责了特别行动处、军情五处、安全执行及经济战略部等部门，孟西斯担心工作过多会令他忽略他的首要职责，即为秘密情报局工作。斯蒂芬森被要求在北美筛选特工，以便在英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部署人员。孟西斯发电报给斯蒂芬森，称“希望在此问题上，你会记住原机构不变而迫切的需求”。斯蒂芬森利用美国的中立地位，在当地招募特工。这些特工须“按照要求接受埃利斯的培训”，才能派往里斯本或瑞士。后来斯蒂芬森利用西班牙船只，经过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城或桑坦德港口将其特工送入法国。在发出秘密情报局的关键任务指示后，孟西斯称他希望“潜伏在维希的高级特工能提供一些政治情报，尤其是法国政府的计划，以及维希政权的假想强人——[海军上校]达兰的真实立场”。
1941年初夏，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上将在他的私人助理伊恩·弗莱明中校的陪同下前往美国考察，以提升英美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行动得到秘密情报局的支持。戈弗雷与斯蒂芬森紧密合作，并部分参与了劝说多诺万接受（并促使罗斯福同意其担任）情报协调员一职的行动。正如斯蒂芬森设想的一样，多诺万是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处与美国交流的理想人选。1941年5月，戈弗雷在访问前夕向孟西斯发回报告称，他“一直在想办法，好让比尔接受协调全部48个[美国]情报站的工作的职务”。戈弗雷刚抵达美国，斯蒂芬森就组织了他与诺克斯、亨利·斯蒂姆森（陆军部长）及罗伯特·杰克逊（总检察长）的私人会面。希望借此机会“促使他们立即做出决定”，避免通过十分耗时的“官方渠道”解决。戈弗雷入住多诺万在纽约的公寓，对多诺万所做的工作印象十分深刻，认为多诺万的“精神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期待得到的结果，即“情报领域内的全面合作”。戈弗雷提醒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维克托·卡文迪什——本廷克，称可能需要丘吉尔向多诺万发送一份“以私人名义规劝的通讯”，卡文迪什——本廷克明智地否决了这个请求。“尽管泄漏的危险很小，但也必须考虑到，”他警告说，“如果这份通讯被泄露，多诺万就会被指责为英国特工，而不是杰出的自由职业者。”
根据戈弗雷的回忆录，他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他试图渗透到华盛顿官僚机构，他并不清楚当时美国陆军和海军关系的紧张状况。他向斯蒂芬森咨询，而斯蒂芬森反过来去请教威廉·怀斯曼爵士。后来，怀斯曼爵士邀请戈弗雷访问白宫[424]。6月12日，戈弗雷通过电报告知孟西斯和海军部，称在前一天晚上，他与“飞轮”（罗斯福的代号）共进了晚餐。后来两人单独面谈了一小时，主要是“详细地询问有关情报协调和结盟方面的问题”。戈弗雷尽量避免提及多诺万的名字，但显然只有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6月19日，斯蒂芬森发消息称罗斯福已任命多诺万为情报协调员，处理各种形式的情报（包括特殊行动）。“可以想象，”斯蒂芬森写道，“3个月以来一直努力争取在华府的地位，最终能将‘我们的人’安插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我是多么的轻松啊！”担任情报协调员为多诺万于1942年6月统领战略情报局做了铺垫。通过管理在情报协调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报协调员组织以及战略情报局，多诺万控制了情报和特别行动联合组织。比起孟西斯管理的秘密情报局，这个组织更像斯蒂芬森的安全协调处。出于对特别行动的深层厌恶，克劳德·丹齐巧妙地将这两个“节目单”放在了一起。1942年4月，丹齐抱怨说“多诺万并没有为秘密情报局付出多少”。他“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一点可以在特别行动处的行动中得到证明。此外，48000[斯蒂芬森]还敦促他保持低调”。
战略情报局迅速发展成为规模大、实力强的机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蒂芬森和其职员的帮助和建议。战略情报局对秘密情报局的影响反映了“二战”期间及“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中积极、矛盾以及艰难的一面。伴随着亲密无间、富有成效及相互信任的亲密伙伴关系的是不可避免的竞争和冲突。这主要是因为1941年12月珍珠港遭袭后，美国人在盟军战斗中投入愤怒的情绪，使其无限制地使用战争资源。虽然英美战时联盟的亲密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两方在任何时候都未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除了为击败轴心国而进行的广泛合作外，两国都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尤其小心翼翼地保护其最隐蔽的情报机构的运行。伦敦总部战略情报局的负责人威廉·菲利普斯说，“我的责任”是协助多诺万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美国情报局，“通过发展独立的美国情报来源”，“防止英国秘密情报[原文如此]吞并掉我们”。这证明了美国情报人员潜在的敌对时期感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综合实力、办事效率及其威胁。
战略情报局是一个综合的（或者大体上如此）秘密情报机构，除专门的情报工作外还进行宣传工作及特别行动。它的这种富有挑战的性质反映了情报工作是什么以及一个情报机构都在合法、合理地做些什么。自30年代中期起，秘密情报局在面临战争爆发前期及战时的巨大压力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秘密活动，但并非所有活动都会专门地从国外搜集情报。在同样的压力下，威廉·斯蒂芬森以其不寻常的商业天赋和创业才能大大增强了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实力。英国安全协调处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为强大的组织，并得到了多数来访人员的好评。戈弗雷上将写道，“我十分欣赏你在纽约取得的卓越成就”。“这样一个组织能发展成这样，我认为这种成就是非口舌所能赞誉的。”F.T.“汤米”·戴维斯是一位资深的特别行动处工作人员，曾在劳伦斯·格兰德的D处工作。他说秘密情报局、安全部以及特别行动处的英国安全协调处三个科之间“非常和谐的关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称赞“进行全面而又迅速的情报互换”带来了“巨大优势”[425]。1941年底，理查德·甘比尔——帕里访问了英国安全协调处。他对斯蒂芬森“专心、超强记忆力及驱动力”的印象十分深刻，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效率，还赞扬了英国安全协调处总部内部及其与各分支机构之间所维系的良好关系。
但美国参战后，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安全工作和情报工作大多由联邦调查局及其他情报机构依法接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加入盟军后，其国务院及服务部门随之做出决定，要在西半球发挥其主导性影响，阻止外国在美国本土的所有地下活动，无论对方是敌是友。这一决定实际上威胁到了英国安全协调处在美国的地位。1942年1月，斯蒂芬森向孟西斯报告，美国国会所谓的《麦凯乐草案》要求所有“外国特工”注册，注册信息包括其职位、薪酬、职责以及所从事的活动。斯蒂芬森写道：“这使得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工作难以实施，因为要公开我们所有的记录和资料显然不可能。”然而孟西斯对此却不是很担心。他认为：“这项草案事实上并不会影响秘密情报局的活动，因为你是从大使馆领钱而不是通过银行。你的特工全都是秘密人士，除该组织以外不为任何人所知，而且美国人也不可能去调查你们的行动。”无论如何，“现在的秘密情报局行动还不够好，因为所有获自美国情报处的战斗力情报都需由驻华盛顿的英国使团递交”，他们已知道“美国已经参战”。后来，经过斯蒂芬森和其他人积极地疏通，美国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免除同盟国盟军特工的登记，他们只需私下里向其大使馆报告。
1944年6月的英国安全协调处组织结构图，表明斯蒂芬森的北美帝国从事活动的范围之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