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占领挪威，不仅使迄今为止人手与经费相当匮乏的秘密情报局在瑞典的情报站处于战争的前线，也使瑞典对可能威胁他们中立立场的国外秘密活动提高了警惕[374]。此外，像战争早期其他欧洲中立国家一样，在瑞典有很多亲英派，也有很多亲德派。1939年海军少校约翰·马丁担任情报站长期间，仅有10个正式特工和助理特工登记在册，其中还有4人处于见习期。1940年初，D处一组主要为经济战略部收集航运情报的特工被捕，被判服劳役8个月到15个月不等。[375]
更糟的还在后头。1940年4月，D处的一个秘密情报组被瑞典人发现。这个情报组以商业活动作掩护开展工作，想破坏向德国出口铁矿石的瑞典北部港口设施，这项行动是丘吉尔特别督促的。组长A.D.里克曼被捕（因与移居瑞士的德国记者接触而引起了瑞典安全局的注意），在他公寓内发现了大量的危险物品，包括53公斤炸药、雷管和电子定时装置。驻瑞典公使维克托·马利特向伦敦抱怨说“我们的侦探工作似乎糟透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将我和他们自己置于尴尬境地外，他们在瑞典几乎一无所获”。马丁也非常不高兴。他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抱怨道：“坦白地说，我感到很痛苦，为帮助他们我付出了那样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他们竟因为疏忽无能连累我至此！”此外，里克曼的失败使马丁的一个最重要的单线联系的瑞典线人灰心丧气。此人一直通过里克曼及其助手向瑞典人透露情报。马丁写道：“这次事件对线人的影响令人感到悲哀。”他坦言：“以前以为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却感到第22号国家（英国）秘密情报局大多是一些毫无经验的外行。”[376]
D处在瑞典的无能表现是劳伦斯·格兰德被降回原职的原因之一，也促使特别行动处作为独立机构建立起来。马丁对特别行动一直很反感，而瑞典的情况表明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时期。例如，1941年3月，特别行动处的三个挪威特工被捕后，马丁就对孟西斯抱怨说：“特别行动处的活动已造成严重后果并损害了我们和瑞典的关系……使我处境尴尬，更难开展工作。他们闯入我负责的领域，争夺情报资源并引起严重混乱。”孟西斯转而要求特别行动局的弗兰克·纳尔逊，“指示你的手下目前要不露声色，行动要极端谨慎”。
1940年丹麦和挪威沦陷，1941年芬兰驱逐了英国人，这意味着从1942年初开始，瑞典就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大本营。英国派遣了更多的特工到瑞典，在马尔默和哥德堡建立二级情报站。虽然在瑞典首都受到非常严密的监视，马丁的斯德哥尔摩情报站仍在处理瑞典和丹麦的情报，并协助挪威情报站的工作。哈里·凯尔的赫尔辛基流亡情报站则处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情报。挪威情报站最重要的行动是1941年以来和科学家们的接触，这些科学家能获取有关德国原子弹研究进程的极具价值的情报。
除了这些活动外，伦敦希望从斯德哥尔摩获取更多情报。1942年2月，孟西斯告诉马丁，他对“德国北部、德军在波罗的海以及丹麦港口的（陆海空三军）第一手情报的匮乏令人感到十分震惊”。他希望由卡尔负责，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波罗的海诸国间接获取相关情报，都要逐步展开“对德国北部和丹麦的情报工作”，即使马丁仍然遇到很多问题——虽然并非所有问题都是他自己造成的。1942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由来自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管理）头号特工和他手下的三个成员被捕。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人使用自己的译码，通过秘密情报局斯德哥尔摩情报站传输情报。截获文件中有他们的译码材料，看完所有电报备份后，瑞典人尤其对其中的一条消息提出了异议，此消息提到瑞典可能向德国输送感染伤寒症的虱子，如果消息传到德国人耳中，就会使他们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然，马丁怀疑特别行动处是幕后黑手，而且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特别行动处与至少两名被捕人员保持联系。瑞典的相关新闻报道铺天盖地，马利特再次遭遇尴尬。
1942年12月，马丁调任签证官。说一口流利俄语、以木材商为生的西里尔·切希尔接替了马丁的位置。1943年到1945年间的情况无疑大为好转，切希尔在此期间显著提升了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情报量。1939年到1942年间，马丁的压力的确很大。他承受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带来的巨大冲击，此外，他还要应付早前在D处和特别行动处的过于投入所带来的后遗症。在此情形下，他依然表现得十分镇定，而且依然获得公使的信任，这当然也是一种成就。
瑞士
1939年，秘密情报局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由一位签证官负责，还配有一个助手和一个无线话务员。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克劳德·丹齐和他大部分Z组织的成员都从伦敦迁到瑞士，他们认为以瑞士为基地能更好地渗入德国。丹齐和其中至少四个同事最初入住在苏黎世酒店，相当危险。在那儿，丹齐警告同伴，“不要叫我上校”。最终这个情报小组以在苏黎世领事馆签证部门为掩饰开展工作，丹齐任领事。11月孟西斯担任局长后，丹齐重返伦敦任职，由他的嗜酒如命的副手岌岌可危地打点着情报站，直到1940年2月弗雷德里克·“范尼”·范登·霍伊维尔伯爵替代他，霍伊维尔负责此情报站直到战争结束。霍伊维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原籍意大利，在英国长大，事业成功。他和弗雷迪·布朗宁是熟人，1916年到1918年间曾在法国和瑞士效力于卡明。
1939年10月，秘密情报局的一个特工在瑞士被捕，经审讯交代了丹齐的Z身份。丹齐非常担心这位特工能否被安全释放，因此，1939年11月底——孟西斯被正式任命为局长之前——他亲自拜访了同业公会总裁，并派格拉德温·杰布去见财政部的贺瑞斯·威尔逊爵士，请他批准和与瑞士人做些贸易——他们建议将瑞士手表的进口配额从3万英镑增至5万英镑。丹齐有理由紧张，因为被捕的特工声称其一切行为都是受丹齐指示。“为什么这个无赖要撒谎！”丹齐发怒道，“我才刚刚和他联系上，真是难以理解！”丹齐在瑞士的线人说他已经曝光，他们和他在公开场合碰面太危险。后来通过和瑞士一位调解人的商议，做了一笔交易，特工被释放，回到了英国。
Z组织原来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特工网络，但战争开始后人们才发现，这显然不太可能实现。瑞士对其中立立场已经高度敏感，这使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在其境内的情报部门举步维艰。1940年初，他们通过一个瑞士人成功渗入秘密情报局苏黎世情报站。此人在伦敦生活，并申请回国。Z组织甚至连表面的过场都一概免了，立即雇他到瑞士开展工作。但他向瑞士当局自首，瑞士当局一度利用他监视秘密情报局，直到其主管官员得到一名匿名人士的举报，要他警惕这位瑞典人的双重身份。不咨询丹齐，几乎不可能招募此人，但在战争早期的困难情况下经常都是这样草率招募特工的。
丹齐拒绝让手下开展反间谍工作，而瓦伦丁·维维安则拒绝安置任何来自瑞士第五处的人，双方仍然僵持不下。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被派往瑞士的一个官员后来声称，这主要是由两人的对立引起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关系都不好，这很可悲。”瑞士情报站运作的另一大难题是通信困难。虽然情报局在日内瓦有一台无线电台，但它只能用来接收情报，因为瑞士当局不允许外国使团在本国发送加密情报，只能通过瑞士邮政发送。在法国陷落之前，情报由巴黎以外交邮包的方式传出去。1940年5月以后，可以让具有外交官身份、45岁以上的英国外交使团成员，经由维希法国到西班牙再到葡萄牙然后乘飞机把情报带回伦敦。1942年11月德国占领维希后，这个方式也被迫中止了。从那以后，贿赂南美洲的外交官将邮包带出便成为不得已的手段，“两次旅行，终身退隐”便是其写照。为进一步增强安全性，外交邮包里的信都是要缝在信封里。依然可以发送密码电报，但秘密情报局必须使用一次性密匙。由于瑞士越来越孤立，导致密钥供应极为紧缺，无论把物资带入或带出瑞士都很困难。通信困难意味着常常只有最最重要的情报才能由电报发送，而大多数在瑞士收集的情报会拖延很久才能到达伦敦。而且，由于缺乏持续的安全通信，伦敦不能发出任何无线电讯号，这是瑞士站的另一个障碍。
哈林娜·希曼斯卡是战时最优秀的驻瑞士特工，正如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所记忆的那样，她是一个“极具魅力和人品高尚之人”。她于1940年底开始工作。希曼斯卡的丈夫曾经是波兰驻柏林的陆军武官。正是在柏林，两人与纳粹德国“阿布维尔”首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相识[377]。波兰战败后，卡纳里斯安排希曼斯卡逃往瑞士，让她和阿布维尔驻苏黎世代表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取得联系。希曼斯卡虽然名义上是波兰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秘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名波兰情报特工（她的报酬从英国提供的经费中支付），并开始培养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获取德国政策及其国内形势的情报。在他们的安排下，她向波兰人传播情报的同时，也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以代号“Z.5/1”直接向秘密情报局传递情报。例如，1941年2月，她报告了德国飞机存储的详细情报，吉泽维乌斯有关目前“不会入侵英国，但空中轰炸和潜艇活动会大规模增加”的看法，以及“3月之前不会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采取行动”的情报。3个月之后吉泽维乌斯告诉希曼斯卡，他“确信苏联和德国之间会在5月初爆发战争”。这种情报大多非常可靠。4月6日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而“巴巴罗萨”行动，即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入侵，本来计划在5月的，后来推迟到了1941年6月22日。
然而，希曼斯卡和吉泽维乌斯关系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卡纳里斯这个角色，秘密情报局叫他西奥多。对英、德情报工作中出现的这一惊人的瑞士中间环节，其情报的精确性质，引起许多推测。比如，有人猜测卡纳里斯和孟西斯是不是有私下联系。秘密情报局档案表明吉泽维乌斯（虽然不是情报处特工）是情报的固定来源。1940年8月至1942年12月间，日内瓦向伦敦陆续发送了25份报告，其中所涉及的情报全都是由吉泽维乌斯提供的，几乎所有的情报都是通过希曼斯卡传输的。尽管范登·霍伊维尔向伦敦机构汇报了吉泽维乌斯是“西奥多的头号线人”，但因情报中只有9份提到了卡纳里斯，所以这一汇报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事实上，范登·霍伊维尔表达这一看法或许完全是为增加其情报量。这25份情报中，有一份是1941年10月19日希曼斯卡同卡纳里斯在伯尔尼进餐时得到的。这是惟一一次有记载的卡纳里斯和向秘密情报局直接汇报人面对面的会谈。当时，卡纳里斯刚从苏俄前线返回，汇报了德国军队由于严冬天气所面临的艰难险阻。他说，希特勒失算了，原来他“指望得到苏联自己内部的不满因素的支持，这一点完全未能实现”。
卡纳里斯和吉泽维乌斯都与德国的反对派有牵连，但就他们与波兰、英国及美国驻瑞士的国外情报机构的联系程度来看，他们是否构成叛国还值得商榷（吉泽维乌斯从1943年春开始，向美国战略情报处驻伯尼尔代表艾伦·杜勒斯传送情报）。卡纳里斯和吉泽维乌斯或许很可能彼此并没有隐瞒各自的观点与国家的立场，培养波兰和英国眼线毕竟是阿布维尔正当的工作，借此他们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还可以得到一条散布虚假情报的渠道。例如，1941年3月28日，希曼斯卡从吉泽维乌斯那里得到了情报，便在报告中明确声明，“位于利比亚的德国军队没有[强调]进攻的打算”。实际上，两天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就开进了昔兰尼加。
芬洛和低地国家的工作
Z组织迁往瑞士后，丹齐原在荷兰的手下西格斯蒙德·佩恩·贝斯特被调到海牙秘密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史蒂文斯手下工作。贝斯特同时带走了几个与德国军队内部反纳粹组织联络的重要线人。早在1939年10月，史蒂文斯曾向伦敦报告说，贝斯特“相当自信”，他可以安排“两个第12号国家身处高位的人”（“12号国家”为德国代码）——冯·伦斯德将军和多歇恩将军“近期”访问荷兰。史蒂文斯报告说，他们都是一个名为“努力推翻现政权以建立军事专政”组织的成员。然而德意志人想要的，则是“某种保证”。如果他们成功了，英国政府要“准备与他们谈判”。史蒂文斯咨询了英国驻海牙公使内维尔·布兰德爵士。布兰德表示支持，但是由于他的外交地位，没有伦敦方面的命令，他不会把自己卷进去。此外，史蒂文斯打听到，除了冯·伦斯德将军外，维德斯海姆将军和泰克曼上校都和这个反对组织有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