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尼案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在破坏一场有预谋的南美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作用。1934年11月，维维安在巴黎被简要告知，乔尼被派往巴西。其任务是协助共产国际的一次行动，负责特别行动和爆破训练，以支持路易斯·卡洛斯·普雷特斯的革命运动。该运动旨在推翻于1930年上台的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的右翼政府。当时秘密情报局还没有巴西站，因此没有人分管乔尼，或提供通信，或与大使馆交涉。而当时的局势随时有可能发展成对英国利益是灾难性的，况且英国在那里已有大量的投资。因此，在外交部范西塔特向大使威廉·西兹爵士的热情推荐下，维维安也努力做出了适当的安排。1935年11月2日，他抵达里约热内卢。他虽有乔尼的住址，但并未事先约定。在他的故事版本中，他找到了那间屋子，按响了门铃：“一个黑人仆人打开门，尖叫了一声，立即关上了门，差一点没碰到我的脸。”维维安再次按了门铃，但再没有人应答，所以他绕到房屋的一侧，发现一个虽然很高但却敞开着的窗户。“当我爬上去跌进窗户里时，一只巨大臂膀从窗帘后伸了出来，一把柯尔特500型自动手枪（原文如此）对着我。”这是乔尼的手臂，他还以为是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光临。
此后情况有了改进，维维安与乔尼多次碰头，不过有一次他在科帕卡巴纳海滩被严重晒伤。与此同时，那位驻巴西大使尤其固执。西兹告诉维维安说，他“愿为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不遗余力”，但不会让他手下的任何官员“充当媒介”。他也不会“就如果发生与何时发生革命向巴西政府提出警告，尽管范西塔特认为我可以那么做。他们会认为我们在该国肯定有间谍，我不会这么做的”。维维安在返回到伦敦之前，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英国商人为乔尼搭上线，乔尼在未来数月定期报告该阴谋的进展。到了6月，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辛克莱于6月12日告诉范西塔特，事情“已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革命政府的“第一个行动”，他警告说，“将接收英国在巴西所有的企业，并将把与企业有关的所有英国公民驱逐出境”。他告诉海军情报局局长，“几乎可以肯定年底前会爆发一场革命，可能需要海军采取行动，以保护英国的利益”。面对这个情报，范西塔特果断指示西兹向巴西总统瓦加斯发出警告。西兹于6月20日发出了警告，不过，“由于离阴谋的实施还有一点时间”，西兹“担心巴西当局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
虽然瓦加斯（对西兹的警告“感激和感兴趣”）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共产国际的同谋者们依然在逃。还有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就是，一些左翼部队可能兵变，而这在4个月后确实发生了。12月25日晚，乔尼发出警告说，24-48小时之内就会在里约市起事，秘密情报局在当地以经商作掩护的线人随即向大使发出了警告。11月26日上午10时许，该商人按照乔尼的要求与其约会，被告知普雷特斯和他军队中的朋友打算当晚暴动。凌晨三点，这位秘密情报局人员将情况告诉了大使，但更为有效的是，他还警告了加拿大国有的巴西公交、电灯和电力公司（俗称电灯公司）的总经理，这是里约市主要的公用事业公司，能够通过切断“反抗军营的电源来阻挠和挫败革命者，使其无灯照明，无法使用无线电台”。经过一番惨烈的战斗，暴乱平息了。乔尼进一步提供的情报使得巴西当局找到了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并查获了大量的定罪文件，这才使接下来摧毁革命者在南美的设施设备成为可能。
1936年1月在对阴谋分子大搜捕的过程中，乔尼本人也遭逮捕，但通过那位商人的帮助后获释，后逃到阿根廷。12月他最终被召回莫斯科，尽管维维安有疑虑，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顶住了共产国际的调查，后被送回巴西，负责组织一套人马去接管在日本的一个共产党军事情报网。由于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没有到位，这一行动似乎也就放弃了。但乔尼却留了下来，享受着他从事间谍活动所作努力带来的[至今都很可观的]真金白银。从1938年起，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代表（基地设在蒙得维的亚）雇用乔尼“作为一个纳粹特工奸细”，而这个角色，他不是很擅长。正如维维安回忆说，“在他做了多年非常轰动的工作后，这反倒不是他的特长”。1939年11月，他因“间谍罪”被捕，受到巴西警方非常粗暴的对待。在那位商人设法给伦敦提醒后，外交部向巴西大使提出了抗议，乔尼才获释。他被带回英国，后来在加拿大定居。多年之后，他才把他作为英国情报人员的谍海生涯透露给了新闻界。[279]
欧洲的机遇和艰难时光
哈罗德·吉布森从1922年12月起担任布加勒斯特站站长，根据他的看法，罗马尼亚被视为针对苏联工作的重要国家。吉布森原本去过罗马尼亚担任晨邮报的记者。从1924年起，在他弟弟阿奇的协助下（也是以记者作掩护），在土耳其花了大量的时间招募白俄线人（包括其代号为“HV/109的特工”），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资源网络。20世纪20年代，他手下有近七十人，虽然不一定都是在同一时间招募的，分布在罗马尼亚和苏联边境两侧。吉布森的一个小组就是由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的一个职员（代号“313”）负责的。
该职员替一个罗马尼亚特勤局官员工作，由后者将情报传递给吉布森。特工313有下线，在1930年被其中一个下线出卖之前，提供了大量有关苏联黑海舰队的有用情报。此外，还提供有红军在乌克兰和在中亚伊尔库茨克的情报。1930年，在百老汇的海军和陆军情报局局长——拉塞尔和孟西斯对报告分别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均未保存下来）。孟西斯宣布，这些情报“一次次证明十分精确”。哈罗德·吉布森在1931年3月动身前往里加之后（带着他的HV/109），他的继任者，陆军少校蒙塔古·“蒙蒂”·吉布森，与阿奇·吉布森一道组建了新的网络，部分依托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来获取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情报。虽然秘密情报局与罗马尼亚安全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关系相当密切——尤其是后者对特工与信使跨越罗马尼亚和苏联边境的活动帮了很大的忙——阿奇·吉布森事后声称（与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布加勒斯特站几乎所有关于苏联的报告都来自自己的资源。像这样维持独立的情报渠道很受伦敦的赏识。1936年1月，孟西斯在总部的副手坚持认为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组织“应当以某种形式来维持”，这是“十分重要的，否则我们将完全依赖秘密情报局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几乎依赖于这些国家的总参谋部提供的情报”。但到了这个阶段，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行动已经因弗莱梅事件遭到致命破坏。1935年10月，罗马尼亚军事秘密情报局局长米哈伊尔·穆鲁佐夫少校通知吉布森，他逮捕了米哈伊尔和亚历山大·弗莱梅两兄弟，他们既为罗马尼亚人工作，又为哈罗德·吉布森的特工“109”工作（尽管不是为秘密情报局工作）。穆鲁佐夫已经发现弗莱梅兄弟还是格别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间谍。他说，任何公开审判都将是不可取的，尤其是考虑到这有可能暴露罗马尼亚人和秘密情报局的紧密关系。并且还说，他打算在初审之后便枪毙两人。出于保密需要，奇德森坚决同意并接受了穆鲁佐夫亲自审讯弗莱梅兄弟的要求，以便确定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组织及其在苏联境内的情报传递线路可能已经暴露到何种程度。经过审问不幸的两兄弟和特工“109”之后，穆鲁佐夫认为后者是无辜的，但格别乌已经彻底渗透到罗马尼亚和秘密情报局的反苏情报网。奇德森虽然承认有某种损坏的可能性，但拒绝恐慌，并要求工作一如既往，直至他获得相反的证据为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同时，穆鲁佐夫还逮捕了特工“109”的一个下属“109/18”，并且认为此人也在为苏联人工作，尽管他在1935年12月向奇德森承认，“难以给他一个确切的罪名”。然而，对于弗莱梅兄弟，他提议实施“秘密处置”。奇德森强烈反对杀害自己的特工，说服穆鲁佐夫释放了之中的一个，但（大概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此人后来被秘密情报局辞退了。这一事件显然震撼了秘密情报局。1936年1月在百老汇回顾这一局面时，一些官员认为，再也不能依靠布加勒斯特站来获取苏联的情报。孟西斯对格别乌在罗马尼亚情报网渗透的程度“深感不安”，但他也认为，秘密情报局不能证明“109/18”有罪。确实，给他的印象是“许多有价值的情报”都是“来自目前‘14000’（奇德森）领导下的这个情报站”。陆军部对秘密情报局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怀疑（竭尽全力或许更利于挽回局面），他认为“格别乌多年来向我们提供货真价实的情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布加勒斯特，奇德森同样不愿接受，他的整个行动受到了连累。2月份，为了联系上两个“313”的线人，重新恢复工作，他派出一名可信赖的特工到苏联。可无论是此人或是“313”的两个线人，从此杳无音信。在推定他们被特工“109/18”出卖给格别乌后，于1936年4月报告他们已经被害。这实际上标志着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针对苏联的行动的终结。
奇德森随后被调往海牙，1936年8月由阿奇·吉布森接任布加勒斯特站站长。不久之后，他报告说穆鲁佐夫对秘密情报局尝试在罗马尼亚境内维持一个组织的企图感到不安，因为后者完全肯定该组织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便假定该组织是针对或准备针对罗马尼亚的。“穆鲁佐夫”，吉布森在报告中说，长期以来帮了英国很多忙，“让他的人供我们调遣”，提供过境方便，“对他所提供的情报守口如瓶以及许多其他好处”。“从我们这里，”吉布森报告说，“他不过得到了一个金烟盒，偶尔送点香烟和不时有一些情报。”但布加勒斯特站（和整个英国和罗马尼亚情报关系）再也没有从弗莱梅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事件充分表明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正在进行并分明很扎实的情报工作因发现可能的背叛而突然间遭受破坏。也许还抱有一线希望以及分明不愿意放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情报工作，无论是奇德森还是孟西斯最初都不愿意承认，秘密情报局在罗马尼亚的行动可能已被彻底破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以及与穆鲁佐夫顽固而冷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体现了他们对其现有特工具有值得称道的信心，要不然就是出于对自身良好判断力的自信（并非那么令人钦佩），最后给奇德森在1936年春试图恢复的情报网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奇德森或许也是因其过于轻信的态度在他下一个任职期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当时弗克特·冯·库特里克担任秘密情报局海牙站负责人的副手，被德国反间谍机关——“阿布维尔”策反，出卖了秘密情报局与军情五处好些德国籍顶级特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一边；与此相反，保加利亚则是敌对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秘密情报局索非亚情报站很少或根本没有与当地安全部门有过正式接触。事实上，国际上普遍适用的禁止从事反对居住国活动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秘密情报局在开始只是寻找有无违反讷伊和平条约的情况，而保加利亚人也曾在1919年11月签署了该条约。共产党人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一个野心勃勃要把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划入保加利亚的极端暴力民族主义团体）的颠覆活动是其重要目标。在整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非亚扩大了情报网，开始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土耳其、意大利和苏联的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时，也收集德国的情报。秘密情报局一个情报站的负责特工，一个与南斯拉夫高层官员关系不错的新闻记者，提供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情报。另有一个负责特工，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发展了一位线人，每周提供多瑙河上穿梭于南斯拉夫、德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驳船载运货物清单。第三位是居住在索非亚的白俄，手下有几个小组向保加利亚人提供运往该国的军火情报以及前往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情况。他的一个特工，在土耳其军队和海军船坞安插有眼线，被形容为有“亲共倾向”，“反基马尔政权”，同时也需要“钱来养情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