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尔对斯特普托的第一印象还不错（“我非常喜欢他，我认为他很聪明”）。但到了1933年底，海军与秘密情报局在远东的关系因后者获取日本情报毫无进展而开始变得令人不快。由于是辛克莱交代的任务，斯特普托解释了在日本的情报工作所表现出的具体问题。“已尽全力，”他声称，“来寻找一位能接替我们在日本组织的专职人员。但是，要‘做成功’就‘必须’找到一个能操一口流利日语的人，况且在日本的仇外心理和猜疑高涨的情况下，提出主动接触极其危险。”“在每一个外国人都受到严密监视、间谍恐慌普遍盛行之时，现在要尝试建立一个组织，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是一个极其微妙的事。”另一个困难就是英国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的态度，他强烈反对利用使馆来替秘密情报局工作或联络。
海军对秘密情报局的不满由于海军情报局副局长W.E.C.泰特海军少校而更加激化了。鉴于日本日显侵略性的远东扩张政策，他于1933年底被派往远东报告海军情报工作。泰特提出在香港设立一个新的综合情报区域办事处（即后来的远东联合情报局），对秘密情报局十分挑剔，尤其对有关日本、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情报匮乏提出了批评。他抱怨斯特普托故显神秘，这反而坏了他的名声。“隐匿与神秘，”泰特说，“只有当人们愿意相信它们的后面还有东西时才会接受。一旦稍有一丝怀疑，那些所采取的非常隐秘的预防措施只会进一步增加猜疑，直至有人确信值得怀疑的是C.X.（斯特普托），而不是其他人。”因此，斯特普托“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足信”。[276]
到1934年4月，连德雷尔也对斯特普托失去了信心。虽然他承认斯特普托是“一个行家里手”，而且“对中国政治的动向”具有“相当的天赋”，但德雷尔要的是“有关防御工事的准确事实”，以及“对在日本及其属地的任何敌对行动的征兆发出警告”。斯特普托“说得太多了”，德雷尔对辛克莱说，他的“轻率而自负的谈话通常令人们对他的真实身份深信不疑”。“也许，”他开玩笑说，“斯特普托只是一个傀儡，而你却有一个脱离于他的真正的秘密情报局在暗中工作。”德雷尔建议，既然斯特普托的真正身份是那么广为人知，此人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毁了秘密情报局组建起来的任何一个组织。或许，一旦有机会，我们那些小个子黄皮肤朋友就会毫不迟疑地把他扔进黄浦江（一条流经上海的河流）”。
在得知德雷尔的批评后，斯特普托提出了辞呈，但辛克莱忠实地支持他的这位下属。“我仍然完全信任你，事实上，你与其他部门高官不合并不是你离开秘密情报局的原因。要是这样的话，”他接着说，“我每周都得辞几次职。”同样，百老汇也看到了秘密情报局在获取日本海军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失利，遂经维维安建议，辛克莱在1934年6月决定任命一名新代表，以香港为基地，接管斯特普托的日本情报工作。
秘密情报局与斯特普托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的失利是三方面合力的结果。首先，资源稀缺（还有其他原因）使得秘密情报局坚持让“28000”唱独角戏；其次是不断增长的情报需求，特别是面临来自日本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时武装部队对情报的需求，以及个性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对倒霉的而身体又长期不适的斯特普托产生了负面影响时。即使把他安置在他的关系圈子里，与他熟悉的陆军、海军和外交同事们一起工作，斯特普托在收集日本情报方面的进展是否就会有任何好转，对此人们仍心存疑虑。无论他多么精通共产主义与中国政治，指望他来承担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是在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仍是不现实的。辛克莱是正确的。1934年7月他在给德雷尔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即使是你或者总指挥官现在也未意识到获取日本或台湾的秘密情报信息的极端困难性。”辛克莱虽然派出一个新人接管海军和陆军情报部门，但他同时说道，“很明显，似乎没有任何机会获得任何额外的资金以资助这一任务，这使得该任务变得比预料的更困难”。一位1928年以来一直协助斯特普托的眼线在其日记中谈道，武装部队对于缺乏日本情报的批评不绝于耳。“如果他们要求去偷计划，”他在1934年8月写道，“向在职人员行贿等（这无疑是他们获取所需情报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们必须提供远远超过现有经费的资金。”
秘密情报局驻香港的新人叫查尔斯·德雷奇，一个退役的海军少校指挥官，曾在1923年至1926年间作为皇家海军蓝铃号战舰的水手在中国服役。他以做生意为掩护，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20世纪20年代所建立的网络雏形到了30年代初已经完全崩溃。德雷奇的副手是一个南非人，1923年由柏林站招募，后来在奉天（沈阳）任职。该助手对招聘所谓的“机动化类型的特工”颇有独到之处：访问日本和台湾港口的中国海员。1936年初，在百老汇有报告说，正在监视日本的4个港口（横须贺、神户、广岛和朝霞）和台湾的两个港口（基隆、大邱[原文如此]）。台湾相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块比较容易啃的骨头。1938年10月，德雷奇夸口说，他掌控着“台湾惟一的秘密情报组织”，因此“垄断了来自该岛的可靠情报”；但回报并不理想。1938年4月，海军情报部门对来自远东的情报缺乏提出抱怨之后，辛克莱得到了一个72名在该地区工作的特工与线人的清单，其中29个被认为“有可能获得日本海军情报”。虽然这代表了对资源的公允安排，但缺乏迅捷的通讯能力严重制约了情报传递的及时性。1935年，秘密情报局在大阪和东京的人员曾经尝试通过正规电报渠道发送密码情报，以及从神户发送快递邮件等，但都不完全可靠。1936年9月，辛克莱重申，秘密情报局的职责是“维持一个海岸监视组织，以便对部队调动或可能的战争动员预先提供情报”，接着抱怨德雷奇说，“这个组织经常出现问题，这与你在这个问题上提供误导性的报告不无关系，已引起了国内的严重焦虑”。另外就是特工损失的情况。1937年初，一名特工被逮捕，酷刑之后“很快交出了发往香港的有关部队调动的密码电报”。幸运的是，一位圈内的下线秘密雇用了一位律师，花了500美金将他的同事保释。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秘密情报局仍然无法满足军队对情报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间或有所成就，例如辛克莱在193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就讲，“根据一个无懈可击的情报来源”（可能是无线电情报），“新型日本战列舰为46000吨位（毛重），装备有12门16英寸机关炮”。这足以打动汉基，他对辛克莱“获得这样一条重要和出色的情报”表示热烈祝贺。虽然德雷奇似乎搞到了一些有关台湾方面的优秀情报，但在日本方面却并非那么成功。斯特普托继续从上海主要报告一些政治问题，而弗兰克·莱昂特·希尔，30年代初任命的北京站负责人，有一个雄心勃勃的信念，就是要渗透到西伯利亚东部、满洲、朝鲜以及中国北方，可似乎一直并没有多大建树。希尔在1939年底还在努力建立可行的网络，从他的特工名单显示，他的一些报告是基于一两个位居北京西南重要战略铁路枢纽丰台的中国线人写的。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能够提供有关日本作战命令的详细情报，因为军列会通过该枢纽从沿海驶往中国中部。
乔尼案
约翰（“乔尼”）·海因里希·德格拉夫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与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部（即后来的格勒乌——苏军陆军情报局）的双料间谍。乔尼一案是秘密情报局在20世纪3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通过一个持续时间长达五年的罕见渗透，该案的告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共产国际的工作习惯与德行。它使得秘密情报局能够抢先一步阻止了计划于巴西举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成了秘密情报局为了英国利益采取秘密政治活动的一个早期案例。从地理上看，该案跨越莫斯科、英国、德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它让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苏联为了达到其政治革命与军事目的所采取的政策和干涉其他国家的手段。德格拉夫交代的情报还从另外两个渠道得到了证实与补充：另有一位早期苏联叛逃人员，曾任苏联内务部特工，于1933年也开始向秘密情报局交代过；还有由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的从共产国际拦截到的代号为“面具”的密码电报。[277]
按照现在的说法，德格拉夫是主动提供服务的。自1923年来，由秘密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弗兰克·福利初次跟他取得了联系。福利在1933年2月13日向辛克莱报告说，他正在与一位叫路德维希·登科尔梅耶的人（德格拉夫的别名）接触，“德国人，1894年5月11日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与德国一个非法组织——红色战士联盟的秘书长”。这位德国人自称于1931年至1932年两次访问英国，“向莫斯科报告英国共产党的情况”。福利在情报中持续说道，“主动提出要成为我的特工。他说可以给我提供有关共产主义在英国武装部队中宣传活动的完整情报，并继续让我了解经由德国安排的共产党在英国的工作情况”。德格拉夫的开价是：首付2000德国马克，以后每月500马克（分别约合144英镑与36英镑，按现在的价格分别为7300英镑与1800英镑）。“我认为这是我迄今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关系，对此人的真实性我深信不疑。我是否可以继续进行谈判？”福利问道。
“乔尼案”在秘密情报局尽人皆知，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个传说，这段故事——当然是一段佳话——无疑还会讲下去。几年之后，维维安说，他被辛克莱紧急召到他的办公室并向他出示了福利的电报，局长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当维维安抗议说，他没有过夜行李，辛克莱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你的妻子会带上一只装满够一个礼拜用品的箱子于十一点钟与你碰头，这是为你们预定的机票。”档案记录则要平凡得多，具体来说，辛克莱给柏林发出指令，立即召福利回国。虽然福利等人帮助管理这位特工，维维安成了乔尼的主要办案官员，负责写报告和提供信息，凭此来核实乔尼报告的真实性。不过辛克莱对此也表现出非常密切的关注，以至于在总部文件中此事被描述为“情报局局长的惟一案例”。
乔尼的第一次报告（1933年3月提交）长达28页，讲述了“共产党在英军中做瓦解工作”的情况，辛克莱[在与军情五处核实相关佐证资料的细节后]判断其为“真实的且极有价值”。与乔尼通信很棘手。秘密情报局无法与他取得联系，经过维维安为他提供一个“废弃信箱的地址”之后，该邮箱仍未启用。“只有当他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址时”（正如维维安回顾的那样），他才可以见秘密情报局的分管人员。1933年3月，迫于纳粹德国的压力，乔尼离开德国，福利才与他在布拉格碰上了头。三个月后，乔尼以一个“大豆商人”的身份作掩护，被派遣到满洲（当时被日本占领，称为满洲国）考察苏联在当地的一项秘密的使命。
他在12月份返回欧洲后，被维维安在哥本哈根盘问了好几天。共产国际给乔尼的下一个任务是于1934年2月至7月到上海恢复他们的远东组织，该组织在希莱尔·牛兰被捕之后已经瘫痪。在那里，他由哈里·斯特普托负责，并通过斯特普托转交伦敦有关共产国际在中国活动软肋的报告，声称这些活动微不足道，不会对驻扎在上海的英国军队构成颠覆性威胁，尽可放心。陆军部称这个结论“相当有趣”。乔尼于1934年秋从上海回来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共产国际活动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不可能不把两者相提并论。
然而，乔尼报告的主要价值在于，报告并不强调共产国际活动的政治方面，而是像维维安说的更多是在“技术方面”：别名，护照细节，体型描述和乔尼遇到的其他共产国际特工的旅行计划。对此维维安有过广泛的评论。在这方面，乔尼对共产国际造成了巨大破坏，所以他时时留心自身的安全是正确的，而且还提醒秘密情报局，与他的情况类似，有证据表明在苏格兰场也有共产党卧底[278]。乔尼的动机是什么？虽然经济方面的考虑仍很重要，可在1934年年底，维维安考虑到了一些其他的个人因素。例如，福利能够在乔尼不在时，帮助他的妻子解决待遇问题。现在一切都清楚的是，福利、维维安甚至包括颇有非议的斯特普托都在发展乔尼为下线并在处理此工作中成绩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