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情报局的现代称号逐渐确定下来。尽管在1925年内阁秘密情报局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秘密情报局，俗称为S.I.S.”[196]，但在一份精简版的报告中（在秘密情报局档案室里）却使用了“特别情报局”这一术语。这意味着，即使秘密情报局自身有时也分不清到底情报局的全称应该是什么。1928年10月，一份警方政治保安处的备忘录里把秘密情报局描述成“外交部特别情报处”。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尽管这一定位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潜在混淆，但这对高度机密的组织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在白厅和秘密情报局内部，情报局的称呼都各不相同。“C的组织”这一称谓太过寻常，即使到了1939年8月，“军情一处（c）”这一称谓仍被一名秘密情报局官员在与陆军部交流时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一个叫做“军情六处”的新名称被采纳，取代了“军情一处（c）”，并在此后得到了广泛使用。
秘密情报局与无线电情报
当休·辛克莱就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后，他同时也成为了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非执行长官。这是一所英国统一的无线电情报机构，由战时海陆两军的残余密码分支机构合并而成。这两处机构曾分别称作NID25（通常被称作“四十号房”）和“军情一处（b）”[197]。1918年11月，陆军情报局局长威廉·思韦茨，向其海军部对等官员布林克·霍尔传送了一份合并方案，提议把这两个无线电情报处合并成一个单独的“学校”（采用这一称谓是为了强调该组织积极的一面，从而达到掩护的目的，例如研究各种能够达到安全通信的方法）。霍尔同意了此项提议，并“从军事方面考虑”，立马想要在海军内部提供“建校所需的房屋”，使双方的知识智慧可以联合起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作业。但军情一处思韦茨的主要官员C.N.弗伦奇上校却反对如此神速的合并。陆军部曾在外国外交电讯通讯侦测方面做得尤为成功。到1918年，他们声称已解决了52份外交密码，其中包括法国和美国[198]。弗伦奇说道，“和平谈判时期”，“军情一处（b）”的情报可能“同敌对时期的情报一样重要，甚至比其还重要”。此外，由于密码破译员“有一点难以应付，他们所有人，即便在任何方面都很好，也总会有一点个性”，因而要是他们“从现在科克街（在梅费尔）调到海军去”，他们的工作估计可能会因此而遭殃。
在此个问题上，弗伦奇不是惟一一位持有明确意见的人。1919年1月，寇松勋爵（贝尔福勋爵参加巴黎和会时，临时担任外交大臣）宣布，外交部“是这所新学校建校最合适的地方”。辛克莱（此时任海军情报局局长）却不同意。他提到，这个学校应当设在海军部，因为作战部队具备了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并且“破译信息的一切安排部署”都“能在海军部大楼里找得到”。这不仅仅只是方便的问题。“我丝毫没有想要贬低外交部的意思，”他继续说，“由于考虑到外交部沉稳从容的工作氛围，该部门不太适合像提议中讲到的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这样的组织。因为像这样的学校，起码需要在一个‘鲜活的’环境中工作，特别是涉及‘破解’密码和译码。”1919年4月29日，这一分歧终于在以寇松为首，首席大臣（沃尔特·朗）以及陆军和空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共同主持的会议上达成和解。经讨论决定，这所新学校应建立在海军部（但属于民事行政部门管辖）。尽管如此，寇松仍争辩道，在和平时期该校的工作任务几乎都与政治相关，因而应确保外交部对发出情报的宝贵控制权。会议决定，他[作为外交大臣]有权接受所有拦截住的电报，并且“如果这些电报相当重要”，他会负责把这些电报上交给“首相或其他相关的内阁大臣”。[199]
从1919年初的讨论会上可以明显看出，外交部，特别是寇松勋爵，已经意识到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破译的外交译电具有极高的潜在价值。1921年年中（此时他已继任贝尔福成为外交大臣），寇松清楚明白地把这所学校形容为“迄今为止我们最重要的机密工作分支机构”。“就政策和行动方面而言，”他写道，“破译的外国政府电报无疑是我们秘密情报最具价值的来源。他们提供了最准确并且从本质上讲成本最低的秘密政治情报。”[200]1921年2月，不太关心情报事务的亚瑟·李取代了海军部钟情于情报事务的沃尔特·朗的职位。趁此机会，寇松已经开始不断敦促行政部门，让其把学校转移到外交部门下。5月，李同意了此做法（辛克莱似乎没有站出来反对）。因此，从1922年4月1日起，外交部正式申明，对该学校直接负责（同时答应倘若有战事，则向海军部返还5名指定的人员）[201]。但此番安排并没有使三军各部满意。1923年4月，三军各部提出了有力控告，指责外交部自从“拥有掌控权后”，该学校已“完全丧失其部门间的特性”。此番争吵陆陆续续一直延续到了11月，直到外交部常务次官艾尔·克罗爵士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该学校划归辛克莱的首席职权范围管辖内。而在当时，辛克莱已是秘密情报局局长。虽然就个人而言，各个军队的首长都能接受此做法，但辛克莱仍然还需对外交部有所交代。[202]
但这并不意味着辛克莱就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尽管作为海军情报局局长，他曾参与了1919年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的建立，并且在1920年夏，作为无线电情报的客户，也清楚估算到了无线电情报的潜在价值，但当该部情报长官想要公开拦截到的苏联电报细节时，他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无线电情报的不明智使用会给这个宝贵的情报来源本身带来危险。从1920年5月起，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成功破译了苏联贸易代表团在伦敦的各种通讯电报。这些破译文件显示出苏联人还沉迷于各种秘密政治工作，其中包括向左翼的《每日先驱》提供津贴，思考如何“武装英国的无产阶级”。拦截到的电报有一些泄漏到8月17日的报刊上，苏联背信弃义的证据激怒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们，其中包括大英帝国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他对政府准备忽视苏联行为的做法非常震怒。他告诉政党专家温斯顿·丘吉尔，“我们（士兵）对内阁的忠诚”已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并且（带有政治讹诈的意味）“我们仍对大不列颠和英格兰有着较高的忠诚度”。事实上丘吉尔同意他的观点，并敦促劳合·乔治公布更多拦截到的情报。但由于意识到对情报来源的附带危险，丘吉尔要求情报部门的长官们（包括辛克莱）“在不过分损害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长期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报道可对该代表团提起控诉的电报”。这些部门人员[和巴西尔·汤姆森]归结为，这是对苏联代表团制造的威胁作出的合理披露。尽管一小部分拦截到的电报泄露到了新闻界，并且很有可能是情报团队的成员所为，但内阁却作出了其他理智的决定。[203]
而此时，苏联却未注意到这些公开电报的重要意义，直到12月似乎才意识到自己的通讯电报已被破译。但此插曲同时也显示出，辛克莱及其同僚是如何让其爱国[和右翼的]政治热忱凌驾于情报部门长官之上，也许还凌驾于为执政政府服务的宪法之上。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表里不一的行为压倒了其他任何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在将来破译外国政府通讯的能力，还包括政府正在推行的政策以及更广阔的政治背景。面对规模甚小的苏联代表团实际制造出的威胁，英国工人阶级对沉迷于暴力革命所表示出的明显不愿（这点劳合·乔治十分清楚），威尔逊声称的公职人员忠诚度受到挑战，以及大惊小怪者对共产党颠覆行动的指控等，只是荒唐过度反应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情报界不仅仅只是关注情报收集的过程，而且还接二连三地开始干涉情报的使用。辛克莱也被卷入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中。
据此，秘密情报局局长兼任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的任职安排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海陆空三军在这一领域还保存着一些残余的专业知识技能，但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已垄断了英国无线电情报的控制权，而这一事实经后来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英国情报部门的这个分支机构非常成功。据约翰·费里斯估计，“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是世界上最大的密码破译机构之一，也可能是世界最大的组织机构，其工作效率同其他机构一样，甚至比大多数都好，估计是1919年至1935年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密码破译机构”。该机构向白厅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各种拦截和破译的外国政府电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该机构在针对法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小国的电报通讯中，取得了持久性成功。直到1930年左右，它对意大利的外交系统“几乎了如指掌”。虽然该机构仍然还继续破译一大批亚洲文件，但相比较而言，特别是从1920年末开始，针对苏联在欧洲的电讯破译却没能取得之前的辉煌成就。尽管当时对日本电报通讯的成功破译有助于英国了解1936年至1937年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背后的各种力量，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德国就不是情报工作的重心，而是一个盲点，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204]
自从辛克莱开始担任情报局局长，并且使组织内部逐渐严密之日起，他就开始寻求在整个英国情报系统内扩大情报局的范围。1923年末，辛克莱告诉外交部的克罗，他想“着手重组情报局，提高其工作效率，并且最重要的是，情报局必须要能对战时情报组织提供一个根据地”[205]。自1924年开始就有档案资料证实，在情报传递方面，政治第五处已改为第一处（代替已不存在的经济处），并且依据地理区域划分的各个情报生产处也已经浓缩成了四个组：G.1（波罗的海组），G.2（斯堪的纳维亚组），G.3-5（西欧以及中欧组），以及G.6-7（近东以及远东组）。在此次划分中，没有任何迹象要划分设想中的北美及南美组。仅在6个月内，G.1和G.2就已经合并为一个处。
1924年1月，辛克莱与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校长会面，确保了学校和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工作的合并。此次会面达成共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负责与破译密码相关的工作，而秘密情报局主要负责传递学校提供的情报，并向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情报和评论，以协助其破译工作”。秘密情报局第一处需“向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提供需关注的各类主题清单……秘密情报局海陆空三军处则需相互合作”。此外，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还有权获取秘密情报局的每一份记录”。但是到1924年6月，鉴于发出的拦截文件数量太多，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收到指示，可以直接向其客户部门传递译电，而所有文件的附件都必须送交到辛克莱手里。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这两个组织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遇到一些麻烦。秘密情报局位于梅尔伯里路，但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同样是出于省钱的原因）已搬迁到了肯辛顿的女王之门。后来据一位密码破译专家描述，“此地比以前的工作地点更舒适点”，但“就是离其他部门太远了”[206]。1925年，辛克莱向内阁秘密情报局委员会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