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该情报站还被证明为是一个培养情报官员的重要摇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后，从这走出去的官员都一直在为秘密情报局效力。1919年任里斯·萨姆森副手的瓦伦丁·维维安（并在1920年至1923年继任站长）便是一位。战后初期在土耳其为情报局效力的同事之中，有两位分别是哈罗德·吉布森和威尔弗雷德·邓德代尔，并且从1919年10月至次年，吉布森——“吉比”——被调任到伊斯坦布尔工作。1922年9月他又被派到索非亚，12月又调任到布加勒斯特（并在此担任站长一职）。在伊斯坦布尔，吉布森和邓德代尔都招募了一群俄国反共特工。对于特工和他们的主管官员而言，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可不是件常见的事。而在这两个秘密情报局官员转移到其他情报站时，却仍旧能继续差遣这些特工。一位编号为HV/109的前俄国独裁统治官员（其动机被描述为“财政、反布尔什维克、亲英国”），跟随吉布森一起转移到了布加勒斯特。在此，他组建了一大群在乌克兰和比沙拉比亚的下属特工。但他同时还与他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直到1930年，格别乌似乎才注意到他。秘密情报局同时还把目标对准了土耳其，尽管这样做不是没有危险。一位编号为RV/5且成功的特工，在由改革派进步与联盟委员会资助的男士服装店里收集情报。但是在土耳其外交部，一位裁缝的下属特工被逮了个正着。此事发生之后，由于RV/5在君士坦丁堡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被调任到了埃及。
在收集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情报方面，秘密情报局所做的努力取得了各种成效。1921年间，维维安每周递交了情况报告，在伦敦的伍尔科姆评价这些报告“极具价值”。但是（并且显示出秘密情报局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在土耳其这一方，维维安在12月却抱怨道，陆军情报局吉布森上校曾试图想要说服他“撤回我之前上交的一份情况报告，并且不是因为该情报没有很有利的支撑材料，而是由于他想通过扭曲事实来协助达成他所支持的一项政策……当然被我拒绝了”，维维安写道，而且“回绝得很巧妙从而没有冒犯他”。一位编号为JQ/6且“非常值得信赖的”特工是位伪装成欧洲人的土库曼人，曾在俄国受过教育。同时他还是位俄国前任骑兵官员，会讲“土库曼语、鞑靼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而且英语和德语也非常好”。同时，此人在土库曼斯坦人、高加索人以及阿塞拜疆人圈子中都有很好的线人。该特工在伊斯坦布尔开了一家咖啡店。后来该店成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情报收集中心。但是在1923年1月，由于在“为土耳其人效力的阿塞拜疆人”中出名后，他不得不仓促撤离了伊斯坦布尔。秘密情报局“向他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瑕的真正的波兰护照……以及所有必要的签证”，并把他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维维安称赞他是“我们手上最棒的特工之一”。他是位“狂热的亲英派的人士，并且仍然很年轻，我对他未来的可用价值寄予厚望”。JQ/6特工后来辗转到了柏林，并在此与秘密情报局继续保持联系。1929年，他被派往巴格达（伪装成一名伊朗人，但同时带着一份德国护照），继续开展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在此，秘密情报局向其提供了一小部分资金，以帮助他建立起了一家运输公司，并乐观地希望“终有一日”该公司“能够为自己买单，甚至能盈利”。但是该特工（可能根本一点就不可靠）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马赛和巴格达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他的消息。
在战后接下来几年里，为维维安跑腿的是一位化名为“帕西法尔”的印度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维维安才宣布，此人曾渗透入凯末尔主义者圈子，并且直到1921年被发现前，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很多关于凯末尔意图和动向的情报。1920年12月，一位编号为MS/1的特工向秘密情报局呈递了一份报告。这份早期的报告中提到了迪米特里·阿特契科夫。此人为保加利亚国会议员，且同时是凯末尔的密友。他声称土耳其领导首先是位民族主义者，其主要关注点即是把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地区清除干净。如若英国支持土耳其而非希腊（正如劳合·乔治所倾向的一样），他表明将立马“促使土耳其停止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非正常合作”。在约翰·费里斯研究查那克危机期间的英国情报时，他认为秘密情报局实际上已分辨出安卡拉（1923年成为土耳其首都）与莫斯科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表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小卒。例如，1923年1月，据秘密情报局报道，凯末尔不愿意落入苏联的计划，从而形成了包括“俄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在内的集团。秘密情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土耳其人更愿意在苏联背后捣鬼，以建立起一个“穆斯林联邦”，从而排除莫斯科参与进来[195]。尽管同其他地方一样，秘密情报局在土耳其的当务之急是打探苏联外交及其颠覆活动，但情报局对土耳其民族主义完整性的准确评判意味着，情报局可能随时会超出其有限的世界观。之前情报局一直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直至以后，对其国际关系造成任何威胁或发生不利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都归结为是共产党捣鼓的阴谋。
秘密情报局对埃及的共产主义同样也是见怪不怪。1921年9月，曾担任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局长的军情五处官员G.W.考特尼少校出任秘密情报局在开罗新建的情报站站长，并一直在此职位上直到1938年。与此同时，考特尼收到命令，要求其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收集情报，尽管总部估计这需要花费些时日，并且（据考特尼说）他们宣称会把他当成一名“新手，在前9个月中不指望会有任何进展”。事实上，这个新情报站直到1923年初才最终建成。从那时起，该情报站只有考特尼及一名秘书。直到1937年另一位官员的加入，才壮大了其队伍。尽管没有任何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该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情报工作的情况，但开罗情报站却定期汇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埃及的各方面情报。当时伦敦对报告中提到的埃及亚历山大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具有强烈煽动性的共产主义气氛感到非常担忧，但考特尼却表示，共产运动的深远意义可能只是被“极度夸张”了而已。考虑到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总体姿态，开罗声称，没有迹象表明民族主义领袖萨阿德·扎格鲁和“极端主义者”是“通过争取布尔什维克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的。而事实却是恰恰相反。这里所有的党派，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此时此刻都极度爱国，都未抱有任何想要外国介入的想法”。20世纪2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镇压运动的警务工作十分强大，考特尼把埃及的共产主义比喻为“一堆部分根须仍在土里的杂草”，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在苏丹之间的共产党人士相互联系的迹象。1926年夏，他把共产党煽动人士想在埃及做出一些进展的尝试形象地归纳为“心有余而力不足”。1928年6月，考特尼驳回了《泰晤士报》（5月6日、7日发表）题为“新闻工作者执照”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该报道称埃及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同时，他否认了“埃及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任何危险的新局面”。
秘密情报局在中东地区规模有限的部署并非是由情报局任何战略选择导致的，而是由其捉襟见肘的预算决定的。要是资金充裕的话，很显然情报局很有可能在世界上多个地方扩展其侦查范围。这是从1927年瓦伦丁·维维安在为秘密情报局准备关于“阿拉伯和红海地区一带”前景的一份详细报告中体现出来的。自从1923年离开伊斯坦布尔后，维维安担任了西欧（德国小组）的区域督察一职，最初驻扎在科隆，后来又到了伦敦。1925年底，他成为了总部新建的第五处处长，致力于反情报与反共任务。辛克莱同时还启用他为情报局战略决策人，正如这次对阿拉伯地区的报告，以及接下来从1926年12月到次年4月为期4个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维维安走访了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外约旦、亚丁以及印度。途中，他高兴地发现秘密情报局在战地比在国内的接受度高。“对秘密情报局在阿拉伯进行的扩张，国内各部门持有的观察保留态度，”他写道，“在英国地方政府部门的姿态中找不到任何回音。”由于阿拉伯“土地辽阔但非常落后”，因而在此“没有一个可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体的工作中心或节点”。事实上，开罗是惟一可派情报代表（可能会是除现有情报站站长的额外附加人员）去的地方。但他同时也提议在一个“地区总特工”的带领下，建立起三个“高级基地”，分别设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红海岸的苏丹港，以及波斯湾附近的伊朗布什尔（在此情报工作可由现有的英国——印度政治情报特工处理）。吉达可“从汉志和伊本沙特的领地收集情报”；布什尔可从阿拉伯中部收集情报；苏丹港可从“阿拉伯南部以及厄立特里亚地区”收集情报。维维安为此精心勾勒出了一幅蓝图，并计算出“以最小实施规模为开端的”预定造价仅为3500英镑。他大胆放言，这些钱足够建造一个“核心情报点”，然后我们可以期待“从这个核心情报点中萌芽出一个更加持久稳固的组织”。但是，不论这个计划在理论上对20世纪20年代的情报局扩张多么有用，当时却没有任何可支配的资金来资助它，因此这项计划不得不就此流产。
在此项计划中，维维安特别关注这些地区的总特工人选。尽管他们“没有必要必须是英国人或欧洲人”，他说道，“但是他们应该从那些已建立起来的情报站中脱颖而出”。他注意到，由于吉达当地有一位“非常聪明但可能是潜在敌对分子的H.圣·J.菲尔比先生”，吉达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菲尔比“要是像平常样子而非现在这样，那么他则是在吉达惟一能帮助我们摆脱困难的一个人”，并且“他对现代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几乎是英国人不可比的”。但不幸的是，他已对“英国政府在阿拉伯所采取的政策上表示出强烈不满”，并且“不管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仅仅只是做个姿态”，他现在都装作“反对大英帝国的扩张”从而维护伊本沙特（原文如此）的利益。在战前，维维安就曾与这位固执己见的菲尔比碰过面，当时他还是一位在工作的副委员，并且维维安的妻子玛丽还和菲尔比的妻子多拉是儿时的玩伴。令人好奇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圣·约翰·菲尔比（据说作为一位秘密情报局特工，他完全够格）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一位驻扎在阿拉伯的英国间谍。但20年后，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瓦伦丁·维维安了，对他的儿子金产生过丝毫的怀疑。20世纪40年代，当金加入秘密情报局时，维维安倾其余力关注他的成长，并且还因曾在情报局一手栽培他而在晚年受到了尖锐的指责。这的确是个冷酷的讽刺，情报局反共专家居然在其慈爱的羽翼下培养出了一名情报局最糟糕的投靠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