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特征与专业技能
在1919年2月的战后评论中，博伊尔·萨默维尔注意到，对秘密情报局搜集和处理最有用情报的能力造成的最大制约，在于缺少“在技术上有能力处理情报的海军情报官”。卡明的总部都难有足够的类似人员去充实，遑论向直接指挥特工和实际搜集情报的特工下达命令的外国情报站提供专家支持。他写道：“不幸的是，很难说在战前的海军情报部门就有海军部或现役情报部门所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去处理技术情报的专家。”这样的结果就是，“在国外为秘密情报局效力的情报官——有时甚至连水手都不如——在没有任何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便匆忙受命，被派出去尽力而为”。萨默维尔认为，在情报成为像“炮术和鱼雷”这样的海军专业之前，永远不会有适当的军事干部“提供海军情报局和特别情报局所需要的情报”。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既涉及陆军情报局，也涉及海军情报局。各情报部门自己拥有的一流情报官太少，以至于虽然屡次要求增加，所有情报搜集机构即使不是实际控制，也都不愿让他们流失到秘密情报局。对职业陆军和海军军官来说，他们对于借调都很犹豫，生怕与这样一个明显值得怀疑的职业结合会毁掉他们的职业前程。
卡明的组织在所有的英国国防社区中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既要满足重大需求，又不能融入正统的军事等级机构——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且相信情报局在战争期间表现优异，萨默维尔作为第一任“负责特别情报局海军处的军官”，认为如下做法是他的职责，即记录“战时成功的手段和方法，以便我的继任者在采用和改进这些方法时不至于发现自己完全茫然无措”。在回顾情报局及其官员不断增长的专业技巧时，萨默维尔的评论不仅对卡明的组织如何应对第一次大考做了有益的总结，而且指出了它能够生存的理由。萨默维尔认为，海军和陆军情报的采集（他将其界定为“可据此采取行动的信息”）涉及两个“相互依存”的内容：第一，“关于敌方活动的情报，或曰间谍活动”；第二，“防止敌方获取我方活动的情报，即反间谍活动”。第一类情报的获取既可以是“公开地直接面对敌人，或者无视敌人，如果必要，还可以采取强制手段”；也可以“通过智胜敌人的方式；通过进入敌国、渗透到敌方反间谍机关；通过贿赂叛徒；通过一切手段（但通常是使用狡计而非武力）发现敌方的情况和活动”。他说，“这就是秘密情报或曰‘S.S.’”。萨默维尔注意到，虽然在战争期间反间谍工作“被贬低到陆军情报局的一个专门的分处（军情五处）”，军队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和海外贸易署）却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秘密情报组织，他们的秘密情报武装“在同一个地方办公，由同一个长官领导；每个部门又有各自的分部长官”。他断言，“只需要一个主要的局的必要性”首先来自“保密的重要性，只要有可能，包括这样一个局的存在，甚至它作为办公室的位置都应保密”，但它也反映了协调的必要性和情报收集的不可分割性。他声称，“一般说来，情报不是密不透风的列车车厢那样”，各个部门“应该相互依存”。更有甚者，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某一分处领导下的国外特工送回的情报，包含的信息却对另一分处非常重要”。比如，“海上运输既是海军的事，也是陆军的事”。
在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积极经验时，萨默维尔确定了在未来许多年有益于情报局的若干基本原则。他写道，“秘密情报局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它的特工绝不干预对他们友好的国家的事情”。这样做是基于以下显而易见的原因：除了会“自毁巢穴”之外，“在‘躲避’敌人反间谍活动的同时获取敌方情报……已经足够困难”，“招致中立国怨恨和敌意的做法”只会增加“这一困难”。他规定，特工“决不能使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要么采用一些‘化名’，更常用的做法是用一个字母和数字来指代，如‘B.90’”。没有人可以“涉足秘密情报而不使用‘伪装’，也就是，掩饰他真实活动的外衣——他可以在其掩护下‘采取行动而不被觉察’的一些公开而又合法的工作、业务或职业”。只能通过“中间人”去接近作为发展对象的特工。实际上，“可取的做法是，（非英国）特工绝不应知道他真正的主子或报酬支付者是谁”。萨默维尔声称，“经验表明，对秘密情报局来说，雇用这样的男女特工一般更能取得最佳的效果，他/她们既有很强的荣誉感，又有很高的勇气、智慧、胆略和肯用心的才能，这些都是获得成功的其他必备要素”。或许有点多余——不过也许是一条完美的忠告——他进而说，“应该避免雇用那些仅仅为了得到大笔佣金的无耻之徒和经常主动提供情报的流氓无赖，不论他们提供的情报多么诱人”。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情报局已经研发出一套情报处理和评估系统。萨默维尔讲述了伦敦收到“国外送来的情报”时，情报如何被打印成副本并送往海军情报局，“其中一份标有‘评论副本’”。接着，海军部有关人员采用八级评估制之一为该副本加注，从“A——确认正确”到“E——太模糊、没有任何价值”，再从“G——没有兴趣”到“H——太旧，无法查验”。还有一套对报告进行“总体”评价的四级评分制，从“Z.1”（“好”）到“Z.4”（“坏”）。但是，对报告的评估本身在安全角度来看就存在问题。萨默维尔聪明地注意到，“在这些简短而且通常是具有破坏性的某一条‘评论’中，即便在秘密情报局的特工那里，也不可能不泄露本应绝对保密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军事情报，“无论作出什么评论显然都不可取”。不过，“当给出一个理性评论时，其价值对于国外的情报官……是巨大的”。它不仅会“向他指出未来的最佳工作方针，也会告诉他获得了尚存疑义的情报的下级特工的价值和可靠性”。但是，也存在非正式的评论渠道。1918年1月16日，新任命的空军情报局局长戴维森上校来见卡明，“他说我们给统帅部的报告经常提到单翼飞机，”卡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敌人连一架也没有等等，我表达了评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强烈愿望，他答应在这些事情上帮忙。”
1915年底，塞缪尔·霍尔爵士被雇用时，几周时间内接受了“有关战时各情报部门的密集授课”。“一天是间谍与反间谍课，另一天是密码与破译，再一天是战时贸易与走私，第四天是邮件与电报检查。”[44]1918年底编辑的一份135页的文件《特工指令与招聘注释》，也证实了情报局不断增强的职业与技术能力。这一文件涵盖了使用密码、秘密联络、信箱（秘密情报可以放置的地点）、密谋破坏、掩护和特工坐探之类的事情。“有几个不能过快、也不能太强制地灌输给特工的要点”（而且表明是普通常识）是，“不临阵退缩，如果被捕，要咬紧牙关，不出卖任何人”；“在给下级特工写信或发报时，不能留下自己的笔迹和姓名，总是打字”；“打印有牵连的事情后，销毁副本。最近就有一位军官[为德国人工作]为避免被捕而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他因为是在一个被捕德国军官的房间里发现的一份副本而受到追踪”；“要像考虑自己的安全一样考虑同事的安全”。《注释》还指出，不可能对特工的最佳掩护作出任何“硬性而快速的规定”，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合理的商业掩护”。尽管“良好掩护的最佳方案”是“商务旅行者”，但这“是个没多大希望的行业，除非特工真正知道并理解他打算出售的商品而且真正从事这一商品交易”。特工手下应该有“高效率的技术偷窃专家”。文件用值得称道的轻描淡写口吻承认，“难的是招募到必需的人来从事这一工作。他必须是可靠的，如果被捕愿意坐牢，不走漏消息。如果得到这种人，应不吝给予丰厚回报”。但预想的结果“或许抵得上所有的麻烦”，《注释》援引了“偷光奥地利领事馆保险柜和苏黎世秘密情报”的一次成功行动。
军情一处（c）准备给在瑞士工作的特工使用的伪造德国面包票
在关于反间谍部分，《注释》认为，利用针对敌方秘密情报部门的潜伏特工是“秘密情报局工作最有魅力的分支机构之一”，但也必须有节制地加以使用，因为“虽然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结果，但对本组织其他单位的风险也相当大”。由“聪明的特工执行”的成功行动可能“导致他们所针对的敌方情报系统的崩溃”（但对我们自身情报系统也存在现实的危险）。在《注释》所列举的针对中立国德国情报组织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例子中，有一位美丽的“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比利时女人，她因为种种原因，有充分的理由仇恨德国鬼子”。她被雇去勾引一个德国特工。她同意“为了取得成功，可以不顾及个人或者道德品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那名特工因为她的牺牲而接受“招降”，然后“被秘密情报局派去法国旅行，为他们工作”。在得到巴黎的联系地址之后，她还得到“几件藏有隐形墨水的内衣”，一部分“送往法国的一个地址，其余的留给自己用”。一到法国，那名特工立即通过“为我们工作的”一个中立国的警官，向法国当局提交了一份完整报告，敌人的整个组织都被摧毁了。
寻找理想的隐形墨水一直是情报局的当务之急。1915年6月，沃尔特·柯克在日记中写道，卡明“正在伦敦大学寻求隐形墨水”。10月，他“从‘C’处得知最好的隐形墨水是精液”，因为精液对主要检测手段都没有反应。[45]弗兰克·斯塔格回忆道，“大家都急于”得到“采自天然渠道的”隐形墨水。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C’当时的高兴样子。那一天副首席检查员F.V.沃辛顿来宣布，他的一个手下发现‘精液’不会对碘蒸汽作出反应。他还告诉老头子，他必须立即从办公室开除那位指控自己同事因自慰而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发现者”。斯塔格写道，“我们认为这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但“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手下……显然是用瓶子来储存精液——因为他写的信臭气熏天。我们不得不告诉他，每封信必须使用新鲜精液”。托马斯·默顿在1916年6月接受任命后的第一个发现是德国间谍使用的密写法。他们将布料放到必要的化学剂里浸泡，经过浸泡的隐形墨水之后可以放到水中重新显现。默顿也为卡明发明了一种密写法：“用银制笔头在玻璃或任何硬物上书写。完全看不见痕迹，但采用如下方式可使其看得见。合成甲和乙两种溶液。甲：5毫克甲氨基粉，5毫克柠檬酸，15毫克乙酸，15克水。乙：10毫克硝酸银，100克水。将甲、乙两种溶剂和水按10：1：100的比例混合，就得到一种显影剂。混合后只能使用10到20分钟。”[46]
在一份对战时情报局的描述中，一条署名为默顿的注释写道“研究隐形墨水、炸药，等等”。卡明显然热情地鼓励科技研究。从默顿的经历也明显可见，这一研究是与军情五处的反情报工作共享的。1914年圣诞前夕和新年之初，卡明就招聘技术人员和建立一所无线电学校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尽管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似乎还不能为特工所用，但是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密码处，既是为了保证与国外代表的通讯线路安全，也用于破译敌方密码。卡明在总部随时准备试用新的器具。1915年3月，卡明开车前往艾塞克斯郡达格南的斯特灵电话公司，去考察一种新型隔音门。7月，两个军官来“讲解和试用监听器”，一种明显的窃听装置。更平淡无奇的是（虽然毫无疑问有利于办公室工作，同时也证明私营企业的做法是可以引进的），在12月，“布朗宁带来并安装了一个录音电话”。1918年10月，知道卡明偏爱机械设备，或者是关心他的行动，纽约情报站的负责人威廉·怀斯曼送给他一辆长岛市双轮机动车公司制造的国内一流的电动踏板车。[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