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初，卡明雇用了一直在军需部工作的弗雷迪·布朗宁上校。45岁的布朗宁成为卡明的实际副手，他是个著名的板球手，也是英国的最佳业余壁球手之一。到他为卡明工作时，他还是伦敦著名的高等游民和成功商人。尤其应指出，他还是伦敦萨瓦酒店的主管。在战争期间为卡明工作的塞缪尔·霍尔先生回忆道，“他[布朗宁]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打比赛——有风格、有气质和无限的勇气”。霍尔把他描写成“我们陆军情报局最秘密的处室里最鼓舞人的力量”[38]1917年1月，布朗宁还成功地让卡明参选了加里克俱乐部——戏剧界人士最喜欢的一个俱乐部（马库斯·雷丝戴尔先生、俱乐部馆长与馆员提供资料）。[39]弗兰克·斯塔格也深情地回忆道：他的“殷勤好客没有止境”，他“与‘C’的关系难以效仿，他通过举办他能邀请到的所有舞台美女参加的聚会，给老人带去欢乐的夜晚——用更严肃的方式讲[不过斯塔格在这里表达得相当含糊]，他是个完美的链接，他本人很少做什么，但却把那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知道个中奥秘的人连结起来”。2卡明的情报局在战争期间稳步发展。到1915年夏，他的总部员工已有三十多人，包括7名情报官，8名职员和12名女打字员。妇女显然是这个团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11月，他的一个下属指控他“偏爱打字员——特别偏爱C小姐，实例就是在星期日晚餐时分我带她和另外四个人去了威斯敏斯特大桥”，还举例说他“是根据她们的社会地位来选择打字员的”。尽管卡明的大多数女下属都未婚，他对雇用已婚妇女似乎也没有什么偏见，甚至不反对送她们去国外。不过，表现出只送更成熟的女性去国外任职的一种偏好。但是，这与其他地区文职人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在外交部，女性结婚就必须辞职。1916年5月，卡明写道，“[……]小姐去马耳他；[……]女士去亚历山大港”；6月，“[……]女士（不喜欢她！）受雇去瑞士”；1917年2月，“[……]女士和[……]小姐前往意大利”。卡明本人是一流的驾驶员，但他也雇用女司机。1916年6月28日，他雇用“[……]小姐”做“司机”。她显然很能干，因为仅过了两周就驾驶着“奔驰”（卡明明显不反对使用德国轿车）从伦敦去巴黎。他对她们的衣服也很感兴趣，甚至不惜在1917年11月为“重做女司机军服”亲自去见陆军总军需官，这或许反映了他作为女人有点喜欢的男人的声誉（和对旧世界彬彬有礼的爱好）。他在日记中记载，一位在1916年1月去埃及的秘书不仅每月得到20英镑的报酬，还获得30英镑的“装备”津贴。弗雷迪·布朗宁“对女员工午餐[仅]吃包子的方式感到痛心，就在白厅大楼顶层修建了一个食堂，聘请了一位军队厨师长——一个老萨瓦人——并动用萨瓦酒店的经销商以便在食物紧缺时保证提供便宜食品”。但他也许做得有点过分，因为卡明在1918年2月受到一位食品控制机构代表的申斥，原因是拥有过多的“员工食堂储备”。到1917年，总部的地缘组织结构遭到陆军和海军越来越多的批评。正如1919年的一份战时海军秘密情报评论所提到的，虽然负责某一具体部门的情报官要“尽可能熟悉相关国家的语言和事务”，但该官员“通常不具备海军、陆军或航空事务的专业知识（虽则有能力应付政治和经济问题）”。更有甚者，在很多情况下，他“在战前甚至不是战斗部门的军官”。不过，“他根据自己的最佳理解去分拣出从国外送来的‘全部’情报，然后通过联络官将它转送给海军部、陆军部等部门”。但是，他“基本不能对技术问题、专业建议、批评或对国外特工的表扬提供必要的咨询方向，所有这一切对于海军情报或任何别的专门情报提供的成功都是至关紧要的”。事实上，这只是“稍微多一点”向海军情报局“提供真正有用的东西的可能”。[40]
1917年夏末，弗雷迪·布朗宁开始制订改组秘密情报局的计划。他和卡明在8月23日与一位新成员克劳德·马奇班克斯·丹齐少校一道讨论了该计划。41岁的丹齐来自英国一乡绅家庭，经历十分广泛。年幼时，他因为健康原因从传统的英国公学（威灵顿公学）转学至比利时布鲁日的一所英国男校，曾受到“罗比”·罗斯勾引（罗斯后来自称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第一个情人）。1896年“马塔贝列人叛乱”[41]期间，丹齐在英属南非警察局效力，后作为殖民警察与婆罗洲[42]匪徒作战，在1899年到1902年“南非战争”中是英国陆军中尉。1904年至1909年间，他在索马里做殖民地警官。此后他游览非洲，后又被雇用为纽约州北部地区一家乡村俱乐部的常驻秘书。一战初期，丹齐为弗农·凯尔的组织效力时，卡明就常和他打交道（并共进午餐），两人当时就讨论过丹齐来为卡明效力的可能性，丹齐在1917年8月20日终于兑现了这一可能。[43]
卡明显然急于适应军事部门的需要，部分原因也许是为了预防他们单独建立自己的秘密情报机构（正如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做的），他开始着手改善自己的机构与他们的关系。1917年9月14日，他会见了陆军航空部队总指挥戴维·亨德森将军，“同他讨论负责我局航空处的联络官问题”。亨德森也同意，拟建的独立航空军“不应尝试建立一个秘密情报局的竞争对手，而应该把任务交给我们”。10月15日，博伊尔·萨默维尔上尉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第一任职业海军情报官，领导一个新的海军处，海军部的联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萨默维尔来自一个著名的爱尔兰家庭（其妹是萨默维尔和罗斯的结晶，两人是“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系列故事的作者），是一名水道测量专家、语言学家和天文学家。在退休后返回科克郡的家中生活将近二十年后，他因为帮助当地青年参加皇家海军而被爱尔兰共和军谋杀。
至于陆军，陆军情报局局长麦克多诺再次强调他对特别情报局的领导。1917年10月22日，他专横地召见卡明，“告诉我他要召开一个改组我的机构的军事参谋会议，我可以旁听会议，但不能参与其中”。他说他第二天要去法国的统帅部，“告诉他们他将接管整个秘密情报局，在此之前，他必须确保能让英国远征军总司令D.海格爵士相信，他对秘密情报局陆军处拥有绝对控制权”。因此，麦克多诺“提议取消按区域设处，代之以按军种设处，这样陆军就能自己保留[情报机构]，并能更直接地管理[领导]该领域内的特工”。他还说“我们尤其缺少像‘军情五处’那样组织良好的处室”。卡明在10月26日还得知弗伦奇上校计划接收在意大利建立的盟军情报处。他明显感觉到，捍卫他的地位和保持他的权利的最好方法是积极回应。他告诉布朗宁（后者急于向首相投诉），“在我的两个首长之间制造差异”是“他现在对国家造成的最大伤害”。经过一番谈判，卡明提出一项计划，麦克多诺在11月12日对此向霍尔上将做了解释。每一个情报客户部门都向卡明的机构派出代表。他们在他[卡明]的“协调和指挥”下，向“负责他们各自部门所需情报的领头特工发出指令”。
总部新机构在11月底诞生，分为六个处。第一处“经济处”，由布朗宁上校领导，他名义上仍然是卡明的第二把手。第二处和第三处分别为“空军处”和“海军处”。第四处“陆军处”由丹齐少校领导。麦克多诺说他通过丹齐向卡明发布命令。这是最大的一个处，丹齐不仅要负责准备在反间谍和反革命问题上的陆军报告以及与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的联络，还要参与第五处“政治处”的管理。第五处由“秘密情报专家”里斯·萨姆森上校领导，他在与特工打交道方面很有经验，曾在雅典及与法国人的各种联络工作中效力。第六处“组织处”，负责行政管理和诸如密码这样的技术问题，将这些合在一起的最大理由似乎莫过于方便起见。更小的“战俘处”和“传递处”仍然是分开的。传递处的存在是为了向情报客户部门和别的组织分发情报。到1918年初，总部核心成员（不包括行政和文职辅助人员）由大约四十个情报官员组成，比1915年的总人数多了四倍多。
尽管卡明明显满足了陆军情报局局长的意愿，他仍然设法争取哈丁的继续支持。哈丁在写给麦克多诺的信中说，“如果我们当初寻求成功的计划削弱了哪个负责人的权威”，外交部“当会感到失望……”他接着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C认为自己归谁领导，但他必须得到一个公正的开端。只要明确了他是自己房屋的主人，他就应该有能力把事情办成功。”但卡明必须让他的总部发生变化。他在11月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总部很不适应新的组织机构，我不得不回应大量的反对和批评”。他希望根据新的安排，“每个部门的领导[会]专攻自己的专业领域并坚持下去”，而他则“控制全局——管理总部和运筹帷幄”。应该“改进现有体系”，该体系只需要国外的特工“发回一切东西”，只要有“足够多”。这样就导致了以简练为主的报告，“只有少量二流反间谍情报”。到1917年12月新系统正式运转时，所有抱怨似乎已烟消云散。实际上，这一变化在博伊尔·萨默维尔看来是个巨大的成功，虽然到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富有成效的人工情报来源，情报的数量也一定会激增。他在战后的一份“海军情报局秘密情报”的评论中写道，迄止1917年10月的3年中，“海军情报总数”为260份，而“在改组后的16个月中，也就是到1919年2月，这一数字为8900份。从1917年10月[他加入秘密情报局的那个月]，平均每月逐渐增加到大约七百份；1918年10月处理的文件数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一数字为865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