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情报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招募及留住特工。1947年10月，情报搜集部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给特工一些激励，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别的什么激励”。他指出，“战争期间，许多特工都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投身工作的，现在是和平时代，这样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但是谍报工作的危险性，尤其是‘铁幕’[564]国家谍报工作的危险性，一点也没有降低”。同时他说用金钱提高“特工的热情”也许是“可行的”，“比如派一个特工到敌方很艰难的地方待三个月，承诺给他一笔报酬，预付10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8000英镑）”，但他认为“非经济上的刺激”也许更有吸引力。这样的刺激可能包括给他英国公民身份，安排他的孩子在英格兰上学，或者让他享受“工作方面的优势”，如英国公司可能会雇用特工为其相关地区代理。
后来的会议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以“黄金、钻石或美元”的形式给以报酬，而不是地方货币的形式，考虑为特工提供生命安全保险，赔偿金由特情局支付等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有很大的困难”，财政部仍然表示“可以做出必要的安排”。很明显，如果特工仅仅是为了钱，问题早已得到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1946年10月，北部地区总监哈里·凯尔汇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涉及瑞典的一个芬兰人，他是特工人选。这个芬兰人“明确提出，他愿意为英国效力，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任何时候，只要他因为谍报活动而面临被遣送回芬兰，并被交给芬兰人或苏俄人的危险时”，秘密情报局必须“为他提供进入英联邦的签证，并保证全力帮助他避免被遣送回芬兰”。此人还“明确表示，以金钱作为他工作的回报，对他根本不具有诱惑力”。但是，辛克莱认为，情报局无法提供这样难以实现的保证。他说，“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告诉真诚而热情地为我方工作的特工，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落入苏俄人之手”，但是“这还得根据具体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具体分析”。
德国
1945年6月，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情报官，“比尔”·威廉斯将拟定关于“英国占领区秘密情报”的绝密文件，秘密情报局从此在德国有了自己的战后组织。威廉斯规定，秘密情报局情报二处更名为市政管理五处，各反情报处合并为市政管理七处，五处与七处均被授权负责英国在德国占领区的谍报活动。市政管理五处“负责通过秘密手段，获取长期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情报”。威廉斯指出，该处职责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发生了改变，将“不会接到具体情报的任务要求”。市政管理七处的任务，是为了获取反情报而“进行特工渗透活动”。百老汇德国事务处P.6决定，利用一些现有的特工“为我们在德国的战后组织打好基础”，这些特工大多是从德军战俘中招募而来的。只有“证明自己在该领域很有价值的人，以及因个人经历及目前状况，其诚意毋需质疑的人”才会被选中。
但这证明是过于乐观的。这些特工的个人素质、出身、经历及动机都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少数人做到了1946年底之后。其中一个叫“图德”的最多产，他一直坚持到1949年，并搜集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政治情报，但是他却成了“在管理上令人头痛的人”。“厄普顿”是一位很优秀的特工，他战前是犹太人难民，做过先锋团志愿者，出身富贵人家并受过很良好的教育。但他只做了几个月特工，便选择回到英联邦并复员。P.6还有一个叫“梅里克”的特工，1944年12月他跳伞降落于汉堡附近，1945年4月落单并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才与柏林站取得联系，然后从柏林被派到了苏联占领区。1947年，他亲自携85毫米穿甲弹到西柏林，并于1948年将其置于一苏联飞机的螺旋桨上。他接受的是后方特工训练，但后来因为“不可救药的低效率”被解雇。特别行动处一个遗留部门，第42制造工程部，也随第二十一集团军进入德国。1945年，该部门一直忙于将招募到的德军战俘派入战俘营中，以找出那些可能正计划进行抵抗行动的纳粹顽固分子。特别行动处曾打算将第42制造工程部作为它将来在德国进行特别行动时的先头部队，但1945年底此部门彻底被秘密情报局接管。[565]
1945年至1946年冬，秘密情报局在德国的代理处被变为德国控制委员会情报科，但表面上它是技术部，位于比勒费尔德东北部的巴特萨尔茨乌夫伦。最初的指示在新情报科都不再实行。但控制委员会正竭尽全力以确保在建立民主政府的过程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不会再死灰复燃。因此，秘密情报局的主要情报任务便可能是刺探德国经济和政治情报，尤其是要关注纳粹主义是否持续存在，以及德国共产党的作用等情况。1946年6月中旬，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为战略服务处）局长克罗斯比·刘易斯报告称，“虽然英国情报局和美国一致同意，情报活动的主要目标是苏联”，但是英国“却把在德国的活动放在了优势地位”，而且英国“似乎很关注在英国占领区及德国其他地区，建立有其秘密联络人及特工活动的大片领域，这在盟军结束对德国的占领后将服务于他们的利益”[566]。将来可能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任何威胁，开始也许都是次要的考虑。但是在反情报方面，对德国情报活动的回顾性报道，很快让位于对英国占领区苏俄情报活动的报道。
1946年11月，西蒙·加利纳被任命为巴特萨尔茨乌夫伦情报站负责人及秘密情报局德国高级情报官。表面上，他是情报处计划与评估一处处长，情报处还包括两个市政管理处。计划与评估一处是秘密情报局为德国情报机构所采用的一系列掩护性假名之一。在巴特萨尔茨乌夫伦还有经济评估第四处；在汉堡有地区重建第五处；在杜塞尔多夫有莱茵统计记录处。有一个也许是编造的故事，说秘密情报处一个秘书的一个男性朋友问她，计划与评估一处的人都干些什么，她回答说，“早上我们做计划，下午我们评估早上所做的计划”。到1947年11月，加利纳手下有情报官38人，行政管理人员53人。对德国的秘密情报活动及特别行动，他直接“向C负责”。他的主要情报目标是“苏俄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党派及苏俄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另外还有秘密情报局所有站点都有的共同目标，“任何国家在武器及战争手段方面的最新科技发展”，“任何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意图及能力，其经济潜能及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至于特别行动，加利纳接到指示，周密计划当苏联有侵犯西方的行为时将采取的行动，比如焦土政策[567]、蓄意破坏、敌后潜伏等。
秘密情报局在战后德国的情报源包括一些变节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在40年代末改变自己立场的。苏联情报也来自费力打入其内部的特工，及从苏联占领区、波兰甚至苏联本国所招募的特工，但与之相比，变节者是更容易更有效的情报来源。1947年10月，陆军中校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卡耶夫（代号“艾克塞斯”）在柏林投敌，成为在德国的第一个高层次的苏联叛国者，此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航空工程师。秘密情报局和军情五处都对托卡耶夫进行了讯问（得到大量不同价值的情报），但对其背叛行为都没有作深入处理。不过，秘密情报局不久便开始积极利用托卡耶夫，让他去规劝那些他认为有背叛倾向的苏联官员进行叛变，并在巴特萨尔茨乌夫伦设立了一个新职位，专门对政策和努力加以协调以鼓动叛变。
鼓动叛变的事并没有实现计划目标。1948年春，托卡耶夫卷入了一场令人尴尬的丑闻中。他认识的一个苏联军官，在美国占领区任职的陆军上校塔索耶夫（代号“凯普莱特”），被秘密情报局列为了可雇用对象。4月，据悉塔索耶夫将受命回到苏联，托卡耶夫乘坐英帝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专机，在一位秘密情报局人员的陪同下，飞往德国去会见他。塔索耶夫称不用跟任何人商议，他也很想投靠英方，于是托卡耶夫的秘密情报局护卫便将他带回了英格兰。这让所有的人都非常不满：苏俄人抗议对塔索耶夫的“挟持”行为；外交部及联合情报委员会发现是秘密情报局在处理所有的叛变事宜时，很不高兴；军情五处也抱怨说这根本没有跟他们商议过。更糟糕的是，正如萨金特5月12日对贝文说的那样，塔索耶夫“非常后悔”，现在他希望“把自己交给苏联当局，接受自己叛国行为应受到的惩罚”。他曾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在一个警察局里控制起来。他最终被送回了苏联。在一片愤怒的指责声中，秘密情报局不得不承受媒体的各种猜测，还得应对议会提出的各种问题。贝文十分生气，特提出要求：“绝不允许再出现让他处于如此境地的行为。”孟西斯努力为情报局辩解，但外交部威廉·海特认为，“如果他坦白承认自己把此事弄得一团糟，情况可能会好得多”。[568]
秘密情报局帮助人员逃离东欧共产主义阵营，似乎在一定程度又恢复了它在战争期间与组织逃离的军情九处之间的联系，这提出了一个问题：秘密情报局到底是做什么的。1947年秋，秘密情报局同意制订计划，帮助生命受到共产主义党派威胁的前波兰首相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逃离波兰，这更主要是为了检验是否有供特工逃出波兰的安全路线。计划完全失败，米科拉伊奇克是在英美外交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离的。当外交部要求帮助从波兰雇用的华沙大使馆成员拜诺夫人逃离时，是否还让秘密情报局插手，便值得考虑了。拜诺显然对英国在波兰的秘密行动很清楚，如果被捕（非常担心这会发生），她将全盘怀疑英国的使命。外交部秘密情报局联络官特伦斯·加维指出，特情局帮助米科拉伊奇克是因为他是重要人物，并愿意接受这样的风险：“如果行动失败，你的朋友（秘密情报局）将因此失去波兰情报的最好来源。”至于拜诺，“可以想象，情报局长是德国的人”可能会帮得上，“但是，德国情报站与情报局局长的其他组织一样，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冒着破坏东欧谍报网的危险，来帮助外交部取出火中一颗小小的栗子”。威廉·海特爵士对此表示赞同：“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组织，其存在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情报。只有在非常重要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考虑他用。[569]”最后，秘密情报局因很想测验一条商业逃跑路线的安全性，同意帮助拜诺夫人，年底，她与她的儿子被安全送到英联邦。
秘密情报局在反德国共产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不是其高层组织。1947年一份反情报报告称，“我们敢肯定地说，对德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组织方式、手段及计划等方面，我们掌握了所有需要掌握的情报”，但其决策层的情报信息尚需要进一步刺探。一个曾做过特别行动处女特工的优秀特工叫“库克”，她于1947年底开始做德国谍报工作，一路进入了汉堡左翼圈子。她将关于左翼的情报汇报给秘密情报局，同时（在秘密情报局的控制下）也汇报给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共产党是她想打入其内部的长期目标。秘密情报局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间谍，尽管不是优秀通讯员，但她在完成自己目标之前便去世了。战后德国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秘密情报局提供食物以保证她的忠诚，因为“在一天只有1500卡路里的情况下，一听罐头牛肉是很有吸引力的。（她）知道自己的500克面包哪一面有黄油”。但对一些德国人来说，仅仅是食物、香烟或钱（尽管它们都很重要）并不一定能买到他们的忠心。出于爱国，许多生活在战争创伤中的德国人都愿意成为秘密情报局特工，将自己与一个击败纳粹主义的国家结为联盟。一旦新的民族德国建立，他们中一些人便背离而去。但也有许多因个人原因选择留下的。战争末期，一个重要特工的妻子被关在集中营，秘密情报局找到了她，当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夫妻得以重逢，因此这位特工认为他们欠秘密情报局的情永远也还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