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送他出去，我对爸爸说：“致高刚搞了个办公室主任，你提醒他别犯错误。四万块钱，这错误犯得不小！够进去的条件了。”他说：“那我知道呢，我经常敲他一下，别抓进去了，没人送牢饭。他应该不会弄那么大，小小弄一下，那没有关系的。他刚上去，是弄得最少的。”我说：“刚当一个小主任，就盖三层楼的房，太惹眼了。”他说：“盖的人多了去了，老百姓家都盖了，我家怎么能不盖？你妈想这件事都想了有十几年了，致高也是想满足你妈妈一个心愿。好孩子呢。”我想告诉他，我拿不出更多的钱，可我说不出口。家里盖房，我一个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的人，在外工作，竟只拿这一点钱，那真的不是好孩子。我说：“爸，我刚参加工作不几年，还没来得及赚钱。”他“嗯”了一声。我说：“家里那个房子每个月还要交钱给银行。”他又“嗯”了一声。我说：“去年还为妈生个孙女，也要用钱。”他还是“嗯”一声。
两人沉默了一会，我刚想找点什么话来说，爸爸说：“致远啊，到底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我说：“博士又不是官。”他说：“官都不是，那读它干什么呢？读了这么多年，还读到北京去了，你妈跷着大拇指逢人便告，”他伸出左手把大拇指跷了跷，又伸出右手大拇指跷了跷，“我和你妈还以为你会在省里当个官呢。那你以后还是要去当个官，大官小官，那都是官。”我说：“爸爸你一个渔民，怎么这么官本位？当官有那么了不起吗？”他说：“官什么位？没有那个官什么位，哪里会有好日子？没有致高这个官位，我们家能盖房子？”他捏着指头算给我听，砖头、水泥、石灰等，都是有人半卖半送。我说：“危险，危险，致高这样搞很危险。”他说：“有什么危险？都是这样的。人家的东西便宜卖给我，那是人情，未必要坐牢？”
鱼尾镇的人没啥文化，看事情就这么简单，标准就是当没当官，发没发财，讲别的，他们不能理解。想一想也许应该理解他们，他们从自己的生存经验理解生活，那也没有错吧。这样想着，我说：“过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太阳？以后房盖好了，在屋顶装个太阳能热水器，冬天也能免费洗澡。”爸爸说：“那个官什么位，好呢。老二没读那么多书，在镇上搞了个官什么位，老大你读那么多书，在麓城也搞个官什么位，我们聂家那就威风呢。”我说：“太阳能热水器不要烧气的，烧太阳光，省钱呢。”爸爸说：“太阳能……你妈她别的都没什么，就是想在鱼尾镇这里威风一下。”我说：“爸呢，我是做学问的人呢，没有威风的。”他说：“一点威风没有，要那个学问有什么用呢？”我望着天上说：“威风……怎么过年了还有这么好的太阳？”我闭上眼，阳光栖息在我脸上，脸上的感觉非常微妙，我不知道那是阳光的暖意呢，还是微风的寒意。
第二天家里杀翻了一口猪，在门前的坪里杀的。杀猪的人是致高叫来的。那猪一挣，站起来就跑，把接猪血的桶子踢翻了，血溢了一地。杀猪人和致高追上去，把猪摁在地上。赵平平本来很兴奋地看热闹，刀杀下去的时候捂住双眼尖叫了一声，马上就被猪的尖叫声盖住了。她看到这满地的血，又尖叫一声，跑到屋子里去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就跑出去买了三十斤鱼，叫鱼贩剖好了提回来，妈妈用盐腌了，挂在屋檐下让风吹着。猪一杀过年的气氛就上来了。镇上开始有人打鞭炮，又有接二连三的鞭炮响应，街上烟腾腾地呛人，通街都是红色的炮屑。
初一那天，我和赵平平起得晚。三十晚上看春晚睡得太晚，起来也没洗漱，就去给爸爸妈妈拜年。赵平平给妈一个红包，两千块钱。刷牙的时候我说：“本来说好一千，怎么翻倍了？”她说：“谁想翻倍，钱打在自己排骨里不好些吗？被你家那个致高逼起了，一千怎么拿得出手？”到了晚上又对我说：“不盖新房，这里还有半个家是你的，盖了新房，就全是那个致高的了，致远往哪里摆？明年你回来就真的是做客了。你弟媳妇那盏灯也不是那么省油的。”我说：“我们兄弟，不计较这么细。”她说：“这还是细，那什么才是粗？”我说：“盖好了父母还要住这么多年，没怎么叫我出钱，已经是体谅我了。”她轻笑说：“哼哼，那你的意思是还沾光了。”
初三那天范岗来了。致高昨天去县里给他拜了年，他是来回拜的。进了门范岗把礼物往门边一放，双手抱拳嚷着：“老同学，老同学，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我这么多年的偶像！”我也抱了抱拳说：“致高，范局长来了。”致高跑出来，双手拉着范岗的手拼命摇着，几乎要拥抱，说：“县里的大领导下基层了！体察民情！”喝着茶，范岗说：“致远有名片吧，请教一张？”我说：“没有，没有。”把手机号拨到他的手机上。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一下，反面顶天立地列着十个头衔，农林牧渔机械文化旅游无所不包，教育局都有一个顾问的名分。我看着名片说：“全才，全才！”他说：“有几个地方是他们硬要拉我去凑个数。教育我懂什么？只有你才是专家，专家！”说一声就拍一下巴掌：“专家！”
我把名片捏在手中，礼貌似的看着，心里想：有这么多头衔荣誉，难道是件很光荣的事？范岗和致高谈起县里的人事关系，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如何如何，头头是道。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们真的看得很深、很细，微妙之处都有精到的理解。比如他们分析一个四十出头的副县长，这次班子调整呼声很高，却还是没进常委，就是因为他太年轻。如果他这次进了常委，几乎就是下一届县长或县委书记的必然人选，否则新上来的人是降不住他的。这次没进去，说明上面没有考虑将来由他接班，也就是说，别看他年轻能干，政治前途就到此为止了。
我想着真的不能小看他们，别的本事也许没有，这个本事那他们是有的。我插话说：“范岗你爸爸这次到年龄边上了，还保住了常委的位置，那上面还是有人顶他吧！”他说：“那应该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吧！”又说：“致远你不会以为我这个年龄就当了局长，是靠我爸爸顶上去的吧？有人说我是官二代，我说真的，我除了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别的资源。能力就是我唯一的资源。”我心里想：妈的，讲得出口。当人家是傻子呀！你们这些人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也只有升官发财的能力。什么时候出个科学家、艺术家给人看看？致远说：“我哥昨天还说，范局长绝对是凭自己的能力上去的，读中学就看出苗头了。”我本来想说，你们当了官，要为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懒得说了，口里含糊地说：“天生就有升官发财的能力。”范岗没听清，把头凑过来说：“致远你说谁有能力？”我说：“你有能力，怎么看怎么觉得你有能力，前景不可限量！”他点点头说：“还有得三十年混呢，混成什么样子那不敢说，混是且有得混的。”
家里盖房子我用不上力，这让我觉得对不起父母。那几天我在家里很沉默，屋子里前前后后都浮漾着致高的声音，房子怎么盖，买什么材料，怎么送人情，都是他在嚷嚷。赵平平也不太说话，不时询问地望我一眼，我就咧着嘴冷笑一声，也不知道是笑致高的张扬，还是笑自己的无奈。
走的那天，爸爸帮我提着包。到了车站，他把包递过来的时候望着我，嘴唇动了动，发出一种含糊的声音。我没有听懂，询问地望着他。他看赵平平一眼，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更加含糊。我还是没听懂，但心里还是懂了的。他是想问明白，到底是副教授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