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林《杞乡传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读着书中那熟悉而又新鲜的故事，与两位作者30年前的那段美好的友谊，时时浮现在眼前，我激动不已——
那是1974年1月9日，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出了鸣沙中学的大门，回到了生产队。迎接我的是要到七星渠上扒渠口，也就是当地人们常说的：“扛大渠”。这在生产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劳动，许多没念书一直在队上干重体力活的小伙子，提起“扛大渠”都会头皮发麻，何况我这种从小学一直念书到高中毕业的人呢？这也就是当时要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进行的“再教育”吧。既然如此，就是心中再有多少个不愿意，行动上还得认真对待。我找了一把新铁锹，打着铺盖卷，里面裹了些干粮，捎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和大伙一起骑车来到了中宁县与中卫县交界处的马滩。马滩是被黄河隔成的一个大大的孤岛，进滩的小道当时没有桥，只有用石头垒起来的一个拦水坝，河水一涨，就会漫上坝来，岛内人出不去，岛外人进不来。好在冬末，河水不大，淌水也还能过得去，出入也还不是很麻烦。其他人一进岛，把铺盖往当地的社员家腾出的地方一扔，就围成一堆连呼带叫地打起了扑克，可我说什么也没有玩的兴趣，就独自一人来到黄河边，看着河水静静地往东面流去，心中筹划着怎么样才能像眼前的黄河水一样，跃过浅滩，冲出山谷，奔向大海……在当时的农村，一个高中生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但对一个农民子弟来说，念高中反比不念更为痛苦：招工招干和推荐上大学，大都是从高中生中产生的，可你回到生产队表现平平，上面又没有能办事的要人走关系，这样的好前途说什么也很难轮到自己。而高中生在生产队老窝着出不去，不要说自己心灰意冷，时间稍一长，就连亲戚邻居也会另眼相看议论纷纷。琢磨来琢磨去，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有用的社会关系来说，唯一能靠得住的就是要落个好影响。而要有好影响就得靠自己去实干！绝不能随波逐流地跟眼前这些人去甩扑克牌。
这时候得到一个消息：上面要各公社抽一名搞宣传的人员。我是唯一的高中生，加上带队的又是我的邻居，知道我能写几笔，就没叫我下工地，专门坐在房子里搞起了宣传上的写写画画。一般说来，在工地上搞宣传，能写写画画几下子也就可以了，可我总想将宣传稿再投给县广播站。只要广播站能多多的广播，时间一长，不仅对工地上干活的众人是个鼓励，对自己落个好影响也可能是个好机会。可马滩与中宁不是一个县，要从马滩这个孤岛往外寄稿件，到了中宁县广播站的时候，新闻也就变成旧闻了！我只好骑上自行车，从马滩淌水往中宁县城赶。还不敢向同伴们说明是到县广播站送稿件的，担心万一播不了，自己脸上不好瞧。结果不出所料，我连送了三次稿件也没能播出一篇来！
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三次送稿，我从马滩一下带去了十几篇稿子，而且形式多样。负责接待我的编辑一篇一篇地看着改着。我心想，这次说什么也能播出了吧——至少总能播出一两篇吧！可他改完后，仍然像前两次一样将我送给他的稿子全都交给我，不紧不慢地说：“你拿回去抄一下，好好看一看、想一想，再给我送来。”我真有些愤怒了：送了半天、说了半天、改了半天，还是一篇也播不出来呀！看看他桌子上放着的一些经他修改过的稿子，那上面用红毛笔画了一大片又一大片的，可最后他还是写了一个字：“播”。而我的稿子他并没有划多少，就是不轻易给个“播”字！他的那支笔真的就那么值钱、那么吝啬吗？什么叫惜墨如金，从这位老兄的身上我可真是开眼了！他笔下的那个“播”字，在当时真可谓一字千金啊：从马滩到中宁县城，往返少说也有三四十里的路程，中间还要胆战心惊地淌过那石坝上的黄河水，多不容易，可他就是不给你轻易写下一个“播”字！
直到第四次，我按他的要求又用他给我的印有“中宁县广播站”字样的稿纸将那稿件一一抄写干净，再一次从马滩骑自行车送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前到后又看了大半天，才在我的稿件上写下了他那一字千金的“播”字。
谢天谢地，总算能够播出了！那天下午，我没有急着赶回去，而是在中宁县城的街头上来回转悠着，等着听当晚的广播（在中卫县管辖的马滩里听不到中宁县的广播）。可是，我从太阳落山时就在县城的一个大喇叭下一直等到夜里，将中宁县广播站的所有节目全部听完，也没听见我的稿子，更没有听见我的名字！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不仅冻得人浑身发抖，饥饿也使我前肚皮贴在了后背上了。记不清当时是怎么黑天半夜地摸回了马滩，只记得自己怀着满腔的怒火，爬在被窝里一口气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文章，第二天一早又给他送了去。这一次，他只看了个大概，就连连称好，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在我的原稿上写下一个“播”字，并建议我再抄写一份，寄给宁夏日报社。有了他的鼓励，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我不仅在他的屋子里抄写好了寄往宁夏日报社的稿子，还问他昨天的稿子为什么没有播出的原因。他告诉我：编辑写着“播”并不一定当天就能播出的，有时候你全安排好了，可区上县上有个急稿，也得把成档的稿子撤下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还告诉我说：你才写了这么几篇稿子就着急了，你们大队的某某，连着写了三十多篇，我才给他安排播出了五十多个字的小故事——就是有了那个小故事，他如今已经坐在某大学的教室里了！可我并没有告诉他：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更没对他说这篇他认为很好的稿子就是受了他的刺激，怀着那样的心情写出来的。那天，中宁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播出的几乎全是我写的文章。不到一个月，《宁夏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那篇评论，在作者的名字前还特意加了个“中宁县”三个字。这篇评论带来的收获是意想不到的：县宣传部部长点名要我在全县的通讯员会议上作经验介绍，还特地派我到区上参加了全区通讯员学习班。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那张报纸。而那位一字千金的编辑也就成了我日后的挚友。
这位挚友编辑的名字叫王非凡。
正是有了七星渠上的“好影响”，有了王非凡一字千金的“播”字，从区上刚参加完全区通讯员会议回来，我就到了大队部，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对象，准备进入大队的领导班子。
正是在他（王非凡）的那支笔和他（闫福寿）的那片天的感召下，我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工作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放弃自己手中的笔，更没有放弃自己心目中的那片天。30岁前，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散文集《梦系朔方》和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两部书籍；40岁前，应邀到德国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访问，公开出版了作品集《七彩人生》；50岁前，又出版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和《黄土高原的“花儿”》。
30年后的一天，当我从区党委下乡到基层了解全区各地的文学创作情况时，意外地见到了王非凡、闫福寿合作整理的《康熙访宁夏的传说》和《牛首佛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惊喜。这两部很有价值的书稿，苦于没有经费而没能公开出版发行。我积极向组织推荐，并多方打听，与这两位老友联系。最后得知：王非凡退休后到了北京，闫福寿退休在家得了脑血栓。虽说他们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可他们的那支笔和那片天，却仍然没有放弃：报刊上还能经常见到他们的文章。在组织的关怀和朋友们的帮助下，这两部稿子终于编辑成书，正式公开出版了。他们本来在书的后记中，专门撰写了一段感激我为此书的公开出版而作出努力的文字，后来得知，我当时仍然要在党政机关工作，就忍痛割爱了。现在，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来到了出版社。回忆起与这两位挚友的友谊，也就有了以上的文字。
选自宁夏新闻出版局《新闻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