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好朋友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自己的不足，促人奋进。
我的同学王非凡
张中
非凡是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仁厚诚笃，质朴真纯。
1945年夏天，我从宁夏银川师范初师毕业，非凡从宁夏中卫初级师范毕业。我们一同考入银川师范中级师范部，同级同班。
那年，我15岁，长得又瘦又小，坐在教室第一排。非凡比我年长一岁，个头也不大高，坐在第二排。一前一后，年相若，座相邻，性相近，很快便成为好友。
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我奔出教室，在门口摔了一跤，四肢着地，平铺在地上。当时我单薄瘦弱的身形，大约很可笑，也很可怜。这不免引起同学们的一场哄笑。下午，自修时间，我无意中一回头，看到了后排课桌上非凡打开的日记，上面有我的名字，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不料非凡详细地描写了我在教室门前摔倒的情景，写得很动感情。我看了，大为感动。我知道，从此有了一个经常关心我的人。这对一个敏感的少年来说，是终生感到温暖的。
三年中师，匆匆度过。其间种种，颇多可忆，兹不赘述。
1957年夏天，我与非凡中师毕业。
较为年长的人，或对共和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57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新中国从1956年到1958年，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过一个“马鞍形”，即两头奇高，中间奇低，像马鞍一样。1956年，中国向苏联学习，提出“向科学进军”，计划在若干年内要像苏联一样，培养出大批“副博士”，即今所称“硕士”。那一年，青年学生中，到处可以听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宣传，许多人兴致勃勃地做着“副博士”梦。学校里到处朝气蓬勃，人人跃跃欲上。大学招生，名额放宽，师范毕业生也准许自由报考。比我们年长一级的银川师范1956级，凡是平日学习成绩不算很差的同学，大都顺利地考入了高等学校，有的在兰州，有的在西安、北京，共20多人。
1958年，出现了举世震惊的“大跃进”。中央发出号召，“十五年超英赶美”。报刊公布，许多地方，亩产几千斤，甚至数万斤。各行各业，大放卫星。教育事业也实行“大跃进”，大干快上。据史书记载，1958年，高等院校数由1957年的227所增加到1065所，学生人数由40万增至70万。此外，还建立了23500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因此，比我们低一年级的银师1958级毕业生，有25位师弟师妹顺利地上了大学。
唯独我们这一届，很倒霉，毕业时，正好落在“马鞍形”的低凹处。那一年，整风——反右，上百万知识分子坠入“阳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一年中师毕业生不许参加高考。直到毕业分配期间，才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只准许我校两个毕业班择优保送四人继续深造，并指定进入校址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北师范大学），别无选择。这与以前各届自由报考，自选学校，自然有天渊之别。许多爱读书、求上进、品学兼优的同学，因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道路和一生命运。
非凡毕业后，兢兢业业地工作。先做了4年教师和教导主任，因工作出色，调到中宁县文教卫生科教研室函授站工作8年。此后，当了两年多公社干部，在中宁县广播站任编辑，长达10年，为中宁县培养了不少宣传人才。因为他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所到之处，多获好评，1981年调到银南地委宣传部任职5年，又担任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两年。嗣后任银南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5年，1996年退居二线。他是在踏踏实实地步步前进，节节高升，以坚实的履痕印证了他的品格与才能。
银川师范毕业后，我有幸被保送上了大学。分别之际，非凡送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1957美术日记》。这是那个年代非常罕见的印刷品。纸质精良，印制考究，册内到处可见精美的插图和边花，每一页都赏心悦目。设计者是我国著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我在文具店里见到过这个本子，把玩再三，爱不释手，却因售价不菲，无力购置，只好望本兴叹。我不知道非凡怎么会知道我心中这点苦涩的秘密？他并不比我富裕，并且一向生活俭朴，从无华衣美食之奉，却顷其阮囊，买了这样贵重的礼品为我送行。我在惊喜之余，颇感歉疚。
尤其令我惊讶的是，事后我一页页地翻看与赏玩这本日记，竟在最后一页上看到非凡的一句题词：
中：
我愿作你永远的学生。
非凡57.7.4
这使我惭愧万分，至今犹觉汗颜。
我是比非凡多读了几本书，可是，平心而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非凡在许多方面都比我强得多。若说“平生风义兼师友”，这话只能由我对他而言。几十年来，我只能把他的这句话视为对我的鞭策，无论何时，促我奋力前行。
我上大学之后，这本“美术日记”成为我书箧中的拱璧。我不舍得用它来记录我个人那些卑微的日常琐事，只用它摘录我在历年读书过程中最珍爱的一些文字。屈原、陶潜、唐诗、宋词、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满目珠玑。
这个本子里，记录最多的是17世纪荷兰伟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罗素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情最温厚可亲的。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越了他，但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西方哲学史》）他为人淳朴，刚正不阿，主张宽容。他生活清贫，却拒绝了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职务，也辞谢了法国国王的赏金，因为他想避开丧失思想独立性的风险。他认为，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便离上帝越近，便越自由。罗曼·罗兰被人称为“欧洲的良心”。他主张超越混战之上。他和他所创造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一个人，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成长为渐知人世的青年、壮年，许多认识都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的。不论此后他对人对事的看法会有多少变化，他的基本知识乃至由此建构的精神世界，却不会因为一椽一柱、一砖一石的交易而坍塌更改。这多有赖于所读书籍，所遇师友。他们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渗透性的，是终生的。
感谢非凡。感谢非凡送我的这个本子。每当我重温中学、大学十年寒窗，就会想起在我成长道路上给予我精神力量的许多师友。我终生感激他们。
非凡是一个光华内敛的人。体态敦敦实实，衣着朴朴素素，言谈平平实实，看来普普通通。但他天性忠厚，为人实在，在我的记忆中，从无虚矫浮夸华而不实之处。
从1957年银川师范毕业到现在，在长达55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化大革命”前夕，非凡从西北师院函授部中文系专科毕业，我们又成了校友。无论我在宁夏、在甘肃、在北京、在南京、在海外，非凡始终关心着我，情同手足。我们有过上百封通信，其中有时还附有他写给我的孩子的信，他的孩子写给我和我的孩子的信。我也曾经给他的孩子写过信。
1984年，我举家南迁。行前曾在银川与非凡欢聚几日，联床夜话，无事不谈。那年冬天，我的小女儿在南京突发重病，非凡和我的同胞弟妹一样，为她焦虑万分，关怀备至。
那年十二月十日，非凡在来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得知小青病情好转，也算是一种安慰。悬悬的心放下了些。……谁让我们是莫逆之交呢？几十年了，你我并非世俗那种朝三暮四或酒肉往来的狐朋狗友，望你们珍惜我这远方朋友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小青的问题上一定要一致，不要误了时机！！！
中，我对你说几句话，今年暑假中我们同床而卧，虽只几夜，可谈话的内容无不涉及人生、命运。这是许久以来未曾有过的会面，我想你应该是有记忆的。我们过去是一对穷朋友，现在还是，将来也许仍然如此。那就让我们保持这种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廉洁、宽宏、容忍、诚直的品德吧！我想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变更的美好品质。你我是如此，我们的孩子们也应该如此，你说是吗？你的一生我了解，是坎坷的，灾难不断，然而毕竟过来了。回首往事，是一部悲惨史，是一部控诉中国极“左”路线迫害知识分子的教科书，想想，谁的经历有你这般惨痛。现在我给你写这封信时，内心是在痛苦中，泪水在滚动。然而这能怪某一个人吗？这是一国人在受难，……在人民中发生的事，都是受了愚弄，对人民要完全宽恕，这是从古到今的伟人、正直的人所取的态度。不要忘了，你宽恕了许多人，但为什么不能宽恕我们自己人呢？这是最应该和最要紧的。从你现在做起，堂堂的男子汉应该吸取的只是教训，应该奋发，不断进取，而不是计较已经过去的一些恩怨，你说是吗？当然，这要有个过程，但应该是一个宽大为怀的短暂过程，不然又会花费时间——及（原写作“即”改为“及”）生命的代价，你说对吗？
……
代问全家好。
最近我一直在下乡。今天匆匆一叙还要走的。
祝
好
非凡12.10
我现在抄录这封保存了已近30年的来信，不禁泪涌双目。我会永远记取这些推心置腹的谆谆教诲，无论对什么人。
有朋如此，其非师乎？
几十年来，非凡对我的关怀，笔难尽书。且谈一件近事。
非凡退休之后，在北京定居，成了一位老北漂。我因子女分别住在北京、南京两地，退休之后，经常往来于南北两京，遂与非凡有过多次相聚之乐。
北京城市太大，人口太多，交通不便。非凡住在京东北，我住城南，来往一回，得用去四五个小时，颇为不易。对于我们这两个都已年逾古稀的老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前年秋季，有一天，非凡事先与我相约，次日清晨来我居所一聚。我本当倒屐迎候，不料那天清晨9时，非凡乘地铁，转公交，经过两个多小时，风尘仆仆地赶到我的住所，恰遇我因突发高烧，体温高达39℃以上，人已近于昏迷。非凡进门之后，一看这种情景，返身下楼，叫来一辆出租车，立即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他安顿我在长椅上坐好，随即挂号，找医生，找护士，交费，取药，陪我挂水，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静脉点滴完毕之后，非凡护送我回到住所，又忙着为我煮水，烧饭，让我按时服药，安顿我卧床休息，一直忙到红日西沉。
我知道，这一天非凡非常辛苦。他一大早远道赶来，本已有些疲劳，又这样陪护我一整天，辛劳可想而知。傍晚，我自觉病情已经缓解，劝他早点儿回家休息，他却执意不肯。
他在我的寓所陪了我整整三天。
此非一般人可为。
非凡不仅对我，他对所有的人都是真诚的。他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责，对工作尽职，对妻子尽爱，对儿孙尽心，对朋友尽忱。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一特点。
非凡的父亲王丽泉先生，我有幸见到过，是一位恂恂儒者。他年轻时，曾到兰州、北京、银川等地求学，见多识广。返乡后，在宁夏中卫县长期执教，门墙桃李，遍布城乡。他是当地一位著名书法家，中卫县许多地方曾留有他的书迹。遗憾的是，中年以后，遭逢知识分子屡受打击的年月，饱尝屈辱，声名不彰。前几年，非凡多方搜求，觅得先严许多墨宝，劳碌于南北两京，想方设法，复制印刷，聚成一册。丽泉先生之门生故旧，知有此书者，皆飞鸿求取，有幸获得者，皆珍若拱璧，临风怀想，如见先生其人。丽泉先生之书名德貌，遂再度传扬其故乡。
此书编印之时，正值溽暑时节。非凡骑一辆旧自行车，来往奔劳，对于各个细节，一丝不苟。当时，他已年属七旬，心力劳瘁，一度病卧。我目睹过此书编校印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对于非凡这一尽孝之举深为感动。
中国人讲究孝亲之道，父母在日，使双亲老有所养，有甘旨之奉，无衣食之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若父母仙逝，能使先辈德业光显后世，泽被儿孙，则更惬父祖之意，亦更合瓜瓞绵绵之旨。非凡为其先严收集墨宝，印制行世，使儿孙灌溉先辈之德，正合此义。这种身后之孝，不下于父母生前菽水承欢。
非凡之前妻罗益群女士，上海金山人，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妇产科医生。她生前享誉中宁、吴忠，广为人知。非凡和益群，相爱甚深。我多次听他们相互谈及对方，亦庄亦谐，每令人解颐。这是只有恩爱夫妻之间才可能有的。益群人如其名，奉公尽职，相夫教子，家里家外，使多人受益。后来积劳成疾。在她病后，非凡惶急痛苦之状，令人不忍回首。益群不幸病逝后，非凡哀痛逾恒，非言语可慰。至今我保存着非凡因益群之病之逝所写信件，每令人开篋不忍卒读。
益群于1992年英年早逝。13年后，非凡余哀未消，为亡妻写了一本书，题为《益群长歌》。这是一本现代版的《浮生六记》、《影梅庵忆语》。非凡为人之敦厚，于此可见一斑。
非凡和益群育有二子。长子霄鹏，得父母之教，自幼聪慧，成绩优异。毕业于复旦大学，又获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供职于国家重要部门，事业有成。其弟霄韬，聪慧如兄，因车祸不幸早逝。二子之下，有孙男孙女各一。孙男琢琛，现留学美国。孙女琢，在初中就读。这些孩子的成长途中，布满了非凡辛劳的汗水。近日我翻检非凡历年寄我的信件，其中有些谈到他的两个儿子，舐犊情深，使我自然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非凡为人之子，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祖，不辞辛劳，无矜无怨。几十年来，我看到过他怎样为父母尽身后之孝，看到过他怎样侍候久病的妻子，看到过他怎样养育儿孙，也看到过他怎样对待别人的父母和别人的儿孙。那种诚挚如一，是我在许多他人身上看不到的。这使我自然想到两本书：一本是曾任意大利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和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的鲁伊基·肇基（Luigi zoja）所写的《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一本是苏联学者达·萨·阿基维斯所写的家庭生活问题畅销书《父爱》。
在这个工业化十全球化的时代，无论男女，几乎全民职业化。在农村中，出现大批“留守儿童”。在城市里，许多男性公民迫于生计，在家庭中的时间明显减少。对于儿童来说，父亲常处于缺席状态。一些家庭中，男孩贾宝玉化，女孩林黛玉化，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这对儿童的成长极其不利。达·萨·阿基维斯在《父爱》中说：在苏联最优秀的著作中，有一本在心理分析的深刻性和准确性方面非常出色的书——《母亲就是未来》，说的是母爱怎样塑造一个人，也就是怎样决定着他的生活道路。“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时候起着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作用的原来是父亲”（《父爱》中译本第120页）。
由于益群不幸早逝，非凡次子霄韬又不幸早逝，非凡遂在儿孙两代人的成长中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因此，除了上述两本谈父爱的著作，我想向非凡的儿孙推荐一本美国人J.P·戴克编著的书。在这本书中，美国一百位名人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发现父亲，感谢父亲，回报父亲”。非凡当受之无愧。
数月前，2011年5月21日，我在手机短信中与我的女儿聊天，谈到非凡，谈到我对他们的敬重。女儿在回信中写道：
……是的，他真是一辈子为别人辛苦，又很坚强乐观，让人打心里敬重。
我在手机里保留了女儿的这条短信，每翻看时，都会引起有关非凡的种种回忆。
非凡身材不高，但自幼体格健壮，到老面色红润。直到目前，70早过，还骑着自行车满京城跑，为儿孙，为亲友，办完这事办那事。入秋之后，别人都已厚被厚褥，不胜其寒，非凡却还铺着凉席，未感秋意。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
他的身材、面色，加上一脸的憨厚相，再加上从来生活简朴，自奉甚俭，从不以鲜衣美食为念，服装的颜色与式样也总是普普通通，这在他人眼中，就不免会有别解。一天，非凡的小孙女对他说：“你看你！你的衣着和形象，像个老农民，并且是个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农民。”非凡向我转述小孙女这些尖锐批评时，我们相视拊掌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孩子年幼无知，不知道她这个像农民的祖父，曾是优秀教师、记者、编辑、纪委委员，、文联主席。一路走来，全凭努力进取，负重谨慎、艰苦奋斗等实际行动，才取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人。
非凡一向低调做人，有时会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一次，他向我谈起如何教育儿子。他曾指着街头的乞丐对儿子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些人！说不定你的爸爸倒霉后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也许连他都不如！”我听了很感动。
他做人极为谦抑。平日闲谈，无论谈亲人、友人、熟人，他总会说起别人的长处，好处，难得听到他对别人的批评。说到自己，他常会谈自己的不足，有时很认真，很严肃，有时换用一种自嘲的口吻。他很真诚。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很少看到的。
非凡的这种风格，每令我想起《老子》中的一些话语：“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他是一个很有生存智慧的人。
非凡从不以身份为念，别人和他在一起也就能忘却身份。他从小到老，活得实实在在，从从容容。他不像某些人那样，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求人予人，不断变换面具。非凡是一个从不佩戴面具的人。因此，他可以一切本乎自心，活得轻松自在。他没有阿兰·德波顿所说的“身份的焦虑”，也能使对他有所了解的人没有这种焦虑。
我在银川工作时，有一年，非凡从中宁来银川治病，先住我家，后在银川中医院住院。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许多资格很老的干部被打倒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党委原书记李景林也在中医院住院，与非凡住同一病房。李老与非凡颇为投契，从政治经历到人生体会，敞开胸怀，什么都谈。有一天，李老去附近公园散步，被一位军宣队的小连长碰到了。此人竟以呵斥的口吻对这位区党委原书记说：“李景林！你怎么也跑到公园里来了？”李老备感屈辱，回到病房，对非凡说：“我二十几岁就当了营长，那时他们在哪儿？”又一次，李老在病房里和非凡谈起夫妻关系，他挺幽默地说：“爹是天，妈是地，老婆是锁喉咙的系（绳）。”意谓妻子是生活中至关紧要的。非凡来我家，谈起同病房的这位革命老人的这些谈话，我们相视大笑。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一些特殊机缘，我与李景林及其夫人李惜春很熟悉。李老到我家中聊天，我到他家吃饭，有时可以冒着政治风险无话不谈。在北京，我们曾多次在他几位老朋友家聚会。我曾因李老介绍，在宽街谢宅拜访过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又在谢宅约见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在李老生前最后几年，我们可谓忘年之交。我了解他，知道这位曾在延安整风运动及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中饱经风雨的革命老人，不会贸然与人谈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一些特殊机缘，我与李景林及运动中不可一世的军宣队，也不会轻易与后辈谈论家庭生活及夫妻关系之类个人生活中的事。他能与萍水相逢的非凡倾盖如故，完全忘却了彼此的年龄与身份，足见非凡之为人。
非凡一贯待人以诚，是足以感动许多人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杨森林，写这位老朋友如何接待一位自己的老师，其中有些细节颇为感人。他写的这位女教师，是森林君的同事与红娘，也是我和非凡的老师，在银川师范给我们教过历史课。那时她很年轻，为人正直，又充满朝气，学生都很喜欢她。后来，她调到中宁中学，与非凡在同一个县城里工作。非凡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师，执弟子礼，关怀备至。这位老师也将非凡视同子弟，对他无话不谈，即便涉及隐私，也毫不避讳。师生之间，如同知心朋友。如果非凡不是为人敦厚，赤诚待人，这是不可能的。
常人待人，往往心惠而实不至，或口惠而实不至，或则惠及他人，念念于怀。非凡不是。他觉得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并且，常常做了不说，甚或永远不说，不向任何人说明与解释。
这里说一件遥远的往事：
1957年，我上大学。当时，父母年老，弟妹年幼，家道中衰，一贫如洗。父母知我自幼好学，不忍心让我失去这个十分难得的机会。父亲流着眼泪，鼓励我去。我知道，他的内心中其实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是一路上流着眼泪跑到学校里去填了那张保送升学的志愿书。此后，大学四年，我没有向家里开口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向任何一位亲友求助，仅凭每月的助学金度日。
大学四年，有一大半时间在当时震惊世界，至今使中国人心有余悸的大饥荒中度过。人有菜色，野有饿殍。校园里的树叶被打光了，继续到黄河边上去打。学生食堂的地上，树叶堆成一座山。有时，饭里有树叶，菜里有树叶，汤里也有树叶。同学们几乎人人浮肿，臂上，腿上，一按一个深坑。种种苦况，难以言表。
非凡从银川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中宁县小学任教，生活十分艰苦。初工作时，他每月工资仅有36元5角。因大跃进无人顾及干部个人生活，两年后转正，提升一级，每月工资也仅有41元5角。在大饥荒中，他所工作的中宁县也饿死过许多人。树皮都被饥民扒光了。非凡却千方百计省吃俭用地积攒了一点钱，在我事先未有一字求助、事后未有一字答谢的情况下，从一1957年到1961年，4年间，每年给我汇一笔款，两次15元，两次25元，共80元。
80元，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是一区区小数，不足挂齿。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在“低标准，瓜菜代”的年月，在大饥荒的年月，在非凡每月工资仅有34元的年月，这却是一笔巨款。
那时，大学的商店里卖一种高价水果糖，1角钱1颗。我从没买过。一枚蘸水笔尖，5分钱，我会站在文具柜前，犹豫再三，不能决定买还是不买。我的鞋底完全磨通了，只好每天光着脚掌在校园里奔走。事过50多年了，我至今记得大学商店里一左一右那两个柜台，也清晰地记得我站在柜台前看着蘸笔尖、水果糖时的心情。
由于非凡对我的无私资助，使我在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有时还能买一两本心爱的书。那时，从兰州到银川的火车票只有8元钱。非凡的资助，使我有时能在假期回家看望久别的父母。尤其令我欣慰的是，1961年，在大饥荒达到高潮的时候，非凡的资助使我有机会带着整日饥饿的母亲和年方6岁的小弟弟一起回到山西老家。数十年未能还乡的母亲，因此有机会在家乡住了两个月。
那时，我的外祖母、舅母、大伯、大伯母、二伯母和堂兄等人都还健在。母亲还乡，给全家人带去了难言的欣慰，也了却了母亲数十年来未能实现的一桩心愿。此外，由于家乡亲人多，树木多，未熟的青枣，可食的野菜，都聊可充饥。母亲和小弟在家乡有时还可以吃一顿饱饭。两个月后，母亲带着小弟回到银川，面色又有了一些红润。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非凡如何资助我，我又如何接受他的资助。一个人做事的方式，有时比事情本身更能体现其人特点。
大学四年，我与非凡常有书信往来。此后数十年间，我们也常有书信、电信。见面的机会也很多。可是，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无论通信还是会面，非凡从未提起过给我寄钱的事。一次也没有。我也从未提起。
对于此事，我向妻子和儿女说过，也向一二好友和学生后辈说过，对父母却只字未提，对非凡也只字未提。
我不向父母说，是因为他们都有极强的自尊心。我不想因此引起他们的伤感，伤害他们内心的尊严。我至今不向非凡提起此事，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不提，另一方面则因为我知道任何言语，任何感谢、感激之类的话语，都只会冲淡此事对他对我的意义。有些事是言语不能表达的。
《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的老师林庚先生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
回想往事，有时我会有泪而无言。
现在，我与非凡都已年逾古稀。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都有过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有一些事，不足为外人道。彼此心照，非言可述。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正是这种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中，或许有一些值得传给付儿孙的东西，值得一叙。因此，我认真地拜读了非凡的文集，对他这些内容丰富、文笔生动的大作，不加评说，却如实地记叙了我与非凡个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希望有助于阅读非凡这本文集的读者了解其人其文。
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不能尽其人。非凡的一生，是这些质朴诚笃的文章之外的另一部书。这是我在阅读古今各种典籍之外有幸读到的又一部书。古之四部未能尽也。
1956年，我17岁，在银川图书馆印行的《读者园地》上发表一首小诗：
人生的经历像一座森林
爱情和友谊是林中松柏
几十年来，我常因非凡与其他一些好友回想起这些少年心声。无论我身处逆境，顺境，我都感谢命运，感谢上苍，感谢我在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非凡和其他一些不同年龄而情同姐妹兄弟的好友。这使我无论何时都会感到光明和温暖，感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为它生存，为它振奋，为它奉献出我所能奉献的一切。
弗兰西斯·培根说：“没有真正的朋友，世界只不过是一片荒原。”我庆幸自己没有面对这样一片荒原。
杜甫《贫交行》云：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这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经历过可怕的阶级斗争年月，又迎来了金钱至上的商品时代，有时人情凉薄，世态浇漓，莫可名状。朝为挚友，夕若路人，甚且昔为亲朋，今若寇者，不乏其例。但我始终相信，世间总有一些东西是难以凋谢的。
不然，茫茫人海，胡为乎来哉？
201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