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历百多年艰苦卓越的斗争，成立了人民共和国。
我们这代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亲历和见证了翻天覆地的灾难辉煌，奔向小康。
为人民献身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每个人的生平，都是一部独特的传奇，不可复制，它折射出的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一个斑点。
中宁
父母与子女是血肉亲情，而我与父亲却无缘谋面，但他给我取的名字——延军，却伴随我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若单从这俩字的字面讲，无疑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然而在宝塔山下、延河岸畔，我们一家三人的命运，却上演了一出波澜起伏的悲壮戏剧。
特殊的社会环境带来特殊的成长过程。在我还是三个月的胎儿时，便随母亲被羁押在了延安的监狱里。1940年3月7日，我出生在寒窑中，算是最小的囚犯了。我近两岁时出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儿，被寄养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那时延安东半部住着不少日本的“反战同盟”人士，我就跟着十几个中日孩子爬摸滚打，常常还比摔跤，比格斗。
我4岁多进入延安保育院，院里的小朋友都是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生活费用由边区政府供给，全天由保育员管理。记得一个大点的女孩送给我一个小皮球，那时在延安是个稀罕物件，我和小朋友玩了许久。后来升入保育小学，与习富平同班（边区政府副主席习仲勋之子），才知道那小女孩是他姐姐。
1946年之后，西北剿共总司令胡宗南，受蒋介石之命，进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的孩子小，随同军民一起撤退转移，解放军叔叔就用箩筐一头一个挑着我们走，有时我们坐在驴背上的驼筐里行军。一次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一个小朋友来不及躲到桥下，被当场炸死，十分凄惨。有一部电视剧《啊，摇篮》，真实地反映了我们那时的生活。
母亲出狱后，先是给外祖父做抄写工作，后入延安大学财经系读书，次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子弟学校教师。这期间家里来了一位爸爸（后父）。
随着西安的解放，我们延安第二保育小学迁往西安，同学们乘坐大卡车向西安进发。那时道路质量很差，弯曲不平，颠簸十分厉害。师生全部呕吐，一闻到汽油味就恶心，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才辗转来到西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校改名为西北保育小学。校长是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秘书的妻子，她了解我的情况。彭总到北京开会前知道了我的事，说：“他们两口子（指我母亲与继父）早到北京了，却还把儿子留在西安，太不负责任了！”彭总走前，把我接到他们临时在西安的家。这是一个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建筑，不新不旧，至今我还有记忆。我在彭总桌上见到了一个“备忘录”，有几项活动时间都精确到“分钟”了。我感到非常惊讶，使我更加尊敬彭老总。
彭总一行包了两节车厢，一节当他的办公室，另一节后勤人员工作食宿。车到北京后，彭总派人用吉普车把我送到了我妈工作的单位——教育部。
开学时，我考取了北京育才小学四年级。1954年，我考入北京101中学。3年后我又考上了35中的高中（初高中都是市重点中学）。
小时候的朦胧中，似乎觉得我不是父亲（指继父）亲生的，但家人却说是，因为母亲和继父还生了3个弟妹。
由于我一年365天长期住校，寒暑假都在学校过，没有父母管束，成了个“野小子”。学校的各种运动我都拔尖，我是育才小学的足球队员，101中学的足球队长，35中学的足球队员，获得了足球三级运动员证书。在篮球、乒乓球、长跑、游泳、滑冰等运动项目上，我也很出色。少不更事，反觉生活自由自在十分快乐。我的成长依靠了国家的供给制政策。
长期住校锻炼了我的独立思考和生活能力，但由于很少得到家庭温暖与关爱，造成了我的性格内向、话语不多、比较孤僻，家庭关系淡薄，对社会上人际关系的知识懂得很少，因而很少与人交往。
水有源，树有根。我懂事后有时自问：“我的生命之源来自哪里？我的根又在何方？”
1955年夏天，我正在颐和园游泳，来人让我马上回学校。原来是中央一位副部长陪同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来学校找我，并把我接到他们开会的北京饭店，还让我住在他的房间里。晚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告诉我亲生父亲家史的人。
我的祖父叫王成绩，是当地的大富户。父亲名叫王绪祥，1914年生于甘肃省中卫县恩和堡（今宁夏中宁县恩和镇）。1930年16岁，在北京念书时加入共产党，化名张子华。孙叔叔说：“我与你父亲亲如兄弟。在北京念书和搞地下党工作时，你父亲经常在钱物上接济我，还介绍我由青年团加入共产党。我俩既是老乡、校友，又成了革命同志。我了解他、信任他，我敢用人格和党性保证，他绝对不是叛徒，更不是特务。延安审干冤枉了好人……”说着说着，流下了辛酸的眼泪。当时的我既新奇又感动。那么大的年龄了还流泪，又是省级干部，还为父亲抱不平，可见父亲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以后孙殿才每年都来北京开一两次会，每次都把我接到他那儿住几天。1958年，孙殿才先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被甘肃省委打成了反党集团，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平反后他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后来我看了一些相关资料，才对父亲传奇式的革命生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父亲理想远大、立场坚定，是个职业革命者。在京津唐地区搞工人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和代理党团书记。在领导天津学生运动中曾被捕，因身份未暴露，加之地下党人积极营救，很快便出狱了。
1935年，父亲在上海任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在北方豫鄂陕边区任特派员，到陕北游击区巡视中，当即果断地给刘志丹写信，建议陕甘和陕北两个游击区联合起来统一指挥，为打退敌人进攻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西北这块根据地成了全国唯一的红色根据地，成为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落脚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敌当前，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寻求第二次合作。1936年，父亲担任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联络员，他冲破敌军封锁和特务抓捕，四次来往于陕北、南京、上海、广州之间，直接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和工作指导。回到陕北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之后又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和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与军阀马鸿逵谈判，马许他高官厚禄并企图扣留他。可他利用回中宁探亲的机会，巧妙地回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宁期间，他广泛接触各方人士搞统战，经宣传教育，随后有10多名青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此时的父亲不过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可他却担任了如此重要的职务。我敬佩他的勇敢、机智和对党的忠诚，我知道这是他人生传奇的光辉顶点。之后他担任了延安抗大政治教员。
当时听过父亲讲课的一些学员反映，张子华讲革命理论深入浅出，容易接受，语言生动幽默、口才流利，很受学生好评。革命烈士孟长有曾说，张子华是我的好老师。
母亲李德贞，1918年生。在他13岁时，就为1925年入党的父亲李木庵担任秘密交通员。七七事变后，李木庵奉命到湖南彬桂山区搞武装斗争，就把15岁的她和两个弟弟送到了延安，她进入抗大女生队当学员，毕业后留抗大管图书资料。
1938年5月23日，时年26岁的父亲，在延安凤凰山麓抗大校舍的一间陈旧窑洞里，与母亲举行了极为简朴的婚礼。
1939年9月的一天上午，为了不影响他们夫妇年轻时的革命行动，父亲外出买药，准备打掉我这个被母亲已经孕育了3个月的生命，然而他却从此无归。母亲焦急地等到夜晚，有人敲门，她以为是父亲回来了。进来的两个人却说是延安保卫处的，立即把她也押走了。
不白之冤意外地留下了我这个“革命”的种子。
1941年11月，我的外祖父李木庵来到了延安，担任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法律顾问等要职，是当时延安有名的十老之一，与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齐名。
外祖父的资格和职务，没有给他的女儿和女婿带来任何帮助。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把女儿送到延安来竟做了自己人的牢。他虽深知女儿绝对清白正直，然而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他只能等待组织的审查。
1943年下半年，被释放的母亲打听父亲的下落，才被告知一年前已死亡。审查几年未做任何结论，反按敌我矛盾对待，母亲也不敢去询问和寻找墓地。父亲的党籍没了，革命干部的身份没了，28岁的年轻生命，随同延河之水无声无息地不知流落何方？更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母亲的党籍，也从她入狱的那天起被停止了，从此给她带来了几十年的灾难。
多年后，有人查阅父亲的档案，除了他给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写的两封申诉信外，其他没有任何片言只字。这让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虽没见过父亲，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三大遗产：一是生命，这是物质的。二是精神。他背叛了富甲一方的家庭，愿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在自己的一张照片背面写了“延军”二字，便成了我没姓的名字。意思是延安出生的革命后备军，让我也继续革命。三是让我背了大半辈子“父亲历史有问题”的包袱。
1960年夏天，因父亲的历史“污点”，我未能被大学录取。那时全国正在大饥荒，我被分配到京郊的红星农场干农活。因我有文化，动手能力强，第三年便被八机部农机实验站选中，调去搞农机鉴定。后来单位撤销，我又转到汽车改装厂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极“左”路线越来越严厉，母亲一直受着压抑。接着第二次婚姻失败，加之我又没被大学录取，使她心灰意冷、极为痛苦。于是想逃离是非之地，到谁也不认识的远方生活，便申请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作。然而母亲想得有些天真，人家把她——一个1938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关键是档案上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却分配到了双城县最底层的商业单位当职员。那时候，我常常利用冬闲休假，一个人默默地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看望痛苦无靠的母亲。我们母子二人是一对苦命人，只有在探望中，才能得到相互安慰。
1970年初春，我和下乡知青向安华，在农场附近租了间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的屋子里结了婚。没放鞭炮，没举行婚礼，更没有招待客人的婚宴。从此，她给我带来了家庭的温馨和幸福，我感谢她。
当年11月24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这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虽然姓名是区别人的一种符号，但在阶级斗争日盛的时候，政治因素太重，影响太大。姓张吧？不行，那是父亲隐姓埋名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不符合中国人的族规。回归王姓吧？不行，父亲的“污点”未洗净，不能再累害下下代。跟我姓吧？百家姓上未曾有过“延”姓，最后干脆从母姓。
胡耀邦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以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母亲与我及叔叔王绪仁，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书。中组部责成公安部办理，可不知什么原因，一年多过去了，他们却交了白卷。中组部只好重新办案，他们跑了许多省市，但凡与张子华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找过，了解了全部真实情况，为平反作好了基础工作。另外，我与妻子也直接访问或电话请教了许多父亲的同事，以及在延安保安处工作过的同志，有郭步岳（原任延安保安处干部科科长，后任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吴文藻（女，原延安保安处记录员，后任北京市中级法院院长）、郭洪涛（国家经委副主任）、刘鼎（原张学良的秘书、共产党员、三机部副部长）、李洁伯（铁道部副部长）、王幼平（外交部副部长）等领导同志。他们一致认为延安的抢救运动极“左”，保安处抓的人99%以上都抓错了，而且硬搞逼供信。无奈承认是叛徒特务的后期都放回了单位，没有错误而坚决不承认的，一律不放人。许多领导同志都说张子华同志年轻有为、能力很强，无疑是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干部，可惜这么好的一位优秀人才被屈死了，现在应当尽快给予平反。后来有的中央高级领导也为张子华鸣不平。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我父亲张子华正式平反。两年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党委和中宁县党委分别召开了张子华纪念会，到会的有各级党政领导、各界代表、父亲生前的同事、朋友和王氏家族的亲人。会上宣读了中组部的平反结论，为父亲恢复了革命者的本来面目。许多参加会议的人说，张子华是宁夏人民的好儿子。他符合明朝诗人于谦的诗《石灰吟》的精神：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985年，黑龙江省双城县为我母亲恢复了党籍，她提前退休，回到了北京。党的关系也转回来了，只是人事和工资还在原单位。许多年来，母亲从来闭口不对别人谈她的身世，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永远过去。为冤死的人平反了，就告慰了阴阳两界。
我和妻子向安华从中央财经大学的工作岗位上，请假来参加宁夏各级机关举办的座谈会。几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返回父亲的故乡，塞上江南真可是鱼米之乡，尤其枸杞更是名扬天下。父亲远离富饶的故乡，不怕流血牺牲地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可见他的革命性是何等坚定。只可惜当时改革开放才不久，中宁群众的生活还处在温饱线上。但王氏族亲对我们的热情，却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人上了年纪，有时回顾平生，才知道认命。我母亲15岁投奔延安，父亲16岁加入共产党，却屈死延安，而我又恰恰出生在延安，这是我们一家三人命运的神奇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为什么在延安自己人的监狱里，反倒发生了上述问题？也许这正如群众所说：错误的政策，必然导致地狱与天堂一线之遥的戏剧性传奇！
2009年
注：
此文由延军和向安华口述并提供相关材料，由我笔录整理写成，还征得“宁夏张子华教育基金会（筹备组）”同志的修改意见。《塞上革命先驱张子华》一书摘录选入时，题目为《我的父亲》，署名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