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需要鼓励（1）
4月26日（2006年），《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则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同心县实验小学两名家境贫寒的小学生拾到五千多元钱交到了学校，学校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找到了失主，失主因感动而一文不取，全部捐给了该校，作为品学兼优奖励基金的第一笔捐款。这则消息很快被诸多媒体转发，还有更多的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联系捐款，都想为同心实验小学的奖励基金出一把力，表一点心意。这是来自社会对诚信的奖励，它唤醒了人们对诚信的自觉。
也许搞市场经济这么多年了，人们都习惯于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气指数，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诚信指数。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坑蒙拐骗、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非但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指责和鞭挞，反而得到了社会过多的宽容与忍让。这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社会秩序，颠覆了人们的价值观、义利观和荣辱观。特别是企业欺诈、商业贿赂和跑官要官等假、丑、恶现象，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冲击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红线。也就是说，“诚信”的红灯闪烁，而闯红灯的人不但不断在闯，而且在不停地肇事，却没有有效地“叫停”。
两位小学生的拾金不昧擦亮了一个我们再也躲不开的社会主题“诚信”。固然，诚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但是，校园净土也挡不住社会风气的侵蚀。单纯的学校教育与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完全接轨，而且也不完全是社会风气的主流。很多情况是一个人在学校里诚实守信，一到社会上就会被很多诱惑迷失方向。因此，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奖励诚信的机制，要比在一个学校建立这样一个基金尤为重要。
但是，眼下我们还是要从建立这么一个奖励基金做起，从具体的工作做起，从细节上做起，从小事上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滴水穿石。从同心实验小学的诚信奖励基金到全社会的诚信奖励机制，要说有多远？只要我们认真地做起这件事来，相信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一步之遥。
诚信也要担保（2）
《宁夏日报》在5月10日（2006年）的头版头条刊发了关于同心的一则消息。消息的主题是：羊绒企业、同心建行诚信相待实现双赢。这条消息为什么会上头版头条呢？关键还在于这里有一个核心话题：诚信。曾几何时，同心的羊绒因掺沙子失去了市场，欠下了一笔厚重的诚信债。二十多年了，羊绒产业几起几落总算有了依托，那就是同心县羊绒工业园区的建成。但这只是个物质依托，并没有解决心理上的失缺。沉痛的教训让同心人感受到了“诚信”这个精神家园的荒凉要比自然环境的恶劣更可怕。但是，要重建这个精神家园又谈何容易？
从2003年开始，同心县通过绒毛协会注册1000万建立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贷款担保风险基金，逐步建立健全管理中心、实行“五户联保”、房地产全额抵押和政府承诺等“四道防线”，以“利益共享、风险独担”赢得了金融界的信任。两年来，羊绒企业和同心建行在双赢中共同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了。目前，这笔担保风险基金也已经达到了五千多万元。这是同心最丰厚的一笔“诚信”基金。当然，用金钱是买不来诚信的。但是，建立一个培育、呵护、弘扬诚信的有效机制，就能够赢得诚信。这一点，同心县做到了，同心的羊绒产业做到了。
不能排除个别问题个别现象对“诚信同心”造成的伤害，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不能做“败走麦城”的消极颓废者，也不能做“功到垂成”的盲目乐观派。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都能百分之百地信守承诺、遵章守规，但是我们必须给诚信开一个方子，要防患于未然。早打预防针，早解风险题，用完善的管理制度，规范的协会章程和有效的法律程序争取诚信百分比的最大值。
诚信失缺，需要支付昂贵的代价。
诚信回归，同样需要百倍的努力。
诚信戒律（3）
我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用“六个不”树诚信的说法。当时主要针对“怎样做才叫诚信”作出的一个很自我的回答。我认为讲诚信的人就要做到“六个不”：一不说虚话；二不找借口；三不纵自己；四不破规矩；五不糊弄人；六不应付事。事后，细细琢磨，觉得虽然在内涵上有交叉重复之嫌，但大体上还是比较容易把握，就把它当做座右铭写在一张纸条上。
其实，作为每一个人来说，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谁也离不开谁。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是，随着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未必人人都关心政治，但又有谁会离开社会而独来独往呢？倒不如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既然是社会动物，就得有个社会公德来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配制和伦理秩序。在人们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道义上，真正做到绝对的“三公”是很难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的底线就是诚信。老百姓用一句很通俗的话说，打了骂了还来呢，哄了骗了就不来了。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要以诚待人，哄骗不得。说多少大道理不一定管用，听一听老百姓的真心话却让人受益匪浅。我们是不是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如果用“诚信”为题作起文章来，是不是连篇累牍也说不完？但是，我们费了牛大的劲，是不是就说清楚了呢？
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通行证，也是一个讲信用重然诺人的身份证和荣誉证。机灵鬼、聪明误，说穿了就是拿“诚信”当“忽悠”，对别人缺乏应有的尊重，对信用缺乏应有的信心，满足于一时一事上耍小聪明、占小便宜、混小光阴、抖小风光。诚信同样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形象。说一个地区的风气好坏，一个民族的文化良莠，就是说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诚信度怎么样。因此，诚信无小事。一旦诚信失缺，就会造成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精神颓废。
但是，怎样做一个诚信的人呢？既然不是千人一面，那就不能只有一个标准。我们只能弘扬诚信文化，张扬诚信精神，奖励诚信作为。只能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警示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却无法提供一个对人人都有用的诚信规则。我想，每一个人要做到讲诚信，用不着很高深很系统的理论去说教的。只要他愿意，就会找到切入点，给自己定一个诚信标准，当做座右铭，每天警示自己，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增进自己的可信指数，为自己事业有成插上翅膀。
民风淳，主要还要靠政风正。领导干部的诚信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公生明，廉生威”。做官要想有威信，就得讲诚信。领导干部讲不讲诚信，在群众心目中只有两个字：“公”和“廉”。身居领导职位，心怀诚信之德，才能把“官”当成公仆；把“管”化为服务。把这两个字装在心里，就会把诚信写在脸上。做不到这两点，说你是一个讲诚信的领导，没人信；夸你是一个有威信的领导，没人服。因此，在党政机关干部中间，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开展诚信教育就必须抓住这两个基本点。失去这两个基本点，活动形式有多丰富、精彩，都只是走过场，耍花活，既花财力，又费精力，还惹老百姓讨厌。只有靠诚信树起来的威信，群众才满意。也就是说，要在群众中有威信，就得干部带头讲诚信。
事实证明，讲诚信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不是光耍嘴皮子，光摆花架子就能套来的。只有靠真抓实干，苦抓苦干，在老百姓面前甘愿当“愚公”，豁出搬山的力气干工作、做事情，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才能让老百姓高兴、满意、支持、拥护。所以，诚信教育不光是学几篇文件，开几个座谈会，搞几次活动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干出成绩来；把为民服务的事情办实办出特色来；把各项管理制度做细做出规范来等等。如果我们在履职上打了折扣，在亲民爱民上掺了水分，在方方面面的利惠上偏亲向友，做不到“公”，也做不到“廉”，在诚信上出入太大。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要求老百姓听我们的，信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诚信是无价的。诚信教育的实践活动也是艰巨的。正因为是艰巨的，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才是值得的。
读书·考试·减负（4）
读书求学，有苦有乐。苦读如战国苏秦，头悬梁，锥刺股，不惜身心受损。乐读如圣人孔子，手不释卷，乐不知疲。然而，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不如好知，好知不如乐知。孔子只是一个很明白读书道理的人，他主动自觉地以苦为乐。读书破万卷，其实很苦，只是不以为苦罢了。因此，读书没有不受苦的，关键是读书人以怎样的心志去对待读书。当然，读书还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果从小就以书为友，以书为伴，那么为人一生，也许就真的手不释卷，乐不知疲了。譬如鲁迅先生的“随便翻翻”，就是一种随时随地随心随意地读书之法。这种方法，能使他始终与书保持着一种亲密的联系。
开卷有益，不必多说。学以致用更是读书的共同目标。然而，“学而优则仕”则是一种很功利也很狭窄的读书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于是多少读书人便挤在这座独木桥上，演绎着一幕一幕悲欢离合的“书生戏”。自读书之日始，学子们就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他们十年寒窗苦，就等着一朝榜上名。“金屋藏娇”成为科举入仕的读书人的梦想。然而，又有几个能够实现？唐末诗人罗隐十年不举，还不肯离京，那是怎样一种情怀？《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便疯癫成狂，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自科举兴，便有了读书苦。“考”字当头，读书成“负”；金榜题名，荣华富贵；名落孙山，寒窗更寒。
今天的高考，正在改革。“考”大学只是一种历史的产儿，“上”大学将成为发展的必然。中了皇榜也不等于吃了皇粮。榜上无名者，脚下有路。读书受教育，也不再只是“读书人”的专职。“读书人”阶层也将失去社会的依托，只是一种年龄段的突出特征——学生。全民教育意识，终身教育意识已被社会逐渐容纳。那么，中小学生何以仍旧重负难减？答案只有一个——“考”这匹狼还在尾随其后。“考”出优生，“考”出名师，“考”出名校，也“考”出了一个富裕的教育。只要还考，就可以定资料、补课、办重点班、收考务费。“考”中才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不考那怎么行？考出了教育腐败，也考出了教育负担。
中小学必须减负。我们已经向世界承诺，九年义务教育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在顺利进行。这一切都已表明中小学，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什么“负”是减不下来的。那么，减什么负？减“考”。减“考”不是不考。减考的次数、难度，减考前的备考和考后的奖考。考前不兴未雨绸缪，考后不搞排先评优。“考”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而不是学校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些校长和教师担心不考会影响教学质量。这只是一种偏见。以“考”代管，以“考”代教，本身就是一种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错误做法。如何管理学校和搞活教学？如果离开了“考”就无从下手，说明的只是学校和教师的素质教育不够。什么叫“教育质量”？义务教育阶段，首先必须让应受教育者全体（无一例外）都要接受公平、平等的义务教育。这是“量”的保证。如果你搞毕业班会考，还排先评优，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留级生与流失生，必然会出现名校生源茂盛现象。这不仅不能保量，而且也违背公平、平等原则。其次，必须是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这是“质”的标准。相反，为了争名逐利，把学生当成分数的“奴隶”和“工具”，不给他们在“质”的方面发展机遇，只是在考试科目上大量重复机械训练，更是有悖于教育方针。“寓教于乐”而不是相反。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小学生一方面被迫完成繁重乏味的课业任务；一方面又盲目地钻进电子游戏机房放纵自己。青少年犯罪也时有发生。“应试教育”从表面上看，满足了家长望子成龙的愿望和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实际上，导致的是校与校、师与师之间不正当竞争和教育乱收费。名师名校与经济利益一挂钩，怎么能不考呢？
是呀，怎么能不考呢？国有企业在减负增效，中小学校也要减负增效。法子只有一个，下决心推进素质教育，先从教师入手。
身正为范，学富为师，古今皆然。
孔方兄姓“钱”（5）
“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这是唐代诗人罗隐的一首题为《钱》的诗，大意是说，志士不敢言钱，害怕存储钱财会成祸胎。小人虽无本事，却能以钱为梯为媒。钱这东西太神奇了，可以排忧解难，可以让睡眼睁开。为了钱，豪门个个如狼似虎，恨不得拼了老命聚敛钱财。
为钱喜，为钱恼，几家欢喜几家愁。难道这是真的？钱果真有这样的魔力吗？何为“志士”？因何而“不敢道”乎？古人视美女红颜如“祸水”，罗隐在这里又把钱财比做“祸胎”。在古人眼里，美女、金钱成了一对招灾惹祸的难姐难妹。孔子有言在先，“食色，人之性也。”其实，爱财也人之性也。既然都是人性所致，何患之有？怎么人会在自己的本性面前如此脆弱呢？笔者愚钝，以为“爱美之心”不可辱，“爱财之心”也不可侮。对待美色因羡慕而敬畏，对待钱财因爱惜而珍重，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钱财来路正，是自己血汗所得，花之存之，并无祸胎可以潜伏，倒也不必担惊受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倒是一些所谓的志士聚敛钱财远胜于自己的付出，把自己的富贵建立在别人的贫贱之上，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据为己有，这才埋下祸根。也确有一些志士，穷能守本，富却忘根，不能自持，最终酿成祸害。这种志士并非真志士，真正的志士有一个正确的理财观的，钱财是个人创造的价值体现，是社会劳动的必要。真志士知道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所值，决不取身外之物，贪占他人所得。
志士不必不言钱。那么小人者何？以钱为梯为媒的小人，自然是有钱的“小人”。这类人就是通过钱财拉关系、找路子、托门子，搞权钱交易，结果却成为“大人”和“老爷”。这类人别的本事没有，就会阿谀奉承，舔痔献媚。他们很会看主子的眼色，明主子的心思，做主子的跟屁虫、狗腿子和宠物玩物。他们在被主子宠着玩着的同时，也宠着玩着主子。他们知道花小钱能赚大钱，钱是权的量化，权是钱的潜质。权大钱广，权是钱的胆，钱多权大，钱也是权的胆。想当年，贫贱书生罗隐十第不中，就是没钱没势，纵然以诗会友地结交了几个官场朋友，但改变不了贪腐盛行、世风日下带来的厄运。相反，不学无术之辈，纨绔子弟却春风得意，加官晋爵。其中的奥妙无非是大变活人的魔术——小人变成了“大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民以食为天”。钱财作为社会财富的抽象物，符号性标志，自然也牵扯到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挣钱养家糊口、谋求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如果你连养家糊口的钱都挣不来的话，就是有一肚子墨水也是没有用的。人不是神仙，不食人间烟火。杜甫虽然是一个大诗人，却养不活自己的儿女。如果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判断，绝不敢恭维。既然文不养家，干嘛还要笔耕不辍呢？人家当官的可以养家，经商的可以养家，务农做工的可以养家，当兵唱戏的可以养家，甚至其中个别人等还可以发家。而你写诗作文之徒，挣几个稿费不能润笔，更谈不上养家糊口，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呢？要知道，没有人把你拴在“文人”这一根桩上。当然，很多像杜甫这样的文人，还真是为他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而甘愿误我一生的。我们还知道像谭嗣同那样，宁可牺牲自己来唤醒国民。这些人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不但不把钱财放在眼里，就是生命也不足惜。这是人中蛟龙，自然另当别论。
挣钱与赚钱，似乎不是一个档次。挣钱者劳力，赚钱者劳心。我有一个朋友说：“出力不赚钱，赚钱不出力。”而他正是行商坐贾之辈。可见，老板赚钱，职员挣钱，的确是档次不同。不过，挣钱人挣的是赚钱人的钱，赚钱人赚的又是谁的钱呢？商家打出“顾客就是上帝”的旗子，把赚钱的对象锁定在消费。消费也是有档次的，可是消费者群体却是无差别的。你、我、他不论是老板还是职员，都得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上帝。因此，挣钱人与赚钱人的贫富差距，只有越来越小才是合情合理的。绝对没有差距是不可能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也是绝对不可以的。钱，作为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早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里需要提醒的是，罗隐关注到公权力，在封官晋爵中对钱财进行了不合理的分配。罗隐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政府在财富分配上，掌握着公共权力，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如果政府腐败了，“钱”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一种吃人的残暴工具。
“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这句诗似乎仍然是“为富不仁”的老话题，说明贪财是“朱门”富豪的本性，他们会拿出“虎狼性”的一半来敛取钱财。如果不加以限制，“钱”就会成为杀人的刀俎，吃人的虎狼。也就是说，关于“钱”是社会财富，应当共有共享的问题，历史没有解决好，现实依然很严峻。在社会分配的层级设计上，还有很多文章要做。不管怎么说，读罗隐的这首诗，还是很有些启发的。一个人挣的、还是赚的钱固然是自己的，可如果不去消费，不去回报社会，还真会种下祸胎的。谁还想把财富看做是自己的，要如狼似虎地占为己有，谁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至少会被扫进罗隐这首诗的谶言之中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