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上有注曰：“罗刺史谈草”“罗丰禄之富强论”（韩文），“开矿论”。
原书“罗曰、开矿一事、只可由贵国自筹、款项不可必借贷开矿”断句有误。
罗丰禄与金允植都是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他们的此次对话，很像是科举考试时的策论。罗丰禄的话，理论上很硬而实践上很软。他的主张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兴学敦化，是其本也；理财治兵，是其标也”。这几句话文辞很精彩，但也很空洞。即使是他的君民之利益关系的论述，在朝鲜也是无法实践的理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故古之人，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其利愈久愈大”。金允植对这样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所以，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倒是罗丰禄的开矿主张，金允植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他的开矿必须慎重的论点，对金允植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十四日，晴，热。夜，月明。有凉爽意。
十五日。热。申刻，疾风暴雨。霎时旋止。
十六日，大热。今日即中伏也。自朝至午，雨连日。农候甚好，大有秋成之望。未知我国天气，更何如耳。
别赉咨官。李应浚久宜发还，而因法国将出，张制军使同马眉叔回去。故留连至今。现闻法使待其国书，来月望间可出。俄使姑无动静。马眉叔昨发安徽之行。李君不可俟之来月。故发行。乘轮船至营口，陆行回国。
付上封书及家信。
朝起，见北洋衙门送领赏咨文。盖鱼一斋及李君呈咨礼部，礼部使回天津领赏。故日前送两人赏银，今送咨文也。
十七日，大雨终日淋漓。”（〔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77页）
原书上有注曰：“鱼一斋之领赏咨料本”（韩文）。
原书“别赉咨官李应浚、久宜发还”断句有误。
原书“李君不可俟之来月、故发行乘轮船、至营口陆行回国”断句有误。
金允植在中国看到下雨，马上就想到自己国家的农业情况。朝鲜王国目前正在经受着几十年未遇的大旱灾。难怪金允植忧心如焚了。
“礼部使回天津领赏”的意思是，清廷负责外国事务的礼部，让鱼、李二位朝鲜使节到天津来领赏银。明清两朝来中国的朝鲜使节，例有赏银。
“十八日，雨余清凉。自海关又送北洋大臣咨文。盖英、德议约后，我国备由移咨。此其回咨也。
即送郑麟兴于紫竹林，付送首堂回便。回言首堂己（当为”已”字。笔者）于今晓子刻发船云。
酉刻，海关署又专伻送书言，今见日本驻京黎星使电报云，本月初九日，贵国乱党将花房公使馆人，打死一名，伤数名。花房逃去仁川。贵国复派兵围阻。花房上英舶，到长崎。日本己（当为”已”字。笔者）派兵船三号前往说礼云云。
究不至（当为”知”字。笔者）此乱党是何人。为首堂（当为“侍读”。笔者）驾过面谈为盼，见来不胜惊动。即雇车往海关署。己（当为”已”字。笔者）举烛矣。有候补通判朱姓人，浙江抗（当为”杭”字。笔者）州人，自日本领事官取来。余问其详。朱云，电音管略，未得详知。大略贵国人三百余名，突入日本公使馆，驱出花房公使以下，至仁川。载之贵国船，推送中流，任其所之。遇英国船，附搭还国云。
想来两处电报皆同，断非虚言。不知何许乱党，弄出事来。半晌精神索然。”（〔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77～178页）
原书上有注曰：“本国内乱”。
原文“伻”的意思是奴仆。
令金允植、鱼允中等心惊胆战的此次事件，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壬午兵变”。原文里的“花房公使”即日本国派驻汉城的公使花房义质。
此时的朝鲜国内是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大权。高宗的生父大院君已经被迫下野。属于大院君派系的前官员安骥泳等，从1881年起，就密谋废黜高宗，推翻闵氏集团。并准备拥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为国王。但同年的8月28日，因为有人告密，朝鲜王朝将李载先和30多名政变骨干逮捕并处死。但是，闵氏集团主导的王朝内，贪污腐化与挥霍无度的风气并未得到改善。国库积蓄无存，朝廷无饷米供养军队，百官俸禄也经常短缺。有的官员俸禄短缺达五六年之久。朝鲜王朝的五营军饷短缺甚至达到了13期，不少军人及其家属根本无法生活。而由日本教官协办、多属两班贵族子弟组成的“新军”则装备精良，待遇优厚。这自然引起了旧五营军人的不满和怨恨。终于酿成了此次“壬午兵变”。
由于发生大旱，汉城城内人心惶惶。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发生骚动。宣惠厅为平息动乱，急忙将刚运来的漕米发放下去。但米中掺有砂糠，不堪食用。怨恨不已的士兵与库吏争论，并发生了冲突。捕盗厅要将为首士兵四人逮捕斩首。士兵们不堪忍受，遂与市民一起发动暴动，捣毁了宣惠厅堂上官闵谦镐以及闵台镐、韩圭稷等外戚权贵的宅第，并夺取武库，攻打捕盗厅。他们包围大院君府第云岘宫，并向大院君李罡应求助。还有几路暴动者，分别去攻打日本公使馆，处死日本新军教官，开仓放粮。次日，乱兵和市民攻入昌德宫，杀死了躲藏在宫中的闵谦镐和大院君胞兄李最应，并到处搜寻闵妃。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驻在汉城的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仁川，被英国军舰搭救回国。7月25日，高宗召大院君入宫，委其主政。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高宗还宣布闵妃已经死于动乱，暴动的士兵们才撤出王宫，放下武器。（参见杨昭全等《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第670～6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就是当时事件的大致经过。而远在中国的金允植与鱼允中等，还浑然不知此事的前因后果。
许多历史文献都认为，逃到朝鲜南部忠州的闵妃和逃回日本长崎的花房义质分别请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而实际上，闵妃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和外界直接联系的。最早请求中国出兵的，是在天津的朝鲜官员金允植与鱼允中。
“十八日，海关署谈草。
日本黎公使初次电报，略言本国军变事。即访玉山笔谈。
主人出笔谈，曰：逐送日本公使，是贵国王之意耶？此事如何究竟？愿闻高论。余曰：逐使挑衅，万万非寡君之意。想不逞喜乱之徒，妄生祸衅。日本人亦必知，非出于敝朝廷之意也。若自敝邦查捕乱首，明正典刑，以谢日人。庶几释其愠意。而远外事，未可臆料也。周曰：高论近是。未知乱者为谁？日本或有藉端要挟之虑。此时中国亦难设法。余曰：藉端要挟，不无是虑。然日本初通各国之时，亦屡经此变。未闻西人藉端要挟也。乱者之为谁，在此无缘知得。姑未知敝邦事情如何、日人动静如何。中国亦难悬度设法。恨隔海无一条电线，不得续闻音信。忧郁憧憧。
见主人方请客谈讌，即辞起。约以明日再来面商。
归东局寓馆，忧虑万端，不能成睡。”（〔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78页）
原书自“十八日”至“即访玉山笔谈”为小写字体。
原书“明正典刑、以谢日人、庶几释其愠意而远外事、未可臆料也”断句有误。
原书“藉端要挟、不无是虑然、日本初通各国之时”断句有误。
原文里的“日本黎公使”是指中国驻日本公使黎庶昌。
金允植虽然担心自己国内的气候，尤其是他知道朝鲜汉城地区遇到了罕见的大旱天气，但是他没有想到朝鲜国内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周馥首先问到的是，此次汉城驱逐日本公使，是否高宗的意思。金允植马上断然回答，这不可能是高宗的意思。也不可能是朝鲜朝廷的意思。金允植判断说，这是军变。
金允植与周馥的此次笔谈，为他们第二天的继续谈话奠定了基础。周馥从金允植这里确认了此次朝鲜汉城事变的性质，也知道了高宗的倾向。周馥此时就应该已经清楚了，下面需要如何回复金允植等的出兵请求了。对于周馥等官员来说，出兵朝鲜不是简单的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清朝与朝鲜延续了原有的藩属朝贡关系，但二百多年来，满清政府还没有出兵朝鲜的先例呢。
“十九日，晴，凉。九点钟，复往海关道。约鱼一斋来会。与主人笔谈。
海关署谈草余曰：昨还敝寓，终夜思量。又与鱼侍读相议。逐使之举，出于乱党。昨年安骥泳之党，亦有伐倭之谋。由此言之，乱党之心，不止逐使而己（当为”已”字。笔者）。若内忧滋蔓，不能即定，日本人乘便下岸，名曰替我定乱，嗣后要挟。将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周曰：水陆并进事，大不可轻议。丁军门方有东巡之行，俟廿一总署回信，即当起碇。现方在大沽矣。请派一人，附搭而往。到鸭绿江边，探知回来。何如？余曰：派人附搭丁军门之船。谨当如教。而陆军载于水舰，不必分行水陆。今宜一面送探，一面戒严。待探事回来，即便起碇。若小迟，则恐惧机矣（失。原注）。一着之误，贻误、贻悔无穷。望加深思。周曰：总在探知回来，更议方便耳。因辞起，与一斋同还南局。议可送之人。一斋欲自往详探。遂送书海关，复申前论。且言一斋往探之事。
夜宿南局。自闻此报，两局学徒、工匠，骚然心动，争欲还国。无一人赴厂。多般戒谕，终不帖（恬。原注）然。”（〔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78～179页）
原书上有注曰：“海关署谈草”“安骥泳之党”（韩文），“中国之应援要请”（韩文），“鱼允中之还国计”（韩文），“学徒工匠之动摇”（韩文）。
原书“而陆军载于水舰、不必分行、水陆今宜一面送探、一面戒严”断句有误。
原书“多般戒谕，终不帖（恬）然”的注解有误。“帖然”的本意是服服贴贴的意思。而恬然是很得意的样子。其意思与金允植的本意距离太远。
从记载来看，朝鲜方面是金允植第一个向中国提出了出兵的要求。而且，此提议很急切。“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
周馥的意思是先别着急。先派人到鸭绿江边探听，回来以后再商议派兵的事情。正好，丁汝昌要去东巡。你们可以先派一人随丁军门先去探听。随后报告。金允植则说，此时一定要一边侦察，一边行动。否则，让日本人占了先，以帮助朝鲜为名而施行军事行动，则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鱼允中准备自己去随丁汝昌探听。而两局的留学生已经乱了营了。他们都不去学习了，纷纷要求回国。
“二十日，清凉。午后四点钟，与一斋又往海关道。
周曰：今日马眉叔到沪，寄电报云，花房□（此处缺一字。当为”肇”字。笔者）端闹事回国，如无赖人之所为耳。贵国静以镇之，可无他事。此言诚然否？余曰：想像敝邦事，内忧甚于外患。若只有日本船来加啧言，则我既有失矣。死伤者之助恤、往来之糜费、什物之伤失，自应照例赔给。此外有他要挟之端，断不可从。但不烂此等外务，接应甚难。周曰：捕乱、赔给二者外，更无可要挟之事。乱党须严惩。然后可无后患。乱党凡有几人？余曰：未可详知。周曰：此党若逐使以后，转图不轨之事，滋蔓难治。中国当一举灭之。祈放心。余曰：虑无所不到，亦不能逆 。日夜忧焦，不遑寝食。今闻此教，不胜感泣之至。周曰：鱼一斋将附轮船往探耶？余曰：然。虽今日，欲先往大沽以待矣。周曰：总署回信，明日当有。待此信回，起身无妨。余曰：船到鸭绿江边，去义州不远。然义州距汉城稍远。恐探事未真。若从直往仁川，则甚好。而巡海公事，不敢相妨。欲专雇一船，往探于仁川。如何？周曰：谁将轮船，专雇往仁川耶？明日有总署信，当奉告矣。
遂辞还东局，修本国书信。”（〔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79～180页）
原书“乱党须严惩然后、可无外患”断句有误。
此后局势的发展大致是：李鸿章匆忙从原籍赶回。应金允植等朝鲜君臣的邀请，李鸿章与时任直隶总督的张树声派吴长庆与袁世凯等率军在朝鲜南阳登陆，不久即赶到汉城。经过分析局势，吴长庆和袁世凯认为，大院君“积威震主”，他和部下与国王和王妃的关系难以调和。如果留其在朝鲜，父子二人难保不再次发生冲突。于是，扣留了前往中国军营回访的大院君，并用军舰将其运回中国。先是软禁在天津，后来转到了保定。清军同时开始逮捕那些参加过“壬午兵变”的士兵。闵妃也回到了汉城，并重新掌握了朝鲜政权。日本公使花房等则于8月12日回到汉城，还带来了1500人的军队以及四艘军舰。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政府赔偿损失、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同年8月30日，日本和朝鲜就上述内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
金允植太着急了，竟然试图雇用一艘轮船直接去仁川。而当时的中国轮船，哪里有几艘知道仁川航线的？况且，金允植大约还不明白，当时中国的轮船，并没有所谓的“商用”船。兵船之外的轮船也都是半官半商的。所以周馥说“谁将轮船，专雇往仁川耶？”
“二十一日，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