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思想的撞击，金允植与许其光二人都认识到了，不管中国还是朝鲜，都面临一个如何处理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与朝鲜都有很漫长的卜辞书写的历史。在那个历史时期里，巫师是最有权威的人。殷商甲骨仅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冰山之一角。在朝鲜方面，檀君在许多古代文献里都写作“坛君”，其巫师的身份更加明显。在其后的封建社会里，两国都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传统，君主不仅仅是统治者，在思想上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者。难怪德国现代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把公元前8世纪到3世纪看作是塑造中国精神文化的至关重要的时期，并称“周王宗主同时是，并且主要是正统的大祭司”。（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70～71页，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中国的儒家文化历来是封建君主的统治文化。而孔子自己则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在古代高丽与朝鲜王朝，儒家文化也一直占据中心地位。即使是佛教文化，在那里都反复遭到儒生与官员们的围攻与打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推行“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的西方式民主，显然在当时的中朝两国都行不通。即使是在今天，韩国的“文人政府”所推行的，似乎是“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文化。但也处于试验阶段。在其国会会议大厅里议员之间的拳脚相加，就是明证。可以说，金允植与许其光在一百多年前所理清的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至今依然存在。我国与朝韩都需要建立“议起于下，在上者无成心”的社会制度。但还都需要不断努力。
“余又曰：似闻西国无兄弟人伦。信否？许曰：近日稍知伦纪。殆亦渐染华风。每见西人，以父母照像，悬诸厅事，朝夕瞻仰。亦可取也。余曰：大抵西人，闻墨子之风者（尚鬼，兼爱，尚技巧。原注）。许曰：然。
余曰：敝邦电机学徒赵汉根与宋景和，愿往大沽看习水雷之法。向托刘芗林观察书属大沽罗镇军，随事指导。己（当为”已”字。笔者）于昨日坐小轮船前往。回局迟早，姑未可知。镪水学徒金台善、黄贵成两人，学习数月。苦无可试之器。顷蒙造给手器，俾便归试。窃深感幸。火药厂学徒二人。其一人有病回国。现有一人。今欲将两人移隶火药厂，使之一同学习。未知可否？非谓两人尽得镪水之妙，缘彼厂事闲，优游日多。虚抛光阴，为可惜故耳。许曰：均己（当为“已”字。笔者）开命。当归与梅园说知矣。”（〔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8页）
原书上有注曰：“西洋人之伦纪”（韩文），“学徒学习关系”。
原书“己于昨日、坐小轮船前往回局、迟早姑未可知”断句有误。原书“均己开命”显然是把金允植的手写体“闻”字当作了繁体的“开”字。许其光说的当是“均已闻命”。意思是说，您说的意思，我都记住了。
西方人在客厅悬挂父母遗像，许其光把这看作是新近从中国学去的做法。金允植则把西方的科技都看作是墨子遗风。显然，他们是根据“东方中心主义”而在对西方进行着文化解读。不管是许其光的误读，还是金允植的误读，其背后都有明显的东方文化中心主义在作怪。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批判之声音不绝于耳。许多人似乎忘记了一百年前的“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笔者认为，只有在深入批判东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揭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实质。否则，尽管口诛笔伐也难见深度。
“十一日，晴。余欲求此地人在家无事者，与之居处，时讲土话。大直张浚荐同里居赵璧，字秀岩，年二十一。与之俱来。为人真实。虽读过三经四书，不会讲义。故未免无识矣。自是逐日来见，至暮还家。
十二日，乍洒雨。
十三日，大热。郑麟兴自北京还。夕，义州通事朱敏宗入来。祗受下封书一度、英国照会及礼部、北洋所去咨文章二张。盖用四月二十日发也。伊时，丁、马两人自仁川将回船。朝廷差送赉咨官韩文奎，陈告英约己（当为”已”字。笔者）竢。嗣后他国继来，请更派马道来办之事也。既而丁、马先回，韩文奎不及时搭，遂止不行。但将咨文由递转送北京，另送通事带奉封书来也。但忙，未有家书。只有寺洞左阁丈（金炳国。原注）书、卞吉云书也。湾尹寄书来，送金圈子一对。”（〔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8～159页）
原书上有注曰：“赵璧”。
原书“大直张浚”即是指“大直沽张浚”。“不会讲义”的意思是，不太明白四书五经的含义。
原书“陈告英约、己 嗣后他国继来”断句有误。
金允植之所以要找一个天津当地人来与他作伴，是为了要与之练习汉语口语对话。家住大直沽的张浚为金允植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赵璧，字秀岩。虚岁二十一。
朝鲜高宗派出的赉咨官韩文奎，没有搭上丁汝昌与马建忠的轮船，于是回汉城去了。赉咨官韩文奎的使命，是向光绪报告朝鲜与英国的和约已经签订完毕，并向中国请求继续让马建忠为朝鲜接待后来的各国使节，请马建忠帮助朝鲜签订与其他各国的通商和约。
“湾尹”就是义州府尹。金允植过鸭绿江前所见的义州府尹是赵秉世。看来，赵秉世也知道金允植等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特意送来了一对金圈子。同时对金允植晋升官职表示祝贺。当时的朝鲜官员必须是堂上官才可以使用金圈子。它既是饰品，也是财富的表征。金圈子就是金贯子。
“英国照会译汉文
大英国特派全权大臣、水师提督、统领韦力士为照会事：
照得大朝鲜国、大英国业经立具通商条约。其有约内未及详载者三节，合于约外另具照会声明。
一、英国商民通商口岸，约内虽未言明，自应遵照日本现开元山、釜山、仁川三口办理。
一、按照公法，各国兵舶皆准驶进与（此处当缺一“约”字。笔者）国各口。兹大朝鲜国、大英国自签约之日，英国兵舶于朝鲜无论何口，均可驶入。凡买取食物、淡水，或需修船等事，悉听其便。
一、朝鲜海滨至今未经详细测量，驾驶极为危险。应请英国兵舶，将朝鲜海岸所有岛屿、礁石、水线，审其位置，测其深浅，用绘海图。俾航海者，得以稳度。
以上三条，均系大朝鲜国、大英国议明，于约外声明。为此，本大臣备文照会。请烦查照施行。
须至照会者。
右日（此字可删。笔者）照会大朝鲜国议约全权大臣赵、金”（〔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9～160页）
原书上有注曰：“韩、英通商条约外对韩声明”（韩文），“航海测查”。
原书“其有约内、未及详载者三节、合于约外、另具照会声明”断句有误。
原书“以上三条、均系大朝鲜国·大英国议明于约外、声明为此、本大臣备文照会”断句有误。
韦力士（George O.Wills）是1882年至1884年英国派出之“中国舰队”的司令官。也译作欧威尔。
韦力士的照会里所提的三点要求，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要求。本来，韦力士与中国方面说的是，按照美国的条约样式，一字不改。而这三点里的头一点，就是按照日本的样式来向朝鲜提要求了。其本质是，日本人在朝鲜开多少通商口岸，英国就有多少个通商港口。第二条的实质是，朝鲜国必须按照所谓“公法”的要求，完全不设海防。第三条的要求，则是在技术支援的幌子下，把朝鲜的沿海岛屿与进出口海岸线等情报，完全控制在英国的兵船势力之下。
从韦力士的照会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殖民主义”。也可以清楚地看清，什么是所谓的国际“公法”。在国家与国家的科技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时候，由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公法”，实际上就是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应请英国兵舶，将朝鲜海岸所有岛屿、礁石、水线，审其位置，测其深浅，用绘海图”。可以假设，十年以后朝鲜王朝培养出了自己的测量专家，此条款是否可以改为，因为英国海岸的测量是很久以前做出的，“应请朝鲜兵舶，将英国海岸所有岛屿、礁石、水线，审其位置，测其深浅，重绘海图”。英国做得到吗？
“答照会（原注：交钤时。）
大朝鲜国全权大官赵、副官金照覆事：
本月二十日，接准贵大臣照会，内开约内未及详载另行声明三节等因，准此。本大官等查，各节既系约内未及详载之款，自应按照公法办理。其第二、第三节，应由朝鲜政府转饬沿海地方官，于贵国兵舶进口，妥为照料。惟朝鲜民人，向未习与他国往来，诚恐易涉惊疑。应请贵大臣嗣后于为兵舶进口时，务饬兵弁，格外持平。俾得互相体谅，不致意外议生事端。实为公便。相应先行声明。为此备文照覆。请烦贵大臣，查照办理。
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英国议约全权大臣韦。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即中国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0页）
原书上有注曰：“韩国对于美国声明的答复”（韩文）。该注解显然有误。这是朝鲜国对于英国照会的答复，而不是对美国的答复。
如此的答复，显然是无可奈何的。朝鲜政府连一个能读懂英文的官员都没有，就不得不与美国和英国签订了两个通商和约。其无奈是显而易见的。
从朝鲜高宗所批准的这份声明来看，当时的朝鲜政府是抱着真诚的态度来与英国进行通商的。尽管朝鲜国没有什么可以出售的东西，高宗君臣还是很希望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进行和平交往。
“英约头辞（原注：四月二十一日。）
大朝鲜国与大英国切愿敦崇和好，惠顾彼此人民。是以朝鲜国大君主特派大官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赵宁夏、副官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金宏集；大英国大君主特派水师提督、驻扎中国各兵舶统领、勋赐佩戴三等宝星韦力士，彼此皆系特派议约大员，互订条款，胪列于左。以下十四条规，与美约无异。只加”大君主”之大字耳。
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即中国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特派大官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赵宁夏、副官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金宏集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初六日。画押、洋书。”（〔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0～161页）
原书上有注曰：“英约头辞”。所谓“头辞”，类似于今日所说“序言”。
这里，把英国的海军上将（Admiral）翻译为“水师提督”。
赵宁夏（1845～1884）祖籍丰壤，字箕三，号惠人。廷试文科及第后，被选为奎章阁待教。高宗二年，任大司成、礼曹参议。后又任知经筵事、统理机务衙门经理、统理机务衙门堂上、知三军府事、兵曹判书、礼曹判书等职。来中国的时候，赵宁夏是兵曹判书。1884年12月4日，在邮政局纵火的“甲申政变”中被杀。
同赵宁夏一起被杀的，还有左营使李祖渊、亲军专营使韩圭稷、大提学闵台镐、板墩岭府使闵泳穆等六人。（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第24～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朝鲜与英国发表的通商条约与美国的条款完全一致。这里的“头辞”所交代的，除了说明朝鲜方面的赵宁夏与金宏集、英国方面的韦力士都是代表国家的特派全权代表外，还特意说明，此条约内用大字书写了“大君主”。用此种方法来强调朝鲜与英国均是君主地位至上的国家。
赵宁夏和金宏集对此是十分在意的。尽管他们大约已经知道，英国的君主与朝鲜的君主不是一个概念。对于韦力士来说，谈判时首要的任务是争取国家利益，其次才是君主的利益。而对于赵宁夏和金宏集来说，谈判时首要的任务则是要争取君主的利益，其次才是争取国家的利益。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在谈判与对话背后的文化优势在哪里，已经是可以一目了然了。
此次谈判，也就为后来金宏集与日本人的谈判埋下了伏笔。既然谈判与外交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维护和争取君主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利益在金宏集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就可以完全舍弃了。顺理成章地，金宏集几乎毫不犹豫地在日本侵吞朝鲜利益的借款“协定”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宏集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个政权异口同声谴责的“韩奸”，其实是其外交路线的恶性发展。
“十四日，晴。热。饭后，雇车往南局，访鱼一斋。共论通事入来之事。午后四点钟，往海关道访周玉山。邀坐书房。左右贮书数千本，皆经籍典故及时务关切之书也。使郑麟兴传语：今日不必笔谈。”（〔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61页）
金允植到达中国以后，在正式场合都是笔谈。此次，他主动要求用口语对话。尽管还是主要依靠通事郑麟兴来翻译，金允植的口语努力是应当肯定的。也许，那位来自大直沽的赵璧教会了他不少口语句子了。面对满口天津话的朝鲜使臣，周馥也会发笑吗？
“海关署口谈节录
余曰：敝邦昨送通事来，又有另送咨文，由陆路递来。盖不知马、丁两公之复东出，而恐德、法船之来，无人办事。复请派两公来办也。且英约一遵美约。十四款外，另为照会，再添三条。兹并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