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曰：贵国之史，能购一部否？余曰：敝邦前朝史，刊行己（当为“已“字。笔者）久，板本均属废缺。本朝史现无刊行。惟代有《实录》，藏之名山石室，外间不得购买。刘曰：贵国自前明立国后为《实录》，抑近代欤？前史刊至何时？乞示。余曰：《实录》自康献王以后，世有修述。前史有《三国史》、《高丽史》二部。刘曰：《三国史》、《高丽史》各始自何年？终于何年？余曰：新罗立国在汉初，高句丽、百济亦先后立国，总在西汉之时。高句丽、百济之亡，在唐高宗时。新罗之亡，在五季后唐之时。高丽始于后唐末、后晋天福时，屋社在前明二十五年。刘曰：西汉以前，上溯箕圣，有史书否？余曰：犹中华书契以前，不可详考。箕圣东来之前，檀君都平壤，与尧并立。在夏禹时，送其子扶娄，往赴涂山之会。伊后世派，更不得详。敝邦权近号阳村，尝入朝。前明太祖高皇帝以檀君为题，命近作诗。云：“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太祖亟称其老实。箕圣东来，设八条之教，一变夷俗。班史称仁贤之化。然亦无本国史乘。其后世都平壤，四十二代孙箕准为燕人卫满所逐，避地南徙，称马韩；同时，又有秦人避乱来者，自成聚落，称辰韩；又有弁韩之称。是为三韩。其后称为三国。所有自三国始有史。然亦疏略，无可考。高丽并有三国，其史始详备。
刘曰：中国史书，贵国修藏之家多乎？余曰：历代史钞，若少微《通鉴》、曾铣之《史略》等书，均为童蒙初读。虽乡下小塾亦有之。余外史书，藏书家多有之。能藏全史有甚少。刘曰：王宫以内，藏书多乎？余曰：比外间为多。刘曰：此间周馥、王德均诸公，欲往省觅廿四全史，呈贵国王。可乎？余曰：诸公向我寡君，用意到底忠厚。使臣何敢称谢！（〔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4～95页）
原书上有注曰：“刘芗林会谈草““三国史、高丽史““檀君与箕子“（韩文），“权近的诗“（韩文），“小微通鉴与史略“（韩文）。
原注里的“芗林多含芳“显然有误。当是“芗林名含芳“。
“康献王“就是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后更名李旦。其谥号是“康献至仁启运应天肇统广勋永命圣文神武正义光德大王“。“屋“就是终止的意思。《礼记》有“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
原文“前明二十五年“是指“前明崇祯二十五年“。有清一代来中国的朝鲜使节，提到崇祯年间时，经常这样简化。
金允植所说《三国史》，是指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金富轼（1075～1151），字立之，号雷川，高丽时代文学家、历史学家。肃宗时参加科举考试，文科及第。历任宝文阁待制、翰林学士、门下侍中、平章事等。1135年挂帅带兵，平定西京（今平壤）之乱。曾两次出使中国。与宋朝文人徐兢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三国史记》是他在1145年写成的纪传体史书。
金允植所说《高丽史》，是朝鲜王朝文人郑麟趾（1395～1468）等编纂的大型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九卷。于1452年刊行。
这里，金允植与刘含芳讨论的是朝鲜的历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金允植此时把朝鲜的历史看成是与中国一样长久的。他说，“箕圣东来之前，檀君都平壤，与尧并立。在夏禹时，送其子扶娄，往赴涂山之会。伊后世派，更不得详。“这样的说法，是朝鲜人说自己的历史时经常会说到的。涂山是传说中大禹会见诸侯及娶妻之地方。所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一说在今浙江西北，一说在今安徽蚌埠以西。《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越绝书·记地传》则认为，“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
刘曰：贵国王年富英明，日本王不及也。奋其有为，英断果敢，日人莫敢逞矣。余曰：寡君明达局势，早己（当为“已“字。笔者）照破日人之心。而彼自用倭变洋，专事逞强。寡君方欲以柔道御之，若以强制强，反恐有缺折之患。刘曰：自治之道，在教养之政。日修御侮之资，则在刚柔相济。余曰：高论均可佩服。刘曰：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之太过。见事勇为，勤习教民之政，亦有可取。舍短取长，不改衣冠正朔，亦可。余曰：日本之人善变化，其国与敝邦庆尚道相邻，其人文之开，由我峤南儒林之风。嗣后购买中华经籍，彬彬多文学之士。及闻洋夷之风，又突然尽变。可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也。刘曰：日本内地之民，未变者尚多。将来日王之失，亦在此也。余曰：非徒法制，衣冠正朔之改，并扫文字。日本亦东方文明之区，其老师宿儒潦倒田间者，必多愤郁之志。虽云富强，未可谓得民和也。刘曰：日本之富，国债盈千万；日本之强，舍王京之兵，皆离心离德。所谓富强者，乃自夸，亦自解也。余曰：日人谄事西国，西国亦从而亟称之，以自壮于东洋。刘曰：西国之有识者，皆称日人曰猴。猴之性，见人为亦为之，而莫之知其所以耳。余曰：日人之善学人为，诚如西人所云。然若不变其衣冠正朔，何至自取侮辱乎？日人之纳侮，亦东洋之耻也。“（〔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5～96页）
原书上有注曰：“日本之开化由来“（韩文），“日人之猴性“（韩文）。
本部分论及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金允植与刘含芳对日本的看法。刘含芳所说的日本人具猴性，还是从传统的士大夫观点来看待日本问题的。他与金允植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完全一致。表面上，他们关心的日本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而实际上，他们共同担心的，还是军事问题。
刘含芳与金允植都很惧怕“变“，都很仇恨变革。他们把日本人的变革看作是猴性，是要不得的。这与他们的身份形成了有意思的反讽。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是主持洋务的先锋派人物，而他们又十分惧怕变革。由此，可见洋务派的局限性。刘含芳明白宣称，“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之太过。“变革可以接受的最大程度，是不能触及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清朝宫廷、李鸿章与刘含芳为变革所定下的底线。
由于不肯接受现实，中国与朝鲜的这两位近代洋务派领袖人物都不能客观地评价日本与朝鲜。在刘含芳看来，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富强，只是虚假的富强。“日本之富，国债盈千万；日本之强，舍王京之兵，皆离心离德。所谓富强者，乃自夸，亦自解也“。而在金允植看来，朝鲜高宗面对日本的威逼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是以“柔道“御敌的方略。他说，“寡君方欲以柔道御之，若以强制强，反恐有缺折之患“。应当说，金允植的说法，与朝鲜权臣李裕元的理论有一致之处。在金允植来到天津之前，李裕元与李鸿章的往来书信里，已经明确表白了自己的这类主张。这也就是游智开为什么要托人上呈宝剑给朝鲜高宗的原因了。
既不能客观、现实地认识敌方，也不能客观、现实地认识自己。中国与朝鲜近代改革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刘含芳的看法，是李鸿章观点的映射。也是中国洋务派对于日本实力的典型认识。恰恰就是这种认识，把中国的近代实业与近代海军引入了歧途。而金允植对于高宗的对外政策的解读，也显然是在自欺欺人。
刘曰：贵国御用磁器、锡器佳否？余曰：多用银器或锡器。而磁器，则自司瓮院有造进者。较中国磁器苯（通“笨“字。笔者）重。刘曰：国中官民，皆能用磁器否？余曰：官民所用，均多土制之器，品劣色劣。亦多用锡器。刘曰：锡器，天热甚不相宜。余曰：果有铜腥。虽勤溉濯，尚不甚宜口。刘曰：贵国所产之茶，多乎？余曰：敝邦不尚啜茶，故不知有茶。近世丁若镛学士，博识有奇才。因事谪康津，见所寓之傍有茗树，始采取，教焙用之法。自是始知有茶。今全罗道沿海山野间，处处有之。然以素不尚茶之故，土民不知售利。任自生自长。惟王京朝士家，时托土人采来，然亦不能如法焙制。刘曰：若将种采焙制之法，令民间习成，亦可售诸外洋。为民兴利，亦一端也。余曰：若民知售卖之利，则虽不劝，亦将兴行。种采焙制之法，不可不教也。刘曰：万国治生，要皆不外乎“种植造作“四字，此教贵国宜留意焉。余曰：岂不好哉？但敝邦民俗愉惰，恐难尽兴作之利。是可闷也。刘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民之趋利如水走下，是在上之鼓舞也。余曰：化民成俗，惟在导率之如何。谨当奏达于寡君矣。（〔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6～97页）
原书上有注曰：“丁若镛与康津之茶“（韩文）。
原书“则虽不劝、亦将兴行种采焙制之法、不可不教也“断句有误。
原文里的“磁器“今为“瓷器“。刘含芳很关心朝鲜未来的经济发展。他所问的瓷器和茶叶问题，都不是在与金允植探讨朝鲜特产。而是在探询哪些东西可以开发。不管是刘含芳还是金允植，他们的笔谈都显得很像是科举考试里的文字，颇有八股的味道。刘含芳“万国治生，要皆不外乎“种植造作“四字“则有些近代文人的口吻。其意思是说，当今各国发展经济，都离不开农业与制造业。而金允植呢，他先是承认“敝邦民俗愉惰“，然后又指出“化民成俗，惟在导率之如何“。相比之下，金允植的文字书写，显得更加传统些。
丁若镛（1762～1836），字美镛、颂甫，号茶山、与犹堂，原籍罗州。生于京畿道广州郡。文科及第后历任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同副承旨、户曹佐郎、谷山府使等。因刚直不阿而得罪权贵，不断受到诬告与陷害。1800年被流放到康津，十八年后才被放还。丁若镛是朝鲜著名的实学家，有《与犹堂全书》等传世。丁若镛等朝鲜文人把学问的重点由传统的文学转向了经济，他们关心国计民生，探究民富国强之路，把朝鲜实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刘曰：贵国济州，孤悬海外。其地之广，有若千里。屯兵几何？居民几何？乞示。余曰：济州地方，周不过五百里，古之耽罗国。元时以济州在房星分野，置牧官养马。入敝邦，置三县，居民不过一万五千户。升平日久，军制有名无实。固无常屯之兵。环岛多有险礁，小小商船，亦不便往来。刘曰：一朝有事，此处可危。假使敌人得之，则反客为主。驱之甚难。余曰：此犹中国之台湾，其势诚如所喻。
刘含芳所言，周、王诸人将欲购买全史进呈，其意诚为可感。刘又云，欲购得我国史书一部，其意亦难恝然。我国前史，惟金富轼所撰《三国史》、郑麟趾所撰《高丽史》二部，为东方可征之文献。而《高丽史》卷帙颇多，又无原板。见行于世者，不过三数件。而壤污己（当为“已“字。笔者）成废纸，不可与人。俞棨所撰《丽史提纲》二部，似宜多印几帙，赠送诸人，以酬厚意为可。《高丽史》，我国之良史也。《四库全书目录》亦称其体裁得宜。而刊本无几，原板不存。若过几年，将至阕然无征。实为可惜。
种茶售利之说，去年在保定笔谈时，李中堂亦屡屡为言，至劝自上布谕民间。今刘含芳所言，以种茶售卖力劝。余见中国经用，不专藉正供之赋。收税之最大者，盐政也。其次茶也。洋人近亦种茶，终不如（此处当缺一“中“字。笔者）国土宜，故争买之。我国土宜，与中国南方相同。种茶采焙如法，必获大利，不在人参之下。故其言如是。（〔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7页）
原书上有注曰：“济州马““丽史提纲“。
原文里的“其意亦难恝然“之“恝然“，是淡然、不经心的意思。
本部分最后，是金允植的议论。他十分感激中国文人对朝鲜的关心。对朝鲜历史书籍的即将消失感到担忧。
尽管金允植对刘含芳等提出的茶叶种植与开发等建议十分赞同，但他是从王朝税收的角度关注这件事情的。同是封建制度，朝鲜王朝保留了许多奴隶社会的痕迹，其等级观念比中国要重许多。金允植不会处处考虑“下人“们的利益。
二十一日，陆参将仑华来见。仑华号五峰，官参将，三三，浙江人。出于行武。以习于水程，管驾轮船。方驻“镇海“兵舟。李中堂使李应浚坐轮船东还，而命陆参将载送。故来商东出之海路也。
二十三日，大风。今日先妣忌辰，远未能将祀事，不胜罔极。
二十四日，往晤文芝轩。转往北局，访萨勒哈春、常铭、立瑞。主人出绍兴酒新瓮以待之。且言来月初，三人任满还都，更有三员派来云。
二十五日，天气和暖。杏花向阑，桃花己（当为“已“字。笔者）开。未刻，巡诸厂。至电机局，见语话筒，两头系铜线。侧耳听之，略可辨认。亦外国贸来者。此厂工头周长庆将仿造云。访吴薇尹，小叙而还。
二十六日，晴和。闭门昼永，鸿雁不来，吁郁难耐。读《左传》，时阅《中西闻见录》、《东华录》等书。
二十七日，晴和。饭后登城。见东城外兵丁，方运土筑城。以东城稍逼，退筑十五丈。长可三里。调辽阳兵二千人，轮船载来。各哨兵分地版筑，望之如蜂衙蚁蛭。城外六七丈地，募民丁六百余名，浚壕深广，筑堤两傍。欲引河水通舟楫。亦巨役也。“（〔韩〕金允植《阴晴史》上卷，第97～98页）
原书上有注曰：“陆仑华““电话机““中西闻见录、东华录“。
看来，参将陆仑华就是负责载运李应浚等人的军官了。
金允植所记载的“二十三日“是高宗十九年壬午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是金允植母亲的忌日。“远未能将祀事，不胜罔极“，是其心理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