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十七年以前的东亚海洋，是中国人，确切的说是郑氏家族的天下，跑船的行商，给钱就能得到保护，很信誉，敢搞事的洋鬼子，说打就打，打服为止，很威风。东南沿海的外贸出口经济，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福建港口，来来往往尽是各国船只，西方的各类商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西方来的传教士，学者，足迹也遍布了中原各省。这是历史学界上公认的中国对外贸易的黄金期，也是文化上“西学东渐”的第一个高潮期。很繁荣。
但所有的信誉，威风，繁荣，固然来自于郑芝龙家族几十年如一日的海上开拓，但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他背后强大的祖国基础上的——大明。郑芝龙的经济利益，贸易利润，乃至强大的军事力量，背后是大明王朝雄视全球的综合国力，强大的生产能力，牵动世界市场的经济影响力。再翻翻时间表就看到了，荷兰人开始露出獠牙，在台湾岛上大肆推行压榨歧视汉人政策的主要时间段，多是在明朝中央政府灭亡以后的时代。国家强大，关系着每一个国人的尊严，荣辱，从古至今，这都是实在话。就像一句古话所说：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以后，大明这张皮，却真不存了。
明朝中央政府的灭亡，表面看是一个军事问题，对内打不过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对外打不过勃勃兴起的满清王朝，内外交困最终还是亡了。但往深里讲，却是一个经济问题：国家每年军费开支激增，外加贪污腐败，瓤子都烂透了，挣的没有花的多，好比一家公司连年财政亏空一样，破产完蛋是迟早的事。
但许多人也曾奇怪，为什么以中国当时每年吸引世界至少三分之一白银的外贸能力，仍然不能改变国家的财政窘境？原因很简单：明朝政府，自始至终，不过是开了半扇门，面对已经进入航海时代的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勃勃发展的工商业本身就是脱节的，就以税收来说，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大头还是来自于农业税。工商业占的份额很少，海外贸易占的份额更少，沿海海商每年缴纳的税款，仅仅占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至于每年“吸泵”一样疯狂涌入的白银，那更是明王朝自食其果了，常年对外贸易，明王朝习惯于严加防范，百般限制，这笔生意不让做，那笔生意不让来，可赚钱的事情谁不想干，到最后你想限制也限制不住，人家赚了钱，又凭什么要交给你？典型如郑芝龙，他做买卖收保护费赚了钱，除去给各级官员送的好处，交给国家的差不多是零头的零头。“脱节”到最后，国家都给“脱”没了。
郑芝龙和他的郑氏海商家族，虽然在此时已经是明朝的“朝廷命官”，福建当地的望族，但说到底，却还是被招安的海寇，他的贸易利润，完全属于他的家族，跟国家之间，完全就是相互利用。这样的关系，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实在是“脱节”的厉害。
老舍说过，国家这东西，你原先就知道他是个词，可真到没了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和你连得是那么紧，就和皮跟肉似的。撕裂皮肉的剧痛，很快的，也降临在郑芝龙家族身上。
1，分崩离析——清军南下时代郑氏家族的分裂
明朝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夜，走投无路的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的前夜，凄惶惶的爬上位于今天北京市景山公园内的煤山，在一棵歪脖子上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苦命的一生。那挂在白绫上的躯体，沉沉一坠的瞬间，却更像拉响了一根沉默的引线，百孔千疮的明帝国土崩瓦解，战火连天。
这个改朝换代的年头，按照好听的说法，就是“群雄逐鹿”，整个中国地图上的“群雄”着实不少，占了北京的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俨然一派新朝开国的气象，流窜西南的张献忠，也扯起了“大西王朝”的旗号，大有盘踞西南半壁的派头。雄踞山海关宁远的辽东总兵官吴三桂，虽说地盘兵力有限，却地处明朝辽东防线的核心，手握晚明最强大的陆军“关宁铁骑”。滚滚烟尘中，能逐到那只“鹿”的，又会是谁家？
“逐”了没几天，这几位“群雄”就全变成“群熊”了。一派新朝开国气象的李自成，根子上却还是个土匪，进了北京后依然死性不改，成日骄奢淫逸，手下的那般兵将，也各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除了成天跑到富户家敲诈勒索，再就是攀富比阔，基本上啥正事不干。结果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就被打了出来，然后如丧家犬般被一路追杀。最后在湖北九宫山彻底覆灭。曾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路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却比李自成更不是玩意，行军打仗就知道奸淫掳掠，到四川建立了政权，还是整日奸淫掳掠，活脱脱的一个土匪政权。而盘踞山海关的吴三桂，更是一“熊”到底，干脆勾结关外清兵入关，给清军做急先锋，一口气席卷了北方半壁。
所以滚滚烟尘中，天下的大势，却很快脉络清晰，在这场改朝换代的“逐鹿”中，胜利者，其实只有“二选一”：一方是和明王朝打了二十五年仗，雄踞北方的满清王朝。一方则是沿长江划江而治，以正统自居的南明王朝。
从军事实力上看，满清着实强大，作为当年明王朝版图内“建州女真部落”起家的他们，而今已坐拥辽东黑土地，手握精锐满洲八旗。当年唯一能与他们抗衡的明朝辽东“关宁铁骑”，此时也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尽数投降，可谓如虎添翼。此时的中原大地，之前早被李自成折腾的七荤八素，以此时满清中国最强大陆军的实力，进入适合大兵团驰骋的中原大地，自然是秋风扫落叶。到崇祯十七年年尾，长江以北的中原各省，已经悉数落入清王朝手中。
但对划江而治的南明王朝，却没这么容易“扫”了。虽然后来的历史资料里，都把1644年看做明王朝的终点，但在当时人看来，明王朝还是亡不了的。北方半壁江山沦陷的事，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少，先前的东晋，南宋，最差也能落个划江而治，偏安东南。况且比起那时候来，此时的南明王朝，形势好的不能再好。长江以北，还有隶属于南明王朝的“江北四镇”，分别是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左良玉部，是整个南中国的屏障。隶属于南明王朝名下的各路军队，总数近百万。“政治基础”更好，明朝当年迁都北京的时候，在南京留下了一整套机构班子，政府和人员都是现成的，换个皇帝建个政权，以“正统”名义号令天下，都是很方便很容易的。所以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想统一中国没那么容易，明王朝再不济，偏安还是没问题的。
但对于那时代的仁人志士来说，偏安是绝对不行的，恢复河山才是理想。何况乱世出英雄，国难当头，也正是一展身手的时候。所以但凡是有点理想的，在那年头早期都很激动，比如郑成功。
郑成功那时候只是南京国子监的一个普通学生，但授业的老师，是当时的“泰斗”钱谦益，交往的朋友，也多是以才学气结著称一时的青年名士。国家大变之下，这些热血青年自然容易激动，尤其是号称“小东林”的复社，经常举行各种文化界的聚会，一个个慷慨陈词，骂时局表决心，恨不得明天就提刀杀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里面的郑成功尤其激动，各种聚会他都参加过，也经常发表许多针砭时弊的言论。后来他返回福建，跟随父亲面见南明隆武帝的时候，隆武帝第一句话就说：你在南京不到一年，到处就传颂你的名声啊。可见，那时候他激动的很有名。
当然他的激动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直悉心教导他的钱谦益，在赋闲了许多年之后，也因南明开国而得到重用，官至礼部尚书，老师升官，自然也是学生们的机会。那时候郑成功除了很激动的读书，很激动的参加各类聚会外，最重要的，就是很激动的给手握大权的老师钱谦益提各种“合理化建议”，比如他曾建议钱谦益要任用贤才，招募勇将，储备粮草，精练军队，贬斥庸才，以准备收复河山。激动到后来，钱谦益自己都受不了的，批评郑成功“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难。”意思就是说你这小毛孩子懂什么，这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恩师都泼冷水了，但郑成功更激动，慷慨陈词说“此岂贪禄位，徒事粉饰地邪？”身为学生，面对面说自己老师贪恋权位混日子。这番激动，却也为这对师徒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当然除了郑成功激动外，远在福建的郑芝龙也很激动，南明弘光政权一建立，就先封了郑芝龙一个伯爵。原先只是朝廷命官，现在却有了世袭爵位，摇身成了贵族。崇祯上吊，山河沦陷，对明朝官民来说是国难，对郑家来说，却更是国难财。手握重兵且财富充足的郑芝龙，自然不会放弃发国难财的机会。他与儿子郑成功之间的最后决裂，却也从此开始。
崇祯上吊早期很激动的郑成功，激动了一段时间后，却渐渐消停了。因为这个以“正统”名义自居，建都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实在是让人激动不起来。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于明朝崇祯十七年五月，这个政权的皇帝，是明朝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菘，如果算亲缘的话，他是上吊的崇祯皇帝的堂兄，身份很根正苗红。该政权在南京建国后，被当时大多数志在收复河山的志士们看做再造大明的希望。大批英才皆云集到此。南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军队也归它调度，说是英杰荟萃，兵强马壮，自是毫不为过。
但是这个政权却毛病多多，首先是皇帝本身就不给力，朱由菘在做藩王的时候就名声在外，吃喝嫖赌的毛病样样不少，登基之后，也是日日花天酒地。南明辖下的军队，看似数目不少，其实水分极大，许多军队缺兵吃空额不少，更一个个各怀鬼胎，比如担负“屏障”作用的江北四镇，担任其中一镇总兵的刘泽清，战前就曾告诫部下，敌人来了别玩命，能跑就跑，不能跑就赶快投降。最致命的却是内部矛盾重重，英才荟萃不假，但掌权的就两种人，投机的和迂腐的，前者如拥立弘光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成日就知道排斥异己，卖官鬻爵。后者如最后慷慨捐躯的史可法，他当时是弘光政权的兵部尚书，有忠心不假，但看问题却着实白痴，比如他在给弘光帝的奏疏里，就坚决主张南明借满清的力量剿灭李自成，说什么清兵入关，是给崇祯皇帝报仇。也正是拜他主张所赐，清王朝可以步步为营，先以“平贼”为名，毫无后顾之忧的扫荡北方李自成。
皇帝不给力，大臣忙着争权夺利，军队各怀鬼胎，就算是钱谦益这样的“泰斗”，也不过是混日子。这样的政权，表面形势一片大好，却其实就像后来希特勒二战时候的那句名言：“只要我在破房子上踢一脚，它就会马上坍塌。”
所以激动的郑成功，渐渐的也不激动了。匡扶社稷精忠报国，理想很美好，可现实很无奈。皇帝指望不上，朝廷指望不上，连自己一向敬重的老师，也变得得过且过，越发的指望不上。国危若累卵的局面，还能指望谁？
或者还有一个，那就是父亲郑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