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一群中国海盗也就算了，偏偏这帮人还有“外援”，像和明朝做生意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海商们最早打交道的对象，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当时盘踞澳门，与中国的贸易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他们毕竟租用中国的土地，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密切，虽与各路海商势力也常打交道，但碍于明王朝的盘查，外加利益纷争，与中国海商们的争斗也非常多。而盘踞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一度是中国海商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万历中后期起相继崛起的海商势力，其头领大多都曾游走于菲律宾一带，然而在西班牙人眼里，华商就是肥母鸡，有用的时候生蛋，没用的时候就宰了，他们统治菲律宾期间，虽然竭力发展与华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华商们来菲律宾贸易，都是带着满满一船的货物，换回来的都是成船成船的白银。但好景不长，眼见华人赚了盆满钵满，又兼菲律宾华人人口增长太快，红眼带忌惮，令西班牙人多次发动排华运动，在万历，天启年间都曾大肆屠杀菲律宾群岛的华人。对这种情况，海商们也只能提防三分。这时候的海商们表面有钱，但力量分散，外加缺少政府支持，确实很难和这些西洋虎狼对抗。
但海商们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一个办法就是联合，在日本，菲律宾等地设立商会，大家抱团维护利益。这时期的海商们，虽然帮派林立，但要论籍贯，主要来源却大都是福建人，因为“隆庆开关”后，福建月港称为重要贸易口岸，泉州海澄更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相比之下，临近的广东，浙江各省，对外贸易政策却是时松时紧。所以福建人也就成为中国海商团伙的主流。这时期两大主要海商团伙，其头领更都是福建泉州人，一是李旦，他曾是菲律宾华商的领袖，后被西班牙人排挤出马尼拉。此后他北上日本，在日本平户扎下了根。在日本，他经过软硬兼施，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网络，成为日本华商的头领，他势力最盛的时候，每次做寿，到场祝贺的大小华商势力就有五十多家。另外他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极好，拥有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颁发的“朱印”，在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他可谓是中国海商在日本的领袖。二是许心素，他是李旦的拜把子兄弟，也是重要合伙人，但比起李旦纯粹的“海盗”身份来，他更八面玲珑。
他长期游走于东南沿海，和明朝官府，海外华商甚至西方殖民者都往来密切。做的也多是“中转商”的生意，主要是把内地的货物倒手卖给外国商人，尤其是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后，他一度是荷兰人的重要贸易伙伴。而在同荷兰人关系交恶后，他又摇身一变投降了明王朝，帮助明王朝招降了多股海盗势力，并成为明朝福建总兵俞咨皋的重要谋士。二是要会混。既然斗不过，就要拉一个打一个，当时海商们的主要合作伙伴，就是新兴的海洋帝国荷兰。毕竟荷兰海上力量强大，且总比反复无常的西班牙要好。荷兰人虽然实力强，但初来乍到在当地根基浅，无论是打仗还是找谈判，总要找盟友，所以一拍即合。早期荷兰人和明朝政府的谈判，基本都是海商牵线，荷兰人和明王朝作战时，许多海商还充当帮凶，一同对付明王朝。比如在澎湖水战的时候，李旦的部下们就曾协同荷兰人作战，在台湾海峡拦截过往船只，甚至为荷兰人输送给养。此外荷兰人所需要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紧俏商品，明王朝政府往往限制的非常厉害，无论从供货量还是价格上都极其苛刻，所以也需要中国海商们利用手中的网络，从中国内陆购得。
明朝万历末期至天启时期的中国海商，生存状况大体如此：想要出海闯，就要有自己的武装，但政府不支持，力量着实有限，许多时候只能跟着荷兰人后面当帮手。对这帮人，明朝官员清一色的称呼，差不多就是“海贼”“海匪”之类，在明王朝眼里，他们基本都是些认钱不认人，毫无信仰原则的人物。比如那位在澎湖击败荷兰人的明朝闽浙总督南居益，就曾在奏折里把走私海商们称为“奸盗乱民”。
从万历晚期开始，一直到明朝天启年间，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们，可以说“群盗林立”，而且他们的主要活动据点，大多是在今天日本南部地带。此时的日本，因其丰厚的白银储量，已成欧洲远洋贸易热点，中国——日本——东南亚这条三位一体的黄金航线已然正式形成。欧洲人用欧洲货赚日本的钱，再拿来买中国货，倒手回欧洲牟取暴利。在这条航线下发家的中国海商们，此时也出现了多个团伙，包括荷兰人的铁杆刘香，盘踞日本的华商头目李旦等人。虽然一个个也都有了武装地盘，但比起坚船利炮的荷兰人来，却还是差得远。帮派虽然多，牛人虽然多，但也大都是些西方殖民者的胁从帮凶角。很难独自成气候。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颜思齐。
在今天的海峡两岸，颜思齐是一个名望颇高的人，每年在他的家乡海澄，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台湾人更给了他一个如雷贯耳的称号：开台圣王。
这个称号可不一般，中国古人皇权思想极重，尤其是对海盗，“王”这个称号是不能随便用的，能用这个称号的，一要有实力，二要有大功业，必须得是这个行当里最牛的人。像早年几位在东南沿海叱咤风云的海商人物，那位盘踞日本，肆虐嘉靖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王直折腾了一辈子，也不过混了个“老船主”的名号，而另一位曾盘踞南澳，势力遍布东南沿海以及印度支那的吴平，也不过绰号叫“闹海长鲸”。而在颜思齐的同时代，那位成为日本华商领袖的李旦，其称呼也不过是“中国加必丹”。 想称“王”，却还远着呢。
但颜思齐称王，几个世纪下来，都被认定为实至名归。第一，他是明朝天启年间最牛的海商。第二，他是一位对台湾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人。
而在“称王”之前，他曾是一个未成年的杀人在逃犯，流落日本的小裁缝。混迹日本华商界的“甲螺”，无路可逃的残兵败将。
颜思齐，明朝万历十七年生人，福建海澄人。明朝时期的福建海澄，是很有“海商传统”的。当地的月港，是明朝对外贸易的核心港口，也是唯一一个允许中国商人合法出海贸易的地方。散步整个东亚海域的海商势力，也多以海澄人为领袖。“隆庆开关”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路线，早年几乎全由海澄人最早开辟。明朝隆庆年间之后，当地外贸繁荣，商旅往来不绝，外国船舶云集，每年从当地扬帆出海的船只，多达300多艘。生在这样的地方，对出海跑船，自然耳濡目染。
而从小“耳濡目染”的颜思齐，在当地也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按照连横的《台湾通史》里的记录，少年时代的颜思齐即体魄雄壮，精通武艺，且整日里好打不平，从小就很有“大哥范”，是当地青年中的领袖人物。这样的人物，自然成日争强斗狠，终有一个“斗”大了，因为和当地某官宦家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打死了官宦家的仆人。这下可捅了篓子，为了避祸，他只得躲进一艘货轮的船舱里，偷渡出海远逃日本。也正是拜这段经历所赐，他被自己的家族革除了宗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仰慕他名号的后人们不远万里，来到他的家乡海澄瞻仰，在他家族的祠堂里却连他的牌位都找不到。
惹了事的颜思齐，一路逃到了日本平户，这是万历四十年的事，是年颜思齐只有十四岁，身上除了一把剪刀外别无长物，真个是走投无路。但颜思齐很快找到了路：我不是还有把剪子吗？那就当裁缝。
这以后的颜思齐，就扎根在日本平户，当了一名小裁缝。他犯事前就在家乡做过裁缝手艺，到了日本重操旧业，很快生意兴隆。这时候的日本，正是德川家康幕府初执政的时候，平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商旅往来繁荣，尤其是福建老乡随处可见。裁缝这工作看着不起眼，其实却格外重要，不管是刀头舔血的海盗，还是夹尾巴做人的良民，你总是要穿衣服的，尤其是离乡背井的福建老乡，听一口家乡裁缝的方言，穿一身家乡手艺的衣服，心里当然暖烘烘的。这就是机会。
而这时候的日本平户，可以说是晚明中国海商的一个“大贼窝”，那些纵横海洋的中国走私团伙们，几乎全选在此处落脚。在内地如雷贯耳的海盗巨寇，走在平户大街上，一不留神就能碰到。华人朋友之间吹牛扯皮，话题也大多是某某人有多少队伍，走私了什么货，杀了多少人。对于生性爱惹事的颜思齐来说，混在这样的地方，自然是如鱼得水。
所以颜思齐很快就在日本站住了脚，外带着天生的“大哥范”，为人豪爽仗义，肯为朋友出头，明明身上没多少钱，还整天仗义疏财。一来二去，三教九流都有了他的朋友。除了裁缝外，也很快有了“第二职业”：加入海商团伙，做海盗。
这段颜思齐做海盗前看似不重要的经历，其实却给他后来重要的人生埋下了伏笔：第一，他是一个谁都敢惹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很能混，而且在哪里都能混称大哥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很能活的人，就算是山穷水尽，哪怕身上只剩下一把剪刀，他也能找到活路。后来他的人生，都印证了这三条。
很能混的颜思齐，就这样在日本混了很多年。裁缝手艺越混越精，海盗生意也越混越好，他是个胆大的人，越危险的事情越敢干，干多了就干出了名声，不管在什么层次的朋友圈里，都经常混成大哥。比如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重要朋友：晋江船主杨天生。比起颜思齐来，这时候的杨天生可谓成功人士，他本身就有一支自己的武装，还认识一大批专事冒险事业的青年死士，可这帮人只要跟颜思齐一接触，立刻清一色的认他做了大哥。日久天长，颜思齐的名声也传到日本政府耳朵里。日本当地政府主动邀请他担任专门负责中日贸易的“甲螺”（官职名称，即商业官员）。这时候的颜思齐，常年裁缝生意外加海盗买卖攒了不少钱，铁哥们遍布三教九流，外带日本政府的公务员身份，脚踩当地黑白两道，可谓越混越滋润。
但滋润的颜思齐，这时候依然不过是个小人物。比起此时身在日本的李旦等商界头面人物，他的力量还差得远。如果颜思齐安于现状，安安稳稳在日本过日子，也算是个成功人士了。可颜思齐哪里是个安分的人，出国之前就敢要人命，到了日本没人管了，还有什么不敢惹。到了明朝天启元年，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他从小人物开始变成大人物。
这一年大事发生了不少，比如明朝和荷兰为了争夺澎湖，打得天昏地暗，小事也发生了不少，比如颜思齐的哥们郑芝龙喜得贵子，取名叫郑福松。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当然也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颜思齐有一群信天主教的日本哥们，偏偏这时候日本幕府打击天主教，这几个哥们忍无可忍，就想着要推翻幕府。这事说大也大，毕竟是造反的事，但比起后来日本发生的岛原起义等暴乱，这事的规模却也小的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