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生的外事交往中，曾接待过许多的国际友人，上至国家之首与其他军政界要人，下至一般的记者等人。毛泽东在外事交往中，的确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
为人谦和，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这可以是他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第一个特色。
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太平正芳曾在回忆中说：“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谈到1972年9月，与毛泽东会见时的谈话，说毛泽东“他对自己年轻时的事也毫不掩饰，调皮就是调皮，不遮不掩，发出朗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感到他像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在第二次日本中航空协定谈判时，他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他的话消除了我的紧张心情。”秘鲁的著名记者基莉亚·巴里奥斯也谈到自己见到毛泽东，并与他交往后的印象：“我看了他的面庞。他的目光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的目光安详而清澈。全身焕发出谦虚之感。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上最光华四射的智慧之一。他是一位纯朴的人，举止谦虚，这反而显出他的伟大。”
毛泽东为人谦和，待人有礼，连任过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1972年首次访华，与毛泽东会面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尼克松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泽东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表现了谦虚、有礼的风格。尼克松回忆当年与毛泽东的谈话。他说：“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地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美国前海军参赞卡尔森曾回忆他在1938年与毛泽东会面于延安窑洞中的情形。当毛泽东见到卡尔逊时，脸上浮现微笑，和他热烈地紧紧地握手，以低沉的声调说：“我听说你随我们的军队到处走动，欢迎你来。”卡尔逊写道：“暗淡的烛光映着室内极为简朴的陈设，全部家具就是一个炕、一张木桌、几只书架，毛本人的若有所思的神志，特别给室内增添一种超脱世俗的气氛。我们在桌子两旁坐下，毛氏低声呼唤窗外的卫兵端上茶和花生。”
对毛泽东为人谦逊、有礼，凡与他有过交往的外国友人都有此种感受。英国前首相希思曾说到他1974年6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希思通过与毛泽东的交谈，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
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通过交谈来加深双方的了解，增进相互的友情，那么，他在与交谈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除了以礼待人之外，他还以理服人，从不将自己的观点随意强加于人。这里我们不妨说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1944年11月的一次延安之行。在这次访问中，赫尔利与毛泽东作了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曾对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破坏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予以了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摘，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崩溃。”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交谈中还列举了以下事实：“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一百九十五万大军之中，七十七万九千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兵力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毛泽东举出的第二方面的事实是，“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兵士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将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赫尔利对毛泽东举例抨击蒋介石抗战不利、政府腐败的话颇不赞成，他批评毛泽东“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赫尔利批评毛泽东的话，的确让他感到震惊，他并由此而恼怒，而是仍坚持以理服人，毛泽东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毛泽东以理服人的回答令赫尔利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论点是证据确凿的，似乎他无言以辩。
从1959年初到1965年11月，毛泽东与美国友人杜波依斯、斯特朗等作过三次长谈，谈话中，毛泽东与他们谈到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反对共产主义，在全球制造紧张局势的问题。本波依斯等人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时间。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指出：“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然后，毛泽东向他们列数了过去14个月中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其中就谈到当时中国对金门的炮击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此问题上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时，他说得极其通俗易懂，但道理十分深刻。毛泽东谈到，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他接着分析说：“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了边缘。”他接着指出：“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战争。”
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的白劳德曾于1944年底到过延安，访问过毛泽东，当他提到在延安所看到的情况与华盛顿当年领导的美国革命情况是否可以相比较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所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毛泽东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的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人们是否穿军装是无关紧要的，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显然，毛泽东是通过这种比较向白劳德说明了弱者必然最终战胜强者的深刻道理。
以礼相待，以理服人，这确是毛泽东与国际友人交往中的独特风格。此外，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交往中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在与国际友人交往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诙谐、幽默的语言。他运用这种语言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增强语言的感染力，以及所阐明的道理的说服力。对毛泽东喜欢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于交谈中，他们是体会很深的。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曾回忆与毛泽东交谈时的情景，她说：“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我极为愉快。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是，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王安娜还说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毛泽东与她谈话中，说到了她的儿子。毛泽东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王安娜说：“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她想不到毛泽东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接着问：“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王安娜回答：“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说：“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所以，王安娜通过与毛泽东的交往，得出了以下结论：“那时候的谈话不用说，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他在自己的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做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因此，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的翻译工作的李越然曾回忆到毛泽东1957年访苏时评价赫鲁晓夫的话。他回忆说毛泽东的讲话中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度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同时他又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内外的某些事可能日子也不大好过，“多灾多难”。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毛泽东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同年，毛泽东在和斯特朗、杜波依斯等人谈话中扯到了自己喜欢游泳的问题。他说自己喜欢游泳，并且，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他还说，如果你们三人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杜波依斯提出，这三人不会反对，“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毛泽东说：“真的？”他高兴地接着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道：这不是他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他说：“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毛泽东的话幽默中含有深刻的启示，这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的交往，风格鲜明，魅力无穷。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的真诚交往，不只是展示了他个的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更多的是，通过这种交往，它为中国革命与建设赢得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关心、支持与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