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曾任国民党军一级陆军上将。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省都督。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投靠蒋介石集团，担任国民党政府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0年他联合冯玉祥等讨伐蒋介石，企图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最后权利，失败后逃往大连。1932年，他又担任太原绥靖主任。1935年10月，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锡山极力派军队阻挠红军开赴前线抗日。显然，视地盘为命根子的阎锡山是担心共产党借抗日为名，抢占他的地盘。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的势力，促使阎锡山转变与红军对抗的立场，走向联合抗日，毛泽东对阎锡山做了不少的争取工作，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36年2月，当毛泽东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境内，受到阎锡山军队阻拦后，红军与阎军交战后，为了保存国防实力，避免内战，毛泽东决定把红军撤回黄河东岸，并于5月5日发出红军回师通电。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以促成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
为了促使阎锡山在日、蒋压迫下起来抗日，表明红军联合抗日，停止内战之态度，毛泽东决定将交战中俘虏的阎军和缴获的枪械全部归还阎锡山，同时他从俘虏中找出阎锡山部一团长郭登瀛，与郭谈话，要郭将自己的亲笔信带给阎锡山。最后，毛泽东还反复叮嘱郭，要他转告阎锡山：“只要伯川先生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一切都好商量。”
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的信中写道：
伯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筹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全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吾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立此。即颂
毛泽东
5月25日
看了毛泽东的信，阎锡山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博大胸怀。为了争取阎锡山能尽快与红军联合抗日，首先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又分别致书晋绥军对阎有影响的高级将领杨效欧、李生达等，谆谆告诫：“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随后，毛泽东又给阎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指出：“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后来，毛泽东又分别致书宋哲元、傅作义，试图通过两人与阎的老关系，与阎锡山直接打交道。
毛泽东发出的信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阎锡山那里。阎锡山虽然没有正式复信，但他已被毛泽东联合抗日的诚意所感动。随后，他派人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秘密联系。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驻太原办事处主任，专门负责与阎锡山联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前提下，将蒋释放，促蒋抗日。此时，日军逼近晋境，阎锡山也向张、杨发电，主张“共维大局”。毛泽东得悉此事后，立即致信阎锡山，赞赏其态度，并促其进一步坚定抗日决心。毛泽东在信中说：
伯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还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方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
公祺！
毛泽东 敬上
12月22日
信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双方建立电台与徒步通信站，以加强联系之事。毛泽东的信对阎锡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阎锡山加强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同意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前出山西抗战。不久，阎锡山也解除了对陕北的经济封锁，双方开始了商业往来。7月14日，毛泽东又派周小舟带亲笔信给阎锡山，提出与阎商谈进一步合作抗日之办法。
7月28日，阎锡山函复毛泽东：“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还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表示：“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至此，经过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努力工作。红军与阎锡山部队联合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犯山西，阎锡山部节节败退，后来连同其大本营也一起撤过了黄河，到秋林镇安营扎寨。相反，八路军却越战越勇，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形势使得军阀出身的阎锡山对抗战逐渐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感到害怕，他担心威胁到自己在山西的统治。1939年12月，正当各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阎锡山也紧锣密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2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阎军，给阎锡山以迎头痛击。为了不扩大战事，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后来，毛泽东又萧劲光和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进一步调停，面陈我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并劝阎，“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当阎锡山读到毛泽东的信中写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萧、王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二人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经过反复谈判，阎锡山又接受了我党的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这些协议的签定，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与阎锡山的交往，既有友谊，也有原则的斗争。为了民族的利益，讲信义，我们可以当朋友。若不以国事为重，背信弃义，那就只有针锋相对，这就是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求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