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1910～1983），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第32师经理处临护连书记，红4军第11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第32团政治处主任，第12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进纵队代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6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2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徐立清，原名徐映清，因同本地大户的孩子同名，童年被迫改名徐立清。1910年4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吴店区（今安徽省金寨县）申家湾的一个贫雇农家庭里。
徐立清的祖父徐光照，原籍湖北省麻城县木樨河。清光绪年间，为生活所迫，逃荒到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谋生。开始帮人种田，经过几年奋斗，积攒了几十串钱，佃得茅草房两间，山田四亩，鱼塘一个，在河南省商城县李家集中家湾落户安家。祖父生有两男一女。父亲徐恩林为长，娶妻封氏，生下徐立清兄妹三人。叔父徐恩珠，娶妻王氏，无子女。姑母嫁与张姓织布工人。因家中生活贫穷，父亲和叔父一度分居。父母拉扯着徐立清，一家五口人，无房无地，寄住在一个牛栏里。农忙时帮人家做短工，农闲时靠外出讨饭度日。母亲生下徐立清仅四个月，即因贫病交加与世长辞。母亲去世后，徐立清过继给叔父母做儿子，姐姐给张家当了童养媳。不久，因生活所迫，父亲同叔父母共八口人又合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合家后，又在离家3里路的地方，佃得一亩二分田，一年劳动所得，交租之后不够维持全家口粮，只好挖野菜充饥。地主剥削逐年加重，每年都要提高佃价，就连养鸡养鸭也要交租，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杂役做零活。幼时的徐立清就为地主家抱看过孩子，洗刷过尿布。
徐立清祖辈，几代那是贫苦农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徐立清从小就渴望能上学识字。他每次放牛路过私塾门前，听到里面的读书声，就勾起他的向往，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私塾读书。徐立清的父亲，何尝不想让儿子能上学识字，过上好日子。为此，尽管家境清苦，也挣扎着让徐立清进了私塾。徐立清从7岁起到17岁的10年里，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读了3年半书。那时，他们村私塾不收学费，只给老师送些粮食、蔬菜即可上学。徐立清家有粮食送老师时，他就去上学；没粮食送老师时，他就在家里放牛、做活。他能在十年中读了三年半书，家中已是尽了最大的力了。徐立清读的这三年半书，不仅使他家自祖辈以来有了识字的人，而且也为他参加革命后学习革命理论、做好革命工作，取得了文字工具。徐立清自幼聪明好学，在私塾里老师教着学，在放牛时也抓紧自学。他认得了不少字，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能熟读《论语》、《孟子》，还看了不少小说唱本。他特别爱读“杀富济贫”一类的故事书，联系自己的家世遭遇常常联想，为什么大户人家不下地劳动却有吃有穿，为什么穷人在地里拼命干活反而吃不饱肚子？尤其到了13岁那年，突然族里有人说什么“映清”重了大户人家孩子的名字，要给他改名字。为什么两个孩子重了名字，非要穷人家的孩子改名字呢？这在徐立清幼时的心灵上打下了一道深重的烙印，使他悟出了可贵的人生哲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贵”，有的人“贱”，“贵”人就可以骑在“贱”人头上“拉屎”，人世间太不公平了！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这一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鄂豫皖地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地区农民起义，组织农民赤卫军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反击、开创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徐立清于1927年5月、17岁时参加了当地少年先锋队、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徐立清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反对迷信、反对女孩子缠足等等，真正是为解救穷人的。他的梦想成了现实，心中憋了多年的闷气吐出来了，从内心深处喊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人求生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徐立清不久就担任了农会小组长，积极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抓地主，打土豪，给地主、土豪戴高帽，牵着他们游街、示众。他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不信神、不信命，要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
徐立清家乡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农民运动正在红红火火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袭来。1927年秋天，徐立清家乡的农会被解散了，工农革命军游击走了，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就连参加过少先队、农会的人也难以在家乡立足生存了。徐立清这个参加少先队、农会活动的积极分子，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他便随着邻居余发秀外出躲避。在小河口，他帮余发秀做小生意约半年时间，因闹土匪，小生意不好做，就又回到了家乡。1928年秋，工农红军来了，徐立清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均粮”斗争。
1929年5月6日立夏，中共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领导发动了“商（城）南起义”，解决了丁家埠、吴家店、斑竹园反动民团的武装，争取了李家集民团起义，一夜之间，反动民团纷纷瓦解，商南起义成功。这是继黄（安）、麻（城）起义后，在大别山区又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商南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起义武装在南溪召开千人大会，公审、处决了反动分子罗继楚、周若发，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徐立清以自身遭受白色恐怖的感受，参加少先队、农会、赤卫军所受到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的实践，深深懂得了一个道理：要革命必须靠枪杆子，才能打倒豪绅地主，分配土地，过好日子。虽说参加红军光荣，可在当时参加红军的人还不多，红军第32师仅300余人。8月，徐立清随本乡一位姓漆的到安徽六安县独山镇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军第32师经理处监护连当战士。1930年9月，打开罗山县城后，经漆祖昆、漆承旺介绍，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徐立清和哥哥参加红军。1932年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施行“三光”政策，嫂嫂被打死，全家又跑回湖北麻城木樨河老家，因无地无房无吃无穿，于当年冬天一家人都相继饿冻至死。
徐立清参加红军时，正赶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鄂豫会剿”。国民党正规军二三千人分两路向根据地进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第32师决定暂时撤出豫东南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徐立清随部队转战鄂豫皖边区。经一个多月反“会剿”斗争，国民党军发动的“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会剿”被粉碎。随后，徐立清参加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3月18日，红军第31、第32、第33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各师按顺序改为第1、第2、第3师。7月，徐立清所在的第2师和第3师、英山县游击队，在英山大金铺地区全歼国民党军韩杰部千余人，再克英山县城。之后，徐立清调第1军第2师经理处监护连任书记。1931年1月，红军第1军与第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辖第10、第11师。4月，徐立清调第11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被选为该师政治部党支部书记。从9月开始，搞了三个月的肃反，在运动后期，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王家善找徐立清谈话，告诉他有人揭发他是“改组派”，要他一周之内交代清楚，数月后，王家善问徐立清交代了没有？徐立清回答说：我不是“改组派”，交代不了。王家善说：不是就算了。当时的肃反，发生了扩大化，误杀了不少革命同志，徐立清虽然没有被捕杀，处境也是很危险的。11月，由红军第4军和第25军，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12月，徐立清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1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这段时间里，徐立清随部队参加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川）战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遭致失败。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西越平汉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后因敌重兵压来，被迫西移，越秦岭、走汉中，在突围的路上，徐立清受命改任红1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部队脱离了革命根据地；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天天行军作战，环境十分艰苦，困难重重。徐立清深入连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激励指战员去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进军，徐立清随部队翻越大巴山，于通江城西迎击敌人。1933年1月攻克巴中县城，徐立清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和建立红色政权、地方武装以及扩大红军等项工作。2月，四川军阀、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兵分左、中、右三路，以6万之众，向进据通南巴的红军发动围攻。在反敌三路围攻的战斗中，徐立清任红军第11师32团政治处主任、中共第32团党委常委，参加了争夺八庙垭的战斗。5月，他调任红12师政治部主任、中共红12师党委执委，参加了杀牛坪之战。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统率下，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反敌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经过这一仗，不仅提高了通南巴地区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胜利信心，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而且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立住了脚跟，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辖第10、第11、第12师。部队扩编后，即转入军政训练，总结经验，建设部队。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整军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增强了战斗力。这对红四方面军的建设和发展，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33年8月到10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军阀田颂尧、杨森等部，取得了辉煌战绩，威震了四川。这年秋天，四川军阀“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约20万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敌东线的围攻部队是刘湘的精锐，担任主攻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在东线，直接指挥徐立清所在的红4军和红33军、红9军、红30军一部，布防于万源至宣汉、达县地区，节节抗击敌精锐部队的进攻，历时半年坚守在东线阵地。自1933年12月中旬起，红4军第12师一部和红33军，在万源附近及罗文坝地区作战一个月，消灭“神兵”2000多人，平息了反革命叛乱。1934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东线集中红4军、红9军、红30军各一个师，向围攻的敌人发起反击，捣毁了敌警备第3路司令部，毙敌副司令郝耀庭，歼敌一个团。3月，红4军和红9军、红30军各一部，于红灵台歼敌约千人，于老鹰嘴、毛坪一线歼敌近2000人。徐立清参加了这些战斗的组织与指挥，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立清在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新的官兵关系；主张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和随便惩罚士兵。这在当时的部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对当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左”的做法，敢于表示反对意见，曾严肃指出：“肃反不妥当，不当捉的捉了，不当罚的罚了，不当没收的没收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以理服人。他在1933年撰写的《赤北县（通江县东北部）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刊登在当时出版的《干部必读》上，今天读起来仍有教益。可是，当张国焘到东线视察时，认为红4军打得不好，地方肃反工作搞得不好，将徐立清撤职。徐立清于1934年5月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接替张琴秋任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中共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党委常委，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7月出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徐立清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卫生部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冲破敌“川陕会剿”，强渡嘉陵江，日夜行军打仗，环境艰苦，伤病员增多，缺医少药，是医院卫生工作十分困难的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徐立清重视团结老中医和录用俘虏医官，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发挥技术专长，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服务。有位50多岁的老中医，就是在徐立清团结教育下参加了红军，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在长征路上。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事后对徐立清这段工作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她说：“红军时期医院工作是最困难的，是政治工作中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当时环境恶劣，战争失败，又无后方，在物质条件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更不容易担负这个工作。徐立清担任卫生部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时，正遇到这一极端困难的时期，他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渡过了难关。”
1935年6月，徐立清随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进入川西，听说将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非常高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制造分裂，另立中央。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徐立清的态度是明朗的，他认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团结总比分裂好。他对红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和伤病员一视同仁。当他听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北上胜利到达陕北和亲见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受严重挫折时，更加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7月，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共同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徐立清为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完成北上会师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继续高涨的时候。为了团结抗日，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中共中央部署打通国际路线，以期取得苏联的援助。1936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30军、红9军、红5军共2.1万余人，改称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
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克古浪、占永昌，同国民党军马步青、马步芳部展开激战。马家军10倍于红军西路军，天时地利，补给充足，以逸待劳。红军西路军不只兵力少于敌人，而且是长途远征，任务多变，又逢严寒冬季，粮食、弹药和被装都缺乏补给。河西走廊气候恶劣，经常风沙扑面，入冬时节呵气成冰。红军西路军就是在这西北旷野里行军、作战，缺衣少食，困难处境一天天加重。红5军攻占高台，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徐立清带着红军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在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的寒夜里，紧跟部队，一边突围作战，一面救护、收容伤病员。伤病员一天天增多，又缺医少药，连裹扎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徐立清想方设法，发动广大干部和医护人员，向面临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作斗争。
1937年2月，红军西路军于高台倪家营子陷入敌人重围，血战七昼夜，突围到祁连山，敌人跟踪追击，形势十分危急。徐立清临危受命，带总卫生部、医院工勤人员、伤病员及随军家属千余非战斗人员，编为2纵队，向西线山区行动，吸引敌人，掩护西路军残存的战斗部队摆脱敌人，进入深山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徐立清以暴露自己、冒重大牺牲的风险带队西进。一开始敌人没有追击，他便将工勤人员和轻伤病员组成游击小组，把公款（50个金戒指）分给游击小组作经费分散打游击。第三天，敌步、骑兵向徐立清率领的西进诱敌队伍包围进攻。徐立清命令游击小组向西南深山区隐蔽。他偕医院院长丁世芳、书记汪运先、医生及警卫员等在转移时与敌人遭遇。在向深山老林退却隐蔽时，与同行的丁世芳失散了。同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刘明清（四川人）也失散了。待到黑夜，他们继续西行。徐立清原想到宁夏过黄河去陕北。他们在路上听牧民说，到宁夏要经过大沙漠，没有牲口过不去。他们还听说，又有红军到河西来了。徐立清估计可能是红军的援西军来了，于是又回头东进。行进途中，遇到红30军一个炊事员和几名失散的红军人员。徐立清集合了这些失散人员，想去找主力红军，找援兵，都没能实现。他们在雪山草地坚持近一个月，夜行晓宿，同敌人周旋。敌人的搜山一天更严一天，几次他们几乎被敌人捉住。尤其没有饭吃，他们的体力也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们互相搀扶着继续向东南方向走，互相鼓励着，发誓爬也要爬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毛主席。徐立清一行于4月上旬渡过黑河，走到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山上，拂晓前隐蔽休息，派出一人放哨，又派炊事员去半山坡一间茅草屋里找水喝。由于徐立清一行太疲劳了，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哨兵也坐着睡着了。去茅草屋找水的炊事员被敌人俘虏了。炊事员一口四川话，暴露了红军的身份，在敌人威逼下供出了他们一行人的情况，并把敌人引到徐立清隐蔽休息的地方。徐立清一行还在睡梦中就被敌人全部逮捕。他们被敌人捆送甘州坐了三天牢，又被送到凉州坐牢半个月，尔后被送到兰州敌第97师，编入被俘人员战士队。其间，徐立清被敌人审问过六次，被打过一次，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红军战士，什么也不知道。徐立清当时化名徐映清，身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破毡帽，耷拉下帽檐遮住半个脸，成天埋头同被俘战士一起修路。在兰州敌营修路约一个月。一天在河边洗脸，叛徒乔国建、袁炽昌告敌，当面指认徐立清是当官的。敌人这才把徐立清解到被俘的军官队里。但乔、袁同徐立清并不很熟悉，只在住院时见过他的面，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职务。徐立清谎称是医院的医务主任。5月，中共驻西安办事处派张纯青到兰州看望被俘人员，经过交涉，对方说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徐立清等转到西安后可回延安。6月，敌方将徐立清等押解西安。路上，押解的敌军抢群众的东西，反诬是红军抢的。徐立清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在被俘人员和群众中做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行至平凉地区，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军派出的情报人员，徐立清假装买东西同“小贩”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跑，到镇原找红军。一天午夜，趁天下大雨徐立清打开住室的后窗，跳窗越墙，在大雨中向东北方向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敌人虎口。第二天，他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经徐太先、董贤映证明，徐立清恢复了党籍。7月，徐立清出任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审查归队的被俘人员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再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18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129师是以原红四方面军和援西军为主组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徐立清任129师政治部组织股股长。129师在陕西三原进行改编时，徐立清对摘下红星帽、改换青天白日帽徽等，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是一百个不愿意的。在誓师大会上听了刘伯承师长的讲话之后，他认识到民族大敌当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国难，结成统一战线是正确的。他含泪服从大局，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9月底，徐立清随部队由陕西三原出师，经韩城县芝川镇向东挺进。10月，徐立清兼任129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东渡黄河后，沿同蒲路北上，在正太路南北抗击日军。11月8日，太原失守，日军沿同蒲路向南侵犯。129师决定深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抗击日军；同时做好统战工作，分兵发动群众，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2月，徐立清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组建抗日武装，配备部队干部和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工作。129师师部先后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开展组建县区游击队。游击队的指挥员多为老红军，有游击作战经验，他们在发动群众、建设抗日根据地、配合129师作战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129师政治委员。129师组织东进纵队，由陈再道率领越过平汉路，挺进冀南，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4月，129师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之后，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新形势下，129师迅即分兵，组织主力部队向冀南、豫北、平汉路东平原地带展开行动，建立新的游击区。徐向前率领769团、689团和第5支队开赴冀南。当时冀南地区，敌我友犬牙交错，“抗日司令”多不胜数。针对这一复杂情况，徐向前到冀南后，采取打拉、分化、收编、联合等不同办法，很快控制了冀南大片地区。到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师部和386旅等部队进入平汉路东，直接领导冀南及鲁西北的抗日斗争。此时，徐立清调任冀南东进纵队政委兼第5支队政委，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参加了冀南地区反“扫荡”战斗，对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扩大、巩固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3月，日军对冀南地区大“扫荡”被粉碎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区。刘伯承、邓小平在妥善安排了冀南地区抗日工作之后，率师部和386旅等部队返回太行山区，加强山区对敌斗争。5月，徐立清回到129师政治部再任组织部部长。6月，敌以13余万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7月，日军又集中5万重兵，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最大的“秋季扫荡”。129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艰苦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和“扫荡”。在反“扫荡”斗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斗争。
1940年，徐立清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中共129师党委指定由徐立清等带领129师选出的中共七大代表，于5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徐立清等一行，于10月到达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1年6月，徐立清进入中共中央军委创办的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初，徐立清同党秀玉结婚。3月，徐立清转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二年多的学习中，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改造了思想。1943年，徐立清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审查处理干部委员会，接受处理从敌占区和白区到延安的干部。审干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徐立清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长。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的审干工作做得比较好，没有处分一个人。当时，第13、17支部有百多人需要“甄别”。他们多是从敌占区和白区到延安的。参加“甄别”工作的人中，有的受极左的影响较深，把受“甄别”的人看成敌人，几乎都给戴上了“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徐立清对受“甄别”的人非常体贴，耐心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不到一个月就弄清了问题，给受害者一一平了反。徐立清对有极左思想的同志讲，红军时期张国焘挖“团”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关押、杀害了多少同志，哪有那么多“团”？他启发同志们坚决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有关政策。经过40多年的历史证明，徐立清是对的。受过那次“甄别”的同志，现在说起这件事来，都对徐立清深表怀念和敬佩之情。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从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中抽调第771团、16团和25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这三个团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4旅，统一领导这三个团。1944年2月，徐立清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政治委员。在到任之前，徐立清和新4旅旅长王近山，还有16团团长程悦长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接见中，毛主席讲了成立新4旅的意义，还讲了当时全党、全军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徐立清终生难忘。当时毛主席还对安子文讲过，徐立清是红四方面军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4旅政委的合适人选。徐立清在新4旅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不到一年时间，全旅即达到了粮食大部自给，副食全部自给。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担负着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指导中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年里又接连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土地。与此同时，却又向解放区制造反共“磨擦”。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胡宗南所属暂编第59师、骑兵第2师、预备第3师，突然向关中淳化爷台山八路军阵地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徐立清协同王近山指挥新四旅771团和16团，以五个营的兵力攻击敌爷台山主堡，配合警1旅3团、358旅，全歼了进犯之敌，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夺取关中、钳制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对日军反攻的阴谋。徐立清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犯解放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一面通过谈判揭露美蒋的和谈欺骗；一面武装自卫，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作了相应的准备，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方面。1946年6月，美蒋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了。8月，徐立清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王世泰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辖教导旅、新4旅、警备1旅、警备3旅、358旅。11月，联防军攻打横山县城东北之波罗堡，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争取了国民党保安司令胡景铎部3000多人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76师。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辖三个纵队和二个野战旅。4月，徐立清调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