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晨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水手》
高考的失利在那个雨天袭来，当手中的电话清晰地传出那个考分时，我的期望降至冰点。已记不清自己怎样在操场上狂奔，只记得我在隆隆的雷声中回到租来的小屋，倒床便睡，竟一夜无梦……
就在第二天，那个曾经鼓励我走过整个高三的女孩儿，毅然决然地请她的朋友告诉我：既然不可能，又何必和她再交往下去呢？让她一痛到底吧！
还记得那天午后，天地间飘起了一场太阳雨，太阳在淅沥的雨中洒下一片迷蒙，一如我的心境——无声的静谧和绵绵不绝的感伤。
再后来，班主任袁老师和蔼地告诉我，因一分之差我无缘军校。那天的日记也只有草草的两行字：“别了！橄榄绿！”
那晚，我买了两瓶啤酒，坐到了校园仰正轩的小石桌旁，独自啜饮。一向倔强的我在黑暗中默默流泪，不知是为自己可怜的分数、绿色的军营之梦，还是为那份失落的情感。
当天边泛出微茫的光亮时，我背起早已收拾好的行囊，逃离寂静的校园。带着满身的疲倦和难言的伤感，奔向未知的远方……
在寻觅了几天之后，在陌生的城市，我找到了落脚点——一个靠出卖体力维持生存的小厂。最初，我只是拼命地干活，以舒解内心的压抑。那时的我如一块坚冰，对工友的关怀只是报以冷漠。
工友们疏远了我，幸好有一位李哥一直照顾我。住的简易房中蚊子多，他把蚊帐让给我；当他知道我有晚上看书的习惯后，利用中午休息的一个半小时，跑到市区（只为省下两元的公交车费），买了一个充电照明灯给我。
记不清是哪一天早上，吃早饭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真想吃面条”。晚上当我迈进简易房时，李哥瞅见了我，搓搓手，冲我笑了笑说：“待会儿咱吃面条。”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又笑了笑，指指地上的面条包装袋，又指指暖水瓶，说：“在这里头了。前回儿打散工，吃不上热饭，就学会了这一手——热得快煮面条。”
那晚，当我从李哥手中接过一碗黏糊糊的面条时，温热的泪滑过眼角……
渐渐地，内心的坚冰在关怀下消融，工友们的乐观与豁达感染了我。在知道我的境遇后，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这算什么，再当一年中学生！”
从那天起，简易房中新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晚睡前唱首歌，像《水手》、《真心英雄》、《好男儿》、《光辉岁月》、《爱拼才会赢》，不问音调音色，全由着性子来。吼完后，大家又都诉说着自己的经历。从他们的诉说中，我了解了每个人生活的不易：最大的李哥才二十七岁，是家里的独子，为了还盖房子欠下的一身债出来打工；江西的“老表”为了让新婚的妻子过上舒心一点的日子，婚后才三个月就来到了工地；最小的小李比我小两岁，因家庭再也付不起高二的学费，只好远离家乡……
我们就这样每晚唱着，诉说着，蚊子的“哼哼”声是我们的伴唱，简易房缝隙里透过的星星做我们忠实的听众。激昂的歌声中，知心的话语里，我心痛的创伤被渐渐抚平，然后我们在未消的兴奋与渐起的呼噜声中沉沉地睡去……
当我决定离开时，工友们凑钱买了一本《热爱生命》给我；在临行的车站，他们再一次赶来了，他们的话语依然恳切而真诚，他们的面庞依然黝黑，他们的性格依然豁达开朗。紧握一双双粗糙而又结实的大手，我一次次郑重地点点头，泪水在眼眶内打转，我努力着不让它们流下来。月台前，返乡的列车“呜呜”鸣笛时，李哥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塞到我手中，嘱咐我到车上再看。
上了车，刚找好位子，列车启动了。打开被握了很久的信封，里面是半张旧报纸，上面用墨水写着两行大字：“兄弟！天下受苦的人太多，要想不受苦，就好好读书吧！”抬头看窗外，工友们正向我挥手，十几张熟悉而亲切的脸孔从窗前——滑过，“那一天，知道你要走……”的歌声传来，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毅然地选定了——复读！
如果说经历高三是一个登山的过程，那么今天，我再一次站到了山脚下。我为能坐在教室内学习，为自己能够再一次虔诚地为理想努力而深感幸福。也曾失落过，也曾彷徨过，但当我想起那段难忘的历练心智的生活，我开始思考“苦与福”的话题。我突然明白：在遭遇挫折时，只有擦干泪水，微笑着坦然面对，挥洒与命运抗争的汗水，才能诠释那幸福，赢得属于自己的笑容。
我突然明白：在遭遇挫折时，只有擦干泪水，微笑着坦然面对，挥洒与命运抗争的汗水，才能诠释那幸福，赢得属于自己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