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成都，头一个要去看的地方，自然是杜甫草堂。
冯至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那里，是盛唐隐没的一抹夕照，是中国文化的一掬清泉，是文人挥却不去的一个忧伤。
经了一场雨，而雨意并未消失，空中灰蒙蒙的，寒风似乎随时准备裹挟着另一场雨跨进新的一年。也好，看杜甫，看草堂，或许本就不需要选择一个明媚的天气。
我没有想到，我竟是在一个相当阔绰的院落里看望，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凭吊一位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老人。从北门进入草堂的一刹那间，我便有一种误闯私家花园的感觉。诗人曾经说他的宅子“幽栖地僻经过少”，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亭台、林木，葱绿在岁末之时仿佛相约聚集到了这座园子里。成都人对杜甫的钟爱，由此可窥一斑。然而，我无心留恋这些，我急急要寻的，是那几间茅屋，那个在我心灵深处拔节了三十多年的老人。
终于在一丛茂竹边见到了那个曾经的主人，他被化身于一方石头，青衣无华，须发纷乱。我的心猛地一颤：他是那样的清瘦，连目光也是那样的清癯，像深冬里的月光。泱泱盛唐，至此竟已容纳不下一位诗人之瘦了。
其实他也有过愉悦的童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所作成一囊。”（《壮游》）儒学的传统经典，浸淫了少年杜甫。
其实他也有过豪放浪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代的影子，在青年杜甫身上时而闪现。
一切的悲情还是源于骨子里的文人之结。从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开始，杜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长安旅居生活，不断在考场与交游中徘徊，不断在朱门与布衣闾巷之间流浪。他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的遭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或许，正是在一种异样的目光中，从此奠定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基础。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宦情结，最终像瓷一样碎了。诗人活着的意义，怕是就只有解答那道民生的命题了。
那么，向乱纷纷的朝廷告别，弄一叶扁舟、一头毛驴，一心一意地过那种百姓日子去。
杜甫的目光落在了四川。
于是，四十九岁的诗人，带着家小，开始了并不顺畅的西南之旅，在成都、梓州、夔州之间迁徙，并成就了草堂的千秋。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杜甫对自己在成都的居所作了清晰的交代。此刻，浣花溪畔，几间茅屋披一袭冷清，守在灰暗的黄昏里。真正的杜氏茅屋早已化为烟尘，这眼前的复制品，其实只不过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慰藉罢了。
我在茅屋里看着，试图寻觅到一点什么，从“三吏”、“三别”，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遍遍翻阅过去。我看着诗人瘦弱的身影一丝丝地融在阴凉的暮色里。一个在病、老、冷中流离于异乡的人，一个以自己为代价而成就历史的人，一个注定在远处拷打我们灵魂的人，已经与一座草堂、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体。
一个人的行走没有情致，只有胡杨一般的孤独。
他孤独得实在太久，便是两只眼睛，也一只留在盛唐的长安，一只留在安史之乱后的民间。
孤独的他，撑着病体，渴望在武侯祠里寻找到一方治疗心理创口的良药，可是，他错了，因为他读到了社稷、山河；因为他读懂了另一颗同样孤独的灵魂；因为他发现，居庙堂之高的诸葛孔明，其实更需要一声叹息。
孤独的诗人，终究忍不住，在岳阳楼上“凭轩涕泗流”。那是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川东下，去完成其最后的旅途。
浣花溪的水依然日夜不息地流着。日丽风和的时候，也一定有鲜花满蹊，蜜蜂轻舞，黄莺自在地啼叫。而看景的人，却一去不再返了。
今天还不是花开的日子。一种潮湿、暗重的雾气弥漫在每个角落。我能够感觉肩上的雾气之重。偌大的院落里，似乎只听到我的呼吸。
记忆中，像草堂这样为主人公大兴雕像的并不多，粗粗一数，杜甫的雕像达十余尊。可以说，处处有诗人的身影，处处有诗人的气息。诗史堂里也有一尊黄铜色的杜甫半身像，但看上去有一线难得的光泽，诗人仿佛浮着一丝微笑。门前有一联：“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我忽然若有所思，或许，诗歌，那个永远的精灵，才是老人的一味良药。在诗歌的天堂里，杜甫留下了一个微笑。
我的眼圈湿了。一行诗歌，百行诗歌，万行诗歌，又算得了什么？那些李唐的统治者，早已麻木不仁。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剩下的，就是等待别人来收拾残局。
明知结果，诗人还是舍不得丢弃手中的笔。笔，其实是他的口舌啊，活着的价值，就只有这一声呐喊了。
一个人的行走，有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也许成都不足以承载生命的挽歌，杜甫最终还是走了，朝沅湘一带漂泊。公元770年，在汨罗江的一条破船上，诗人永远合上了疲惫的双眼。他最后的旅程，竟然与屈原有惊人的相似。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一切，都付诸汨罗江的浪花了。
以后，还有谁再来吟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仿佛竹叶上滑落的一颗雨滴，无声地融合在苍茫的土地。
从草堂正门出去，是很寂寞的一条道，路边流着一湾寂寞的水。我想，自己可能把路给走岔了。
2009年4月20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