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自己的家，母亲在家里多停一两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母亲一生都自尊自爱，绝不愿、也不曾给人（包括给我）添乱，惹人生厌。也这样教育我和孩子。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那么容易。要不是一位很会办事的同志的努力，还不知道火葬场什么时候才能来接母亲。
从不愿意忍痛的我，清清明明地忍了痛。那一会儿，活到五十四岁也长不大的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当然，张家的女人从来不大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这些事远不如别的事让我觉得有负于把我养育成人的母亲。比如，这一辈子我让她伤了多少心？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伙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仍然能在那上面嗅出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那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记得母亲的“关系”还没从她退休的郑州第八铁路小学转到北京来的时候，她必须经常到新街口邮局领取每月的退休工资；或给原单位寄信，请求帮助办理落户北京所需的、其实毫无必要、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或是邮寄同样毫无必要的、又是绝对遗失不起的表格和证明。那些手续，办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那样的节外生枝，于是这样的信件就只好日以继月地往来下去。
那次，母亲又到新街口邮局寄这些玩意儿，回家以后，她大事不好地发现花镜丢了！便马上反回新街口邮局，而且不惜牺牲地花五分钱坐了公共汽车。
平时她去新街口，都是以步代车。即便购物回来，也是背着、抱着，走一走，歇一歇，舍不得花五分钱坐一回公共汽车。
可以想见母亲找得多么仔细，大概就差没有把新街口邮局的地，刮下一层皮。
她茫然地对着突然变得非常之大的新街口邮局，弄不懂为什么找不到她的眼镜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
别的我不懂，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一九六六年，那副十三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谁知二十五年以后，母亲还是面临失明、人体各系统功能的全部衰竭、卒中而去，或是以她八十岁的高龄上手台的决择。
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反反复复地对我念叨丢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像是犯了万死之罪。
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又花了十几块钱配了一副花镜以后，母亲还不死心地到新街口邮局探问：有没有人拣到一副花镜！没有！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母亲的花镜那时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她仅仅是找那副眼镜么？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九零年戴着它也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那时还以为是眼镜的度数不够了，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她的脑垂体瘤压迫视神经的原故，便再到眼镜店去配一副。配眼镜的技师怎么测也测不出度数。我们哪里知道，她的眼睛其实已经快失明了，怎么还能测出度数？我央求验光的技师，好歹给算个度数。最后免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人做为最后的纪念了。而她前前后后为之苦恼了许久的那副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判作业、判卷子时打的对勾。
那些铅笔画的勾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员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勾子，像是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地、拘谨地、生怕打搅了谁地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子、和用钢笔画的勾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着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软溜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黄焖牛肉。
鱼虾类的菜谱里，挡次最高的也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至于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就是这本菜谱，还是我当作家以后，唐棣给妈买的。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买菜谱，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主食方面有半焦果子、薄脆、油条、糖饼、脆麻花、油饼、糖泡、芙蓉麻花、芝麻麻花、豇豆干、炸合包蛋、油酥火烧、锅饼、炒饼、荷叶饼、大饼加油、家常饼加油、盘丝饼、清油饼、家常饼、葱花饼、枣糕、糕坨、白糕、粽子、豆包、咸蒸饼、枣蒸饼、花卷、银丝卷、佛手、绿豆米粥（请读者原谅，允许我还了这份愿，把母亲画过勾的都写上吧）。
其实，像西红柿黄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炒饼、花卷、绿豆米粥、炸合包蛋，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它画勾的各项，没有一样付诸实践。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着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过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很方便。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上去，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篇”。
今后春天，在菜市场上看到豌豆，也许是改良后的品种，颗粒很满也很大。想起去年春季，母亲还给我们剥豌豆呢。我常常买豌豆，一是我们爱吃，也是为了给母亲找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母亲是很寂寞的。
她的一生都很寂寞。
女儿在六月二十九号的信中还写到：“……我有时梦见姥姥，都是非常安详的、过得很平安的日子。觉得十分安慰。虽然醒了以后会难过，必定比做恶梦要让人感到安慰得多，我也常常后悔，没能同姥姥多在一起。
我在家时，也总是跑来跑去，谁想到会有这一天呢！她这一辈子真正地是寂寞极了！而且是一种无私的寂寞，从来没有报怨过我们没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坐在窗前、伸着头向外张望的情景：盼你回来，盼我回来。要不就是看大院里的人来人往。让我多伤心。可是当时这情景看在眼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倒是现在记得越发清楚。不说了，又要让你伤心了……”也曾有计划让母亲织织毛线，家里有不少用不着的毛线，可也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也没能把毛线拿给她。
便尽量回忆母亲在厨房里的劳作。
渐渐地、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听到的有关厨房里的话，一一再现出来。
冬天又来了。大白菜上了市。想起母亲还能劳作的年头，到了买储存白菜的时节，就买青口菜。她的经验是青口菜开锅就烂，还略带甜味。
做米饭也是照着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面、或指尖触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但好米和机米用水又有所不同。等等。
渐渐地，除了能上台面的菜，一般的炒菜也能凑合着做了。我得到了先生的表扬：“你的菜越做越好了。”只是，母亲却吃不上我做的菜了，我也再吃不到母亲做的“张老太太烙饼”了。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哪怕是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
人说了，不就是烙饼、炸酱面吗？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诀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知，往日吃母亲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