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立论的缘起及意义
在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由于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使用，宙斯勃然大怒，于是创造出美女潘多拉，并命她携带魔盒来到人间以报复人类。由于潘多拉的美，人类接纳了她。一天，潘多拉无法抵御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魔盒，于是瘟疫、灾祸、友情、爱情、忧伤等纷纷被释放了出来，这是疾病在人类社会的首次出现。然而，“疾病与生命的历史同样久远”，[1]其实早在人类历史之前，疾病便已存在，远远早于希腊神话时代。最初，由于原始人视野狭小、认识世界的手段单一，他们对于给生命个体带来痛苦、死亡，有时甚至威胁着整个人类生存的疾病深感恐惧和敬畏，于是疾病那时作为自然力———“神”的化身存在。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人类对于世界认识的深入，疾病逐渐为人们所认知为一种生物过程。然而，认识发展了，疾病也在发展。今天，疾病、饥荒与战争仍被列为人类的三大敌人，疾病仍然似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主宰着个体生命甚至仍然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人们对许多疾病仍然无能为力，仍然是谈“病”色变。由于自始至终给人类生命带来的巨大威胁，疾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疾病改变了个人的人生，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改变了民族的兴衰，给人类历史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与投射，一方面，疾病的广泛存在为作家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机会和素材，那些常见的疾病往往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更高，并与各个时代相关联，例如，古典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瘟疫、麻风病等集体病大量出现；而肺结核则广泛存在于18、19世纪的作品中；艾滋病则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众多的作家因患病而进行身体写作，他们用笔端倾述自己患病的生理及心理感受，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诗人———荷马便患有眼疾，除此之外，弥尔顿、雪莱、济慈、惠特曼、陀思妥耶夫斯基、桑塔格等著名作家都患有疾病，在他们的作品中皆能或多或少的找到与他们本身疾病相关的描述：例如，在弥尔顿的《力士参孙》中，失明参孙是弥尔顿的精神化身；肺结核出现在雪莱的《西方颂》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大量存在着精神病人及癫痫病患者的描述；而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中所描述的其中一种疾病———癌症，便是其自身所患之疾。疾病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有些医生喜欢文学创作，他们用自身对病人的观察记录用于文学创作，例如，契诃夫、约翰·奥利弗、A. J.克罗宁等人，在成为作家之前都有行医的经历。“小说本该奉献给流感，史诗该忠实于伤寒，颂歌应献身给肺炎，抒情诗则须尽心于牙痛。”[2]深入了人类生活的疾病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从不缺失，文学中的疾病反映了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过程，在认识不断的发展中，疾病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而逐渐获得了象征与隐喻意义，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内涵。
随着战争日趋频繁地爆发、社会的转型变迁、城市化的进程、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发生抵触，滋生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给人们的身心造成难以愈合的伤痛。于是，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疾病意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现代、后现代文学作品中。这些疾病一方面呈现出社会弊病———社会的扭曲不公；另一方面流露出一种颓丧的情绪，表达了作家们对社会发展及人类未来的深深忧虑。这与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主要用象征性、荒诞性、意识流去表现荒诞的世界里异化的人的危机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后现代主义既是现代主义的颠覆，又是现代主义的传承，进一步将现代主义呈现出来的问题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情节趋向于不确定性，一切去中心化，在创作上则倡导多元主义，同时，后现代主义更强调语言，认为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语言本身就有意义，因而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成为作家们常用的方式，它们的任务是解构一切，颠覆一切。“若说现代主义表现了西方现代人的孤独感、颓废感、焦虑感以及从存在到死亡的感觉；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这种感觉正在逐步减弱、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心理上的分裂，一种表层意义上的平淡感、一种吸毒者的体验、一种幻觉、一种异常的欣快和恐惧。若说现代主义文学反映的是人的彻底隔离、孤独、苦恼和自我毁灭，后现代主义文学反映的则是人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存在，人自己已经变成无数的碎片”。[3]疾病作为一种令人恐怖、令人绝望的事物，正是这些负面思想意识及苦难生活体验的绝佳代表，因而它在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自是理所当然。
近年来，文学作品中日渐增多的疾病意象逐渐已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分析这些疾病意象，发掘作品中疾病背后隐藏的隐喻意义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国内外发表的疾病相关文学研究呈日益增多之势。以“illness”作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发现2000 年（不包括2000年）以前，只有文学相关研究期刊论文156篇，而在2000年以后（包括2000年，至2012年12月1日止） ，可以搜索到的文学期刊论文达到611篇；国内方面：以“疾病”作为主题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进行检索，发现2000年（不包括2000年）以前，只有文学相关研究期刊论文36篇，并无一篇以“疾病”作为主题进行研究的与文学相关的博士及硕士论文。而在2000年以后（包括2000年，至2012年12月1日止） ，可以检索到的文学期刊论文达到567篇，其中硕士论文109篇，博士论文21篇，以上数据充分表明，文学中的疾病现象正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疾病意象是英国荒诞派剧作家、200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品特戏剧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他的一些剧作例如《侏儒》《微痛》《哑巴侍应》《一种阿拉斯加》等，在剧目标题中便已含有疾病意象。而仔细探查其中的戏剧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是病人，他们或是生理畸形，或是心理畸形，不然就受到了外力损伤。例如，在他的首部戏剧《房间》中，罗斯患有焦虑症，最后又双眼致盲，房东基德失聪，男主人伯特具有偏执倾向，黑人赖利是个盲人。品特戏剧中的疾病意象出现得如此之频繁，却未能引起观众及评论家的高度关注或是深入探索。长期以来，在品特研究上，评论家及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品特戏剧的房间主题、威胁主题、政治主题及女性主义主题，特别重视他戏剧中呈现的语言艺术及房间意象，语言艺术早已成为品特研究者们乐此不疲的评析对象，国外品特研究的权威人物艾斯林就曾指出：“品特戏剧中的沉默与停顿是戏剧的高潮，是风暴中安静的中心，是张力的核心，所有行动以其为中心进行。”[4]而房间意象，甚至成为了品特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强行打开了受压抑的紧闭的房门”。[5]在这两方面的论述已是汗牛充栋，著述甚多。然而，通过对品特戏剧的深入探索发现，可以说，疾病在构建品特的戏剧诗学方面作用丝毫不亚于房间，是品特戏剧中表现形式最为丰富、象征意义最为广泛、表达力最强、最为活跃的元素之一。因为疾病本来就具有普遍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之一，大多数读者视之为理所当然，学界对于品特戏剧中的疾病也是关注不足，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人物的焦虑状态，而且也极少意识到过度的“焦虑”其实也是一种疾病。迄今为止，对于品特戏剧中的疾病给予了相应关注的论述只存在于零星分散的著述中，未有对于品特剧作中的疾病进行体系化的全面研究著述。约翰·路易斯·蒂盖尔特尼（ John Louis Digaetani ）是少有的涉足品特疾病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论著《舞台的挣扎———现代剧作家和他们的心理启示》中指出：“虐待狂和被虐待狂常常出现在品特的戏剧中……品特剧作中的人物常常具有侵略性，喜欢折磨他人或是被他人折磨。”[6]另一学者托马斯（ John Thomas）也注意到了品特的戏剧中存在着心理疾病现象，他在博士论文《哈罗德·品特———焦虑诗人》中指出：“焦虑像阴影一样投射到人的心灵，它的黑暗带来了疼痛。”他认为这些疾病产生于人物的焦虑情绪，并最终根源于剧作家品特的焦虑。[7]深入阅读此二位学者的论著发现，他们的研究也仅仅注意到了品特部分戏剧中的部分疾病意象，研究范围有限，且未能深入探索疾病背后隐藏的社会隐喻意义，未能形成完整的疾病研究体系进行综合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王燕教授的《论品特戏剧里的疾病》可能是目前发现的国内唯一以品特的疾病作为主题探讨的期刊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王燕主要是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进行了一定的归纳，认为品特戏剧中的疾病主要有“眼部疾患”“表述障碍”及“休克瘁死”三种，并对这三种疾病的表征作了相应的描述。[8]王燕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的关注对于后继的研究起到了启发作用，然而，品特戏剧中的疾病种类繁多，上述几种只是其中的部分，而疾病并不仅仅是疾病，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及象征意义，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叙述在表现主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疾病在品特戏剧中还具有强大的美学功能，在达成戏剧的荒诞性、喜剧性、悲剧性方面意义重大，并且在推动戏剧情节、实现戏剧宣泄功能上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正是基于对品特疾病的研究不足，本书以医学理论作为划分基础，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运用了精神分析法、叙事学、福柯身体政治、隐喻修辞、戏剧美学等理论路径，从品特戏剧中疾病对于品特戏剧创作以及剧情本身的推动、对于主题意义的呈现，对于荒诞戏剧功能的达成等几个方面展开探讨，试图深入品特戏剧的肌理，探索其戏剧诗学的构建思想及其社会意义。本书细致地考察了品特的具有较多疾病叙述的17部戏剧，包括《房间》（ The Room）、《生日晚会》（ The Birthday Par-ty）、《看管人》（ The Caretaker ）、《归家》（ The Homecoming ）、《微痛》（ A Slight Ache）、《家的声音》（ Family Voices）、《背叛》（ Betrayal）、《情人》（ The Lover）、《一种阿拉斯加》（ A Kind of Alaska）、《温室》（ The Hothouse）、《月光》（ The Moonlight ）、《茶会》（ Tea Party ）、《山地语言》（ Mountain Lan-guage）、《送行酒》（ One for the Road）、《尘归尘》（ Ashes to Ashes）、《新世界秩序》（ The New World Order）、《精确》（ Precisely）等，同时还考察了他的部分诗歌如《英国中部的新年》（ New Year in Midlands ）、《战争》（ The War ）等，以及他的部分散文例如《茶会》（ Tea Party）等。本书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进行了探讨。
一是疾病叙述动力的探索。本书力图通过对品特戏剧中众多的疾病进行梳理，以医学理论为根据从生理疾病、精神疾病、损伤性疾病三个方面辨识剧作中的种种疾病，制作出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图谱，勾勒出品特的疾病叙述路线。在此基础上进而探索品特的疾病叙述动因，寻找驱动品特将疾病选作他的作品构件的影响因素。从后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来看，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是一个交流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本本身会产生动力，推动情节的发展、实现主题意义、强化人物塑造。依据这一观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产生的不稳定性以及戏剧性生成所形成的张力，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而疾病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的精心选取，有力地实现了主题意义的彰显。不仅如此，疾病叙述还推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物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