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