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未到晨钟梦已阑”
《重游小兰亭口占》(1904年10月作于上海)诗前，李叔同作有一短序，以示其时之心迹：
重游小兰亭，风景依稀，心绪殊恶，口占二十八字题壁，时九月望前一日也。
诗云：
一夜西风蓦地寒，吹将黄叶上栏干。
春来秋去忙如许，未到晨钟梦已阑。
寒流一夜袭来，黄叶颤抖翻飞，随风而逝，树叶犹如此，人又何以堪。自然环境的萧瑟凄迷，更加重了诗人心绪的沉重。此七言绝句饱含悲戚、意冷和失望，作者以传统诗词，借景抒发忿闷意绪，慨叹诸多的不曾料想，诸多的寄望落空……春秋更迭，暑往寒来，满目秋景成疮痍，期盼憧憬化为烟。时代社会的大变局中，人生之梦几经沉浮，钟鸣破境已阑珊。全诗虽未明示，但充满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作者的内心深处是不尽的无奈与苦涩。
心绪何以“殊恶”？人生的“梦境”又缘何漏尽更残？
余英时先生在论及中国的“士”传统时指出：
最迟从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十九与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是关键的时刻。如果要进一步寻找一个更精确的日期，我以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这一点和“士”的性质有关，不能不略作解释……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这是现代学校的毕业生所望尘莫及的。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抓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清末废止科举的重大象征意义在此便完全显露出来了……这是“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但这次“断裂”超过了传统架构所能承受的限度，“丸”已出“盘”，“士”终于变成了现代知识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5-6页。。
余英时先生用了一个著名的古典譬喻。杜牧《注孙子序》论“盘之走丸”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这一譬喻形象生动地道出“盘”(“士传统”制度架构)与“丸”(“士”)于文化断裂时代中的最后一次断裂关系。
身处如此时代，李叔同既曾是“盘中之丸”，亦是被“一夜西风”吹上栏干之“黄叶”——科举制度崩塌后的“出盘之丸”。
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至20世纪初，已面临改科举、兴新学的大势紧逼。李叔同于1901年夏秋间曾先后考中上海“广方言馆”备取生和“南洋公学”特班生，他选择了“南洋公学”。1902年秋，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又参加了省级科举“乡试”。也就是说，李叔同此时既置身、就学于“新学”之学堂——“南洋公学”，却仍顾盼着眼见行将就木的“旧学”体制——省级科举之“乡试”。文化断裂时代的青年，“春来秋去忙如许”，殚精竭虑，耗尽心力，奔忙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进身路途上。这一年夏天，清廷下诏，令各省补行因“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入侵北京等)而中断的“庚子正科”和“辛丑恩科”，实行“恩正并科”。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届科举乡试。然而，与封建时代的许多俊才学子的遭遇一样，李叔同没有考中举人。接下来的1904年，最后一次殿试在北京举行，其时，由年届70大寿的慈禧太后钦定。“名字吉祥”的刘春霖，颇富戏剧性地成了末代状元。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大臣联名启奏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学，朝廷发出上谕，下令自1906年起，所有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至此，自隋、唐以后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废除传统科举制所体现出的“文化断裂”也具体体现在“士人社会”及“士人”个体两方面：
第一，旧制已废而新制尚不成熟，缺少必要的过渡。科举制的废除，波及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对旧体制下的制度内之“士人”的社会生存境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从时人所论废科举→兴学校→补救时艰→进化日新的逐步递进关系看，科举制至少在负面已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这一制度更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其废除不啻给予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如果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则正如严复所说，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建制变动之一。”
第二，持续了数千年的、集社会多方面功能基本建制的科举制度的终结，造成了社会的文化断裂。此时，处于如此“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李叔同，已秉承了较完备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化，基本建立了深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个体文化人格。归根结底，这种文化人格结构是因社会存在而形成的。
这种自我——理想包含了某种个性结构，后者的形成完全与人的特定处境、与特定结构的社会形式相关联；它是高度个人的，同时也是因社会而定的。个人在选择这样的理想时，与其说是出于在众多他者中的一种较为自由的选择，不如说这是最终分摊到他个人身上的选择作为特定时代独具个性及浪漫才情的社会个体，李叔同所体现出的文化人格看似特别，而综观这一个体所处的具体时代、具体社会处境、其成长经历等，亦是必然。对他做深入研究，不得不对最终“分摊到他个人身上”的选择——文化断裂“大变局”的具体历史处境作分析。
20世纪以降的民国前后，像李叔同这样的封建时代末期的“最后士人”、文化艺术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最先感悟、领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然而，要在心灵深处建立人生“‘无’而又必须‘有’”的终极精神皈依，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中作出抉择，要在传统礼教与现代精神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两难窘迫境地，甚至于精神的炼狱与煎熬……
他们既接受、领悟了西方的文化，似乎终究又复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心灵幽深之“此在”，更多的是“小窗独座”的“涤除玄鉴”之审美体验、守持心性之虚静或终极“澄怀”。这就是文化断裂、社会转型时代，传统人文精神高蹈旨趣的嬗变，也是于其时势的多种合力作用下，传统文化人格价值信念的蜕变，但于某些个体而言，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守持显示出异常的顽强。在以后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皈依真正靠岸了吗？心灵也得以释然吗？已于“无”中建立了“有”的坚实依托吗？
李叔同在生命终点写下的最后绝笔“悲欣交集”，又究竟蕴藏着几多深沉的文本意义？个体复杂的心绪、怅惘的纠结、无尽的追问，于心灵深处的“在者”之澈悟与“澄怀”的最后感悟中，是否得到了终极的释怀呢？这些，均是后人应该继续深究的。
笔者认为，对具体历史时代中的个体文化人格的分析，采取简单化的分类归纳不妥，将其创作的诸多作品文本作为分析阐释的客观对象，是一可取的途径。让文本来言说吧！文本作为一种曲折发展的个体心路历程的精神印记，则可能更接近“曾经有过的”意义，其中的关键，是必须弄清这种文化人格的内涵。从这一视角体察，至少可以明晰在这种文化人格引导下的社会个体所作出的努力，其精神发展趋向，特别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转型背景中如何坚守个体的心性？其生命力之华彩律动如何绽出？其独特精神生活层面的自由意志怎样浮现？
李叔同曾经教授过的浙江一师毕业的学生、著名现代作家曹聚仁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及在浙江一师时的学习生活，缅怀其时身处“文化断裂时代”的老师：
“五四”前后中年人的寂寞、苦闷，在我们年轻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记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亲切地告诉我们：“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现在，也不会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们只是当作一种谈助，他心底的谜，我们是猜不透的。……那时彼此虽觉失了敬爱的导师的寂寞，可也没有别的人生感触。后来“五四”大潮来了，大家欢呼于狂潮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渐渐地淡了、远了……
近来忽然从镜子里照见我自己的灵魂，“五四”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复唤起李先生的影子来了……我乃重新来省察李先生当时的心境。
从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以至与整个社会存在的关系看，人生阅历愈浅，那么，也就愈容易卷入此一时、彼一时之社会大潮，其个体独立的心性辨识、反省亦愈少；人生阅历越深、越广，亦更倾向于置身社会大潮之外，其独立的个体心性，更能感悟或洞悉社会大潮下的深层次的制度伦理的性质、人性的规范本质，从而具有更稳的辨识能力，有更准确的理性烛照。个体的自我反省，则可能具备清醒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大潮的喧嚣，集体意识形成的强力造势，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无视或遮蔽个体的心性独存。曹聚仁此时虽身处“五四”后的30年代，但历经世事沧桑，“‘五四’狂热日淡”，“厌世之念日深”。已是中年人的他，对“生命个体的偶在性”的存在意义，无疑有了较深的认识。此时的他，亦颇能体味先师当年的心境了。
“文化断裂时代”之“断裂”体现于社会生活与社会个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传统思维方式与现代思维方式。以上几个方面的断裂，无疑正是在既广且深的社会诸结构、社会诸系统、社会的文化精神领域、社会个体的思想意识形式中展开的。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审视、观照特定时代社会中的李叔同，全面、透彻地了解他的个体精神实质，其“历史心境”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其艰难的跋涉、寻觅等等，并作细致、客观的分析，实为不易。但我们在研究中的科学态度是应该有的：尊重“新文化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前后的史实，应该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现实有多向度的理解和较客观、较全面的分析。比如分析类似的具体人物，也应持历史的、客观的、公允的态度。例如：始终没有解决心灵皈依而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于北大校园内显得另类、怪异的辜鸿铭等。
李叔同在“最后的科场”应试中，虽说并未中举，但他仍可算是中国封建时代“科举体制之盘”中最后一批“丸”——“士人”。因为从他已具备的学识和传统人文教养构成而论，此时的李叔同已秉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人格。“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文化断裂所引起的震荡、阵痛，必然对体制内之士人产生冲击。余英时先生指出，“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事实上，“传统”一词本身便涵盖着连续不断的意思。其所谓“断裂”，相对于“士”的传统而言，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在它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
传统观念意识与新的思想意识，传统旧文化与现代新文化，传统礼教的束缚与个性的自由解放……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碰撞、激荡，已使“士人”感受到文化转型带来的深刻危机。随着科举制的瓦解，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士”的阶层所依赖的制度性生存条件开始丧失，更意味着这一阶层每一个体的人生命运将发生改变或逆转，将面临生存方式的调整或重新选择。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制度文化的重新整合，也必然产生新的文化矛盾和新的人文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