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出生在重庆，中学时代就喜欢看电影，他有感于当时国产片极少，遂发愤要为之贡献力量。1919年孙瑜考入清华大学文学系，1923年公费留美，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钻研文学戏剧、电影编剧和导演艺术，又在纽约摄影学院学习洗印和剪接，为日后从事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
1926年孙瑜学成归国，在上海编导了国产片《鱼义怪侠》、《风流剑客》、《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发挥出自己的才干。30年代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他受苏联电影的影响，创作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题材多紧扣现实。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他先后编导的《野玫瑰》、《共赴国难》、《火山情血》、《小玩意》、《大路》等影片，深受广大观众好评，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编导。
抗战爆发后，孙瑜转移到重庆，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委员。1941年，他拍成了《火的洗礼》一片，反映附逆分子的觉悟，歌颂大后方工人群众的爱国精神。他在谈到这部影片的主题时说，他要表现的是在时代洪流中，“一万个火把里没有燃烧的一个，被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另外的火把点燃了。”
空战片《长空万里》也是孙瑜的杰作，完成于1941年12月。在拍片过程中，由于日军步步紧逼，摄制人员历尽了艰辛。其中尤为不幸的是，孙瑜的女儿小三因避敌机轰炸疏散到缺医少药的乡下，因病夭亡。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小三之死》的散文，来“纪念一个失去了阳光的希望”。
日寇的暴行，更加激发了孙瑜的抗战决心。他向前来参加《长空万里》首映式的记者表示：“今后，我将埋头苦干，以工作来答复一切困难。”
1943年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科迁至重庆北温泉公园开课，设有电影教育组、电影戏剧组和播音教育组。次年秋天，教育部又下文将电专科单独改为电化教育专科学校，从此我国有了第一所培养电影人才的学校。
电专校成立之初，校方特意聘请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当学校派人找到孙瑜时，他一听是为了传艺传薪，二话没说就去了北温泉住校任课。他开设的导演艺术课，吸引了众多莘莘学子，极受欢迎。
那时陶行知己在距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创办了闻名遐迩的育才学校，时常来电专校走动，与教育界同仁叙话。有天他来电专校时，将一套《武训先生画传》送给孙瑜，表示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将武训的事迹搬上银幕，以推动民间办学。
对武训这样一位清末历史人物，孙瑜过去不甚了解，只知道小学国文课本里有赞扬其讨饭兴办“义学”的课文。现在既然陶行知亲自送书来，足见器重。于是他怀着极大兴趣，仔细阅读了《武训先生画传》，被这位前贤的独特事迹所感动。他特别推崇武训含辛茹苦，百折不回为穷孩子办学的奉献精神，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电影题材。
就在电专校简陋的校舍里，孙瑜抑止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他根据“行乞兴学”这一主线，草拟了一个简单的剧情梗概，夹在笔记本里随身携带，准备慢慢琢磨加工，使之逐渐形成一部影片的轮廓。
《武训先生画传》里的武训是历史的真实，这个目不识丁的贫农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受够了地主老财的蒙骗，因而痛下决心要让穷人的后代掌握文化。他讨饭、打工、唱小曲、变戏法，甚至趴在地下让公子哥儿骑着玩，以此来积赞血汗钱，这一切都是绝对可信的。孙瑜的问题，是要将历史的真实转变为艺术的真实，所以还必须开拓深化。
陶行知是坚决倡导武训精神的，从1943年（武训诞生105周年）起，他每年都举办纪念会，有进连开几天，邀请名人演讲并举办文艺晚会。1945年12月5日，陶行知在重庆主持“武训诞生107周年大会”，郭沫若等各界人士出席大会并发了言，《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并出了纪念专辑。
孙瑜于1945年赴美讲学，未能参加武训纪念会，但他念念不忘要拍这样一部电影。1947年他回国途中，开始加工分场剧本，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已在他的脑海里日趋成熟。
全部分场剧本完成于1948年初，孙瑜将片名定为《武训传》，他想争取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将剧本打印多份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是山东人，曾被老乡武训的事迹感动，孙瑜请他担任影片主角，他立刻接受了。此后的日子，国统区经济崩溃，中国电影制片厂陷于困境，将拍了三分之一的片子出卖给昆仑影业公司，正合孙瑜心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孙瑜修改了剧本，增添了周大搞反清武装斗争的场面，以适应政治的需要。1950年底《武训传》拍成，因各方面提意见，又经过多次修改，拖到1952年2月方在全国公映，可谓一部“难产”的影片，包含着孙瑜和许多电影工作者的心血。
《武训传》在北京公映初期，社会反映良好，特别是广大教师看过电影后，纷纷表示要热爱本职工作，关怀下一代，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不料刚过数月，《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武训传》，全国为之震动，那是后话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