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年间，丰子恺居住在重庆沙坪坝，先到国立艺专执教，后因人事纠葛辞职，以卖画为生，兼写散文。
早在“五四”时期，丰子恺就以文名和画名并重于文化界，被誉为一代新文人。他的散文清新隽永，自成一体，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所著《缘缘堂随笔》曾多次再版。同时，他对漫画艺术的造诣颇高，自20年代起就为上海多家杂志提供封面及插图，画面生动简约，尤以描绘儿童形象见长，深得读者喜爱。
迁到沙坪坝后，丰子恺自费建起平房数间，取名“沙坪小屋”，其所作画幅皆署名“缘缘堂”，待价而沽。有达官贵人上门求购，则索以高价；有文化界朋友慕名求画，则只取工本费，或有干脆无偿赠予。至于他珍藏的抗战前的沪版《子恺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漫画阿Q正传》等则秘不示人，只对极少数知音展示，看过便要仔细收藏起来的。
为了体现自己的风格，他亲给版式，设计出“缘缘堂”画笺，交给一位擅长细活的木工刻版，以便翻印。殊不知木工一见画笺的四条边线弯弯曲曲，竟用木尺校平，自以为办了件好事。
丰子恺收到版模就说：“这不是我设计的版式，我不要了，请你另刻个模子，我加倍付钱。”
木工大惑不解，急忙分辩说：“我见丰先生的样稿边线不直，这才用角尺重新画过，本是一片好心呀。”
丰子恺笑着说：“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不过你不该改动图样。你做木工靠直线卖钱，我却要靠这几笔弯线卖钱，改动后我的画就卖不掉了。”
木工恍然大悟，回去另刻了木模送来。
抗战方殷，物力很难。一日三餐，油盐酱醋，旷日持久，虽无壮烈可言，却也难尽个中滋味。丰子恺笔下的弯曲，实在也有避祸的思想。
某日有两位新贵来访，口中对丰子恺表示非常的仰慕，频频称赞他的画寓意深刻。当翻看到《夕阳无限好》时，那人突发奇想，说这幅画是暗喻国民政府的日子不长了。
丰子恺听了啼笑皆非，并深感不安，这种牵强的附会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玩笑，此人显然居心叵测。他乃正色答道：“先生过奖，我画的是风景，题词借用的也只是一句古诗，并没有什么刻意的影射。”
俟客人走后，他立即将这幅画束之高阁，以免惹事生非。他遵从“贫贱不能移”的古训，自有一身傲骨，本不是怯懦之人。但他知道除了维护“尊严”外还有一件事情，叫做“使命”，所以不愿戴这种高帽子，卷入不必要的风波。
丰子恺白天作画，写文章，晚上喜欢独酌几杯，聊以解乏。他是江浙人，不爱喝高度数的白酒、曲酒，惟嗜绍兴的黄酒如命。惜华东已失陷，黄酒不可得，弄得他度日如年，喉急时只能以五加皮酒充数。
有一天他上街闲逛，无意中见到一种“渝酒”出售，标明是低度数的仿绍兴黄酒。他似信非信，掏钱买下一瓶，当场品尝，觉得口感与绍兴所产相去不远，欣喜若狂。从此，他成了“渝酒”的老买主，每天晚上至少喝八两，盛夏挥汗如雨也从不间断，以全酒德。
岁月悠悠，有的同龄人被生活的利斧砍得斑斑驳驳，满脸皱纹，丰子恺却笑口常开，一杯在手，自得其乐。他的视野开阔，不囿于方寸的得失，生活的压力便无形减轻了许多。
手捧一杯“渝酒”，他眼见五个小儿女渐渐成长，升学毕业，任职攒钱，深感欣慰。手捧一杯“渝酒”，他耳闻德国投降、独夫自杀、轰炸东京、波茨坦宣言发出，坚信抗战必胜，返乡有望。他的酒量越来越大，从八两增至一斤，越喝越香。
他是个生性淡泊的人，不善交际，仅与开明书店关系密切，因该书店办有《开明少年》杂志，每期都要采用他的画稿。书店来的是叶圣陶，还有夏宗禹等人，都是文化界同仁，惺惺惜惺惺。但凡老友来，他必出“渝酒”待客，赞不绝口。
叶圣陶等人均辞以不善饮，丰子恺亦不以为意，自捧大杯向客，谈笑自若。客人下次复来，他又忘了人家不喝酒，照样又夸赞“渝酒”一番，总想劝客人多少喝一点。
抗战胜利之日，丰子恺激动万分，连日伏案创作，绘出了多幅传世之作。《八月十五日夜》，反映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陪都万人空巷，齐上大街游行狂欢的场景。《炮弹作花瓶，永世乐太平》，表达了久经战乱的中国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之情。
丰子恺在重庆的生活颇为清苦，蜀道也不平坦，但他安然处之，苦撑到1946年初才离开沙坪坝回华东。不久内战又起，民不聊生。于是，他在一篇散文中感叹道：“沙坪小屋中晚酌的那种兴味，现在是不可得了。唉！我很想回重庆去，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