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到天津，抽空到南开中学去了一次。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先后到这里访问过两次，第一次大约在一九五○年，记得还遇到一位当年的老师，白发盈颠了，握手之余不禁感慨系之。这一次可是什么老人也没有遇到，旧有的建筑物有的还在，更多的则是几十年来新建的。古诗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正是一点都不错。不过“故物”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留下，于是我就尽量找寻尚存的旧迹，借以回溯六十年前的游踪。
范孙楼和中楼是在的，虽然历经了日军的炮火和大地震，一些都没有损坏，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走进去转了一转，没有引起什么回忆，范孙楼是科学试验楼，大概是曾经在这里做过化学实验的吧。走出楼来，向左一看，一排小小的两间红房子仍然还在，一点儿都没有变样，只不过不知道现在是做什么用的了，当年这里是银行的代办处。每月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交纳了伙食费以后，余款就都存在这里。
转过范孙楼一直走下去，过去的图书馆和我曾住过的宿舍都不见了。大概已经拆去。这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好的，藏书不少，差不多的新文学出版物这里都是齐备的。每本书都用紫红色的硬纸板装了护封。鲁迅、周作人的早期著作我都是在这里看到的。记得有关南开中学禁止的“淫书”（《情书一束》等五种）就是从这里看来的。当时管理图书馆的老师竟没有发现并加以销毁，而任其流传，实在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
图书馆前面，是一个排球场。每天下课之后，就有些高年级的同学在这里比赛排球，我喜欢站在一边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南开的特色，注重体育和课外活动。学生也没有被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课余生活还是悠闲自由的。
我自己是喜欢足球的。有一个时期还组织了一个球队。在学校对门的春合商店里定做了球衣，定期到南楼边上的足球场上去练习。有时候一个人也去练，即使是极冷的冬天，也穿了短裤，面对围墙踢上小半日。球技并没有练好，身体却逐渐强健起来。
再往前走，就是那个小花园。右侧一排平房，也依旧是当年的旧模样。花园里种着四时花木，有专人管理，是课余读书的好去处。这里的菊花是有名的。九秋时节，就从花房里搬来许多名种，安置在园里。那座玻璃花房就在后面，秋天，里面摆满了菊花，分别安置在一层层的木格子上。据花匠说，张伯苓校长喜欢菊花，特别欣赏一种梨香菊。这花并不怎么好看，只是有一种淡淡的梨香，倒是真的。
花园右侧的一排平房，大约有九间，是教员宿舍。但这里住着的都是年资高的老师，刚从大学毕业的老师是没有份儿的。从初一到初三一直担任我的国文教师的是任镜涵，一位老先生，可能在清朝还有过什么功名，这一节我不清楚。学期开始，我们就都捧了一叠粉红纸面簇新的作文簿去请他题签，他就一一给我们题，还签了名并盖章，实在颇为风雅。但从他那里实在并没有学到什么，那讲义也一点都记不得了。到了高中，国文教员换了孟志孙，就大大不同了。教材首先就两样，《诗经》《楚辞》……次第讲授，当然是选本，并非全文。指定的参考书也别致，讲《楚辞》其实只讲了《九歌》，就指定要参考戴震的《屈原赋注》。他又不说明这已有了商务印书馆新印的小册子，于是我们就到处找这《屈原赋注》，总是找不到。不必说新书店，就是旧书铺里也没有。直等到同学周杲良从书包里取出了两本木刻精印本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他父亲周叔弢先生的家刻本。这书几十年来我一直注意搜寻，终得不到。还是前两年从叔弢先生那里讨得了一部。是这书，使我对木版书产生了兴趣，从此买起旧书来，虽然它只不过是五六十年前刻的，说不上古。
志孙先生好像又颇注意于“五四”以来兴起的“国学”风，由于他的影响，有一个时期我也曾想做一个国学家，同时对胡适们所搞的一套产生了兴趣。胡适作的《红楼梦考证》和主编的《独立评论》都是我的课余读物。上海的刊物中出现了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站在这对立面的是鲁迅的杂文。那时候年轻，还不能了解这是三十年代文坛和政治舞台上两种势力分明、激烈的争斗，但想做国学家的愿望却终于消失了。志孙先生是本地人，说得一口天津话，他用慷慨激越的声腔大声朗诵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神态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写一笔郑板桥体的“六分半书”，无论在黑板上和作文卷上都是如此。在考卷上他从来不批分数，只简单地写一个什么字，这是出于一句五言古诗中的字。要等同学考卷一起发下，才能弄清自己得的是诗句中的第几个字，知道这是甲乙还是丙丁。
在南楼的一侧，也有一排小房子，好像也被称为“九间房”，这是另外一处教员宿舍，“七七”之后，日本飞机的炸弹首先就落在这里。这是我早已知道的，因此也就不去访问那遗址。一直教我们英文的李尧林先生就住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晚上，叫我到他那里谈天的事。小小的房间，生着一个火炉，炉子上煮着鸭梨，他就用这来招待客人。在所有的老师中间，他是与同学关系最亲密的一位。他和我们一起在大食堂里包饭，同桌进食；他喜欢打网球，也喜欢看电影。他和我们随便谈天，他告诉我，在宿舍里我的床头小书架上排满了的新文学书，曾引起过舍监的注意，在我们上课时去检查过几次，虽然不曾找到什么“反动”的把柄，到底被当作思想不稳而提到教务会议上去了。他当场提出了抗议，痛斥了这种暗害的不光彩行径，在说着这些时依旧掩饰不住他的愤慨。他喜欢音乐，搜集了不少唱片，就放乐曲给我听。他在课堂上用英文讲课，教我们唱英文歌，有时还把课堂移到室外，带我们到近处去散步，一面走一面讲课。这些对同学们说来都是极为新鲜的，他不是严师，是可亲近的大朋友。
我也喜爱文学。在他的书橱里满满放着新文学出版物，在玻璃橱门上贴着一张“此橱书籍概不出借”的字条，他注意到我看着这字条出神，就笑着说：“要看什么，可以借去。”从书橱中我抽出了两本《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这是我第一次与俞平伯的作品相见，朱自清的《背影》和叶圣陶的《稻草人》早在小学时已读过了。
在“九间房”里还住着两位先生。何其芳和毕焕午，不过他们不曾教过我，因此并不相识。其芳先生后来在一篇散文里曾对南开表示过非凡的厌恶，称之为“一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们每天晚饭后经常去散步的墙子河，在他的笔下也成为一条臭水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方式是很不满意的。这使我想起每周在新建的瑞廷礼堂里听校长张伯苓的“训话”的情景。这些“训话”大约就是引起其芳先生他们极大反感的。校长以外，有时候张蓬春先生也偶尔来演讲，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很善于说话的，比他的老兄高明得多。张九（蓬春）是南开话剧运动的创始人，又在梅兰芳赴美演出时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他又是梅兰芳的好朋友。于是有一次梅来天津演出时，就请他到学校来参观了，也许是想请他演出为学校募捐的义务戏，这一节我说不清楚。
这座瑞廷礼堂现在还在，也还是大礼堂，不过看起来有些过小也破旧了。我没有走进去看。不过三十年代初建成时却是了不起的堂皇的新建筑。梅兰芳到学校来时，训导老师早就做好了准备，严禁学生围观。那时我很想请梅签名，但没有法子想。灵机一动，想来他一定会参观礼堂的吧，于是就事先挨近后台等候，果然校长们簇拥着梅走进了空落落的礼堂，这时我就突然从后台走出，出现在他们面前，校长们受到这突然的袭击也束手无策，我并没有受到叱责，从容地将一张纸片递过去了。梅兰芳接过后踟蹰了一下，轻声说：“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然后就用笔写下去了，字写得很纯熟而老到，和他说话的语音完全不同。
这时，我注意到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
刚进学校的时候，是没有资格住校内宿舍的。我们这些一年级新生就被安排在学校附近的一处民居里。学校也派了监学，管理夜自修。就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并明白了国难的意义。学校附近的六里台、海光寺都驻有日本兵，时常打靶，枪炮声不绝于耳，这倒也习惯了。接着又来了“津变”，日本人收买了一些青皮混混，排队请愿，说是要求“自治”。这一回闹了足足三天，不能上课，也不能出门。有谁形容当时的形势时说，整个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说得实在是透彻极了。
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九三五年冬的学生运动。当时“何梅协定”已经签订，冀东的伪自治政府已经出现，“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已成立。北平学生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也加以响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是要经过东南城角的，再过去就是日租界，这时路口已经布满了路障，沙包铁丝网后面是严阵以待的日本兵。队伍经过时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同学们横眉冷对着虎视眈眈的敌人大踏步地向北走去。在行近金刚桥时，又遇到了一大批警察，阻挡队伍不许向省府前进。对峙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声响起来了，同学们手挽着手组成了一道人墙，准备迎接皮带、水龙的袭击。这时河北区各校同学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会师以后队伍折回大胡同，在官银号前举行了群众大会。
就在当天晚上，高中部同学执行全校同学决议，赴南京请愿。我当时是初中三年级生，也参加了请愿的队伍。大家来到天津西站，要求乘津浦特快到南京去。要求被站长拒绝了，这是在意料之中的。没有法子，决定步行南下。今天想来，这决定是幼稚的，极少可能成功的。但在当时却以为是可行的，天公地道的。冬夜寒冷，何况又吹着刺骨的北风，队伍就这样沿着铁路行进。肚子有点饿了，不妨事，带有从食堂里取来的小馒头。去吃时，不但毫无热气，表面还起了一层冰凌。不过味道是好的，并不亚于在火炉边烘过的那一种。就这样，在天色微明时走到了杨柳青。一个以出产木版水印年画著称的地方。
当我们在一所小学里休息的时候，学校派了几部卡车追踪而至了。同来的是以喻传鉴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平时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还是不坏的，所以被选派了来做“说客”，苦口婆心、声泪俱下地要我们回去。看到乘车的希望是没有了，步行请愿的准备又不足，只能先回学校去再说。使我们改变计划的是冷酷的现实而不是老师的说辞。这时我们就叫喻传鉴为“臭鱼”，算是对他劝阻我们南下的评价。
返校以后，校方立即使出了惯用的法宝——提前放假。
在南开学习的短短五年中间，提前放假的事就不止一两次。整个的学习环境都摆脱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仿佛头顶一直笼罩着大片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雨降下。
在侵略军的行进声中，听李尧林先生讲授都德的《最后一课》，那印象是不能磨灭的，其实也用不着多余的讲解。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
黄裳，原名容鼎昌，一九一九年生于山东益都，后定居上海。曾出任随军翻译、报社记者、文艺编辑、剧本编剧等职。擅长于游记写作、戏剧评论、杂文随笔；更有翻译作品数种为读者所喜爱，至今已出版各类著作七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