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庙——我的初中生活的第一驿站
中国的风景大致都一样：河边有山，山上有庙，庙里住着老和尚。一到这种风景地，就让我想起我住过的一座老庙。这座老庙所在的地名，现在有许多人都知道——西昌。我在那老庙住的时候，西昌还是个无名的边地小城，城边有个美丽的高原湖，名叫邛海。邛海的西南侧，是一座风景山，叫泸山。泸山风水好，从山底到山顶有一脉，树木特别繁密，远处望去，高大的树冠起伏如浪。在这树浪中，错落有致地有大大小小十来座寺庙，从山脚到山顶，隐约可见，让人想起仙山琼阁这个词。
我进庙不是出家。“大跃进”后，破除迷信，把大庙里的老和尚们遣散了，剩下个大庙，挂上一个牌子：西昌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我和两百个初一新生，接了老和尚们的位子。“大跃进”年代一切都那么敢想敢干，除了老和尚念的那本经与我们念的不一样外，庙里其他的变化不大，所以在我前半生里，有了住庙的经历。学的那些课本大都诚心诚意地忘了，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年多的庙里生活：简槽、菩萨、臭虫、花豹、老僧……
大庙生活最先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引水的简槽。我从成都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又从家里进了大庙。说是“大跃进”，我个人的生活却一下子退了八百年，也就生平头一回知道简槽这种东西。山泉在高山顶上，多年以来，人们把碗口粗的棕树一剖为二，然后掏去树心，形成一个长槽，槽与槽相接，水就越沟过坎，跳崖穿涧，流进大庙的灶房。简槽是一槽搭在另一槽上的，如果其中一根被风吹落，被动物撞掉，大庙立刻就会断水。到庙里后我最早的任务就是去查简槽。全校师生饮水就靠简槽引来的那股潺潺细流，一天断流好几回，不去查水是不行的。上山查槽，在槽的两边，因为常有水流滴注，所以树草丰茂，苔厚路幽。那些简槽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物件，长满木菌和青苔，像百年老人的手。这使我感到一种恐惧，想起这原是一座老庙。
老庙里的和尚被遣散了，那些泥胎的菩萨还继续留任。没有了香火，就没了神采。没有人来诵经敲磬，就没有了威严。文菩萨和武菩萨都一个个呆坐着，在我们的身边，当留级生。听不进三角代数、政治经济，现在想起来，觉得真像是有些从第一线“退休”下来的人的神色。在位和不在位的不一样，在位有香火的和没香火的也大不一样。我觉得在大庙里上的那些课算没白上，就因为好好看了那些坐在身边的菩萨面孔，想到了另一种菩萨心肠。
老庙在大山上，于是常和野物相遇。那时国家极其困难，每月定量配给二十一斤粮、三两油、半斤肉，市场上买不到任何东西。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只好上山挖山药充饥。那地方山药叫黏口苕，长在山间石缝里。我们下课就带上小锄去挖。这小锄，把儿只有手臂长，锄口只有一寸宽，是山里人挖药用的，在石缝里掏山药比较顺手。挖山药有时会遇到野物，猫头鹰、狼、麂子。开始怕，但饿起来，也就不觉得猫头鹰的叫声和狼的眼神哪点恐怖了。有一天半夜里，一对金钱豹（当地人称“花豹”）闯到大庙外，在通往厕所的后门叫了一夜。全校的人都被那叫声惊醒了。当时我和三个同学，就住在后门旁的一间小屋里，我们竟没有一个人醒来。第二天早上，听见大家对那种声音的描绘，看见住房外十分清晰而硕大的爪子印，我们再也不敢上山挖山药了。
在老庙虽没有被花豹吃了，却被臭虫们饱餐了许多次，应该说，从生下来到现在为止，老庙的臭虫我认为是最狡猾、最疯狂和最可怕的了。刚进庙，不知庙里有臭虫，在和尚们原先住的楼上，把地板扫干净，打个地铺就睡。半夜浑身火烧一样地痛。点上煤油灯，身上已被咬肿了，掀开枕头，还没有来得及撤退的臭虫就有十多个，用油灯照一下墙板，新开来的臭虫大军排成队地前进着，用油灯一燎，烧得拍拍响……第二天我发高烧，打针吃药一个星期才缓了过来，之后，就逃到后门旁的那间小屋，就在闹豹子后，我也没敢撤回老和尚们住过的楼上去。
这就是老庙留给我的印象：比和尚厉害的是赶不走的菩萨，比庙里菩萨厉害的是庙外的花豹，比花豹厉害的是咬人的臭虫，比臭虫厉害的是不怕咬的老和尚……
大桥——高中生活的最后一课
这是一个区和一个公社的名字，在滇川两省接壤处，金沙江北岸。如果要回忆一下过去的岁月，我是不能省略掉这个点的，虽然它只是短短四个月的一个点。一个点，在我的生活中，不可能有更多的东西留下，连可供回忆的事情也不会很多，在人事档案中甚至连一行字也没有。关于大桥最清晰的表达是：四十年前，我在大凉山的唯一的重点学校西昌高中毕业前夕，在这里的生产队当过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的工作队员。当然，这一句交代，对于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不会产生“情感背景”来引导他们进入阅读，但在四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不会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诉说这一段历史，我只想告诉你，这四个月的影响，在我此后的人生，打上了一种说不清的底色。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我所在的大桥区，就是艾芜先生《南行记》中的一段。我到大桥去，是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但就是这种运动，这里也特别作了交代，“过去当过土匪”这类情形不当作问题清查。看过《南行记》的小说和电影了吧？好了，你可以进入阅读了。
这个底色是从火塘冒起的青烟，早上的阳光穿过烟雾，让它生动起来。烟雾有一层七彩虹霓，使它呛人的气味柔和许多。这是我房东家，一间干打垒的房子，房子中间是一个火塘，从房梁吊下一根用牛皮编成的绳子，悬在火塘上，火塘里还有一只铁支架，可以放上锅，此时锅里正煮着早饭，弥漫着一屋的洋芋味。我这样细致地说这火塘，不为别的，这就是我房东的全部家产，如果要全面一些，还要加上火塘边上的竹笆，竹笆上一块羊毛毡和一床曾经是被子的东西。我是外人，我不能和这家人一起睡在火塘边，于是我就在木板搭成的半边阁楼上住。我在这户人家只住了半个月，再住下去，我就会变成熏肉了。我已忘了主人的姓名，但那早晨燎醒我的炊烟，却越来越生动了……
这个底色是一盏马灯发出的光，那马灯是我最有用的朋友，在大桥四个月里，我拥有的就是一个背包和一个马灯。这是工作队的装束，只要见到一个背包上挂着一盏马灯的人，老乡们就知道那是“工作同志”。（就如改革开放之初手上提个“大哥大”的，人们就知道这是位响应号召的先富同志。）马灯的灯光让我感到温暖和亲近。在这个没有电灯的大山深处，夜的确太长了。至今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有恋灯情结，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说吃的苦不少了，也不太怕吃苦，最怕的是在一个没有灯的环境生活。马灯最好，走到哪儿，哪儿就亮。山上只有小路和田坎路，没有马灯不行。手电筒费电池，也娇气，一进水就坏。我在大桥时正值雨季，每天记不得要摔多少跤，当我每次掉进泥水里的时候，马灯以它全部的光，鼓励我爬起来。记忆中，好像老乡们也喜欢这种灯光，山里来了“工作同志”，生产队就要开会。会议主题总很严肃，不是“以粮为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但开会前半个多小时是快乐的，山里缺少交际的年轻人，在会场能开心一阵子，唱革命歌，打情骂俏，与相好聚一聚，这众多的内容让我感到这里同样渴望生活……
这个底色是秋雨滴进心里的苍凉，远离城市远离亲人，距离把一切变成可以承受的情绪。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秋季，我的双亲都受到了批判斗争。我远离他们，那种急风暴雨，到这儿就成了萧瑟秋雨。同样地，那场运动到了这远山边地，也就成了一个中学生领导的“学习”。秋雨中，许多叶子都落了，让心流泪。我不愿我的父母在这场风雨中离去。每天，我都翻看从公社送来的一个星期前的报纸，然后剪下上面的文章，装进信封里，准备当作信给他们寄去。我很怯懦，我不知人们把父母怎么样了，但又希望父母知道我在想他们。就这样，每天一个信封装一篇剪下的文章，没写一个字，但他们会知道我在说：我想你们，我一切都好……
那些信一个星期去区上寄一次，邮局在河对面，要蹚水过河。我腿上长了个疮，因为总下河蹚水，一直溃烂不愈，至今留有瘢痕。这个瘢痕常让我想，这个地名真怪，大桥，怎么就没个过河的桥呢？
叶延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哈尔滨。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学校期间发表的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年度诗歌奖，诗作《早晨与黄昏》获北京文学奖，读大学期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到四川成都，在《星星》诗刊社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一九九三年评为正编审并首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九九四年由国家人事部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文学艺术系主任。一九九五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