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二日，我应邀参加了陈夏红与李海艳的婚礼。陈夏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李海艳从政法大学毕业，现在是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青年编辑。他们的婚礼在政法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酒席有几十席，出席者全是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而没有看见父母亲戚。也许，亲属的聚会另有安排吧。主婚人是江平教授，向来宾回赠的礼物，是陈夏红刚刚出版的著作《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婚礼与江平相关的因素如此之多，正是让我感到别致的地方。
陈夏红与江平因书结缘，这不是第一次。前年他们合作的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就曾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两本书的不同在于，《沉浮与枯荣》主要是江平说自己，《出没风波里》主要是众人说江平。
我一直对中国的大学校长问题感兴趣。老友智效民几年前写过一本《八位大学校长》，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起过一点推手作用。二〇一二年此书又以《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之名再版，仍受读者欢迎。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弊端丛生，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胡适、张伯苓、胡适、傅斯年这些民国大学校长的身影，重新进入公共视野。我曾向智效民建议，不妨拓宽关注的视野，横向可以关注到司徒雷登等教会大学的校长，纵向可以从五十年代的吴玉章、马寅初、郭影秋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的刘道玉、罗征启、朱九思、江平，从中钩沉有活力的精神资源，为中国大学的复兴，继续寻找有益的启示。这本书，恰好与这种想法不谋而合。
在上述大学校长中，江平担任大学校长的时间是最短的。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上任，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免职，他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仅一年零七个月。然而，学生却称他为永远的校长。不但后来的校长未能超越他的声望，他作为法学教育家，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天南地北，甚至越出了国界。其中的奥秘，可以从这本书找到答案。
江平自己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可能让大学校长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课程的安排都是由官方来决定的，甚至连教学的内容都是由官方来决定，哪些课的比重是多少、哪些课程该设置，大学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在这种环境里，校长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能和民国时代相比。江平在出任校长以前，担任了六年副院长、副校长。分管过教学、科研、学生管理、图书资料等工作，参与处理过学生罢餐等校内风波，当时，他只能算是一个开明、敬业、廉洁、有爱心的高校领导干部。出任校长以后，因为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学校事务反而管得更少。他之所以威望大增，是因为在关键时候，表现了砥柱中流的人格力量。当然，他的幸运还在于，免去校长之职，并未退休，作为终身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法学博士，同时为中国的法治进程继续奔走呐喊。所以，他不当校长，仍然是校园的灵魂。
江平爱护学生，不仅是用语言教育学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任何时候不失赤子之心，更是用实际行动，帮助青年排忧解难，开辟人生航道。这方面，书中有很多生动的回忆。
如贺卫方回忆：“在高校涌动下海潮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到公司之后，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人算不如天算’，我被公司解雇，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又如浦志强回忆：“一九九一年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时我每次去江先生家里，去了就问：吃饭还有钱吗？我说没了。他就一瘸一拐地进里屋，拿了一百块钱，还是两张五十的绿票子，说你先拿去吃饭。我一点也没有客气，拿了就走。”江平还托沈国锋，再辗转找人，介绍浦志强去大钟寺农贸市场做临时工，月工资一百五十元。
如今，贺卫方作为法学教授，浦志强作为律师，可谓名闻遐迩。当年的故事有如天方夜谭，但实实在在是雪中送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