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钢琴家傅聪回国演奏，《人民日报》发了广告后，突然停止，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他的采访也突然取消。原来是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对报纸广告词称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和傅聪是相识不久的朋友，他听到这个情况，连夜起草了一封给胡耀邦的信，说：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同时，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受到重点批判。一九五七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兴奋莫名，夜不成眠。他觉得，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是无话不可以讲的，是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傅聪出走后，一九六五年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
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九七九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
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把信写好，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沨。赵沨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吧。李春光说：不必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如果你的批评是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当天中午，李春光骑自行车来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一位秘书，并说：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下午两点，胡耀邦就读到了。他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并写了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
两三天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的内容告诉李春光，并说，决定派吴祖强立即去上海看望傅聪。后来，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送给父亲的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海关不准。周巍峙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之放行。
李春光虽然只是一个青年教师，但影响很大。一九七五年夏天，他曾就电影《创业》问题贴过一张批判于会咏的大字报，引起过毛泽东、邓小平的关注。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为朝野刮目相看，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率先提出恢复《国歌》田汉原词的意见。他还说，《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的背景是“反右派”，其特定的历史印记是改不掉的，艺术上也不高明，词、曲都显得空洞、粗糙。电视台天天播放，源自耀邦提倡。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以期有所改变。当时担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十几年前拜访过李春光先生。他现在应当有七十多岁了。不论李春光的仗义执言，还是胡耀邦的虚怀若谷，都是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稀缺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