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到《收获》杂志社程永新、叶开二位批评《文学报》。程文认为，《文学报》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叶文认为“这些文章大多为批评而批评，语言风格都是斧砍式，不按文理出牌。这些作者看起来要把批评对象当成‘地富反坏右’，批倒批臭踏上一脚。现在自然是做不到‘踏上一脚’了。”
我近年看当代作家小说不多，文学批评，也只是见到早年熟朋友的文章才读。程、叶二位文章所指，主要是近年写文章批评当代作家的李建军，而他的文章，我倒是每见必读。李建军文章的观点，我不是都赞成，但说他的文章有“‘文革’式的刻薄语言”，这个判断，我断难认同。
文学批评现状，当今是表扬多而批评少。李建军文章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极少的、有勇气的文学批评，恰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作家，绝对不会因为李建军的批评就丧失了他们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诺贝尔文学奖，该给谁还会给谁，并没有因为李建军的文章而放弃了莫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不同的行当，文学批评有它的尊严和独立性。当代作家应当努力从李建军等人的文学批评中感受真正文学批评的力量，哪怕它是偏激的。我们宁要过分刺耳的批评，也不要一团和气的廉价表扬。
这些年来，有些人只要一看到尖锐的文字，常常会联想“文革”式文风，但下此判断须极为谨慎。
何谓“文革”文风？要害不在文字如何尖刻，关键在文章本身有无政治背景。有，文字再和缓，也是“文革”文风；无，文字再刻薄，也不能视为“文革”文风。今天判断文风，于此不可不察。
“文革”文风，今天可以视为一个专用名词。它包括抽象和具体两类。具体即指发生在“文革”期间有政治背景的文章，它一般具有四个特点：一、多发在主流报刊；二、文章作者都是奉命而作；三、文章背后均有明显主流政治意图；四、不允许讨论。比如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评陶铸的两本书》，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及出于“写作组”之手的多数文章。抽象意谓“文革”文风并非只产生在“文革”时期，但通常具备上述四个特点。比如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时，李、蓝第一篇文章，虽然文风有问题，但因为是自发的，没有政治背景，此类文章即不能认为是“文革”文风，但此文以后，凡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奉命文章，文字再平缓，也可视为“文革”文风。如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时主流报纸的按语，即典型的“文革”文风。一九八一年，二唐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文字本身已相当和缓，但因为具备前述四个特征（奉命、刊于主流报刊、有政治背景和不许争论），所以也属“文革”文风。
文人作文，因学养、个性和风格不同，文风自然也就不同，我们提倡宽容、宽厚的文风，但文人各自性情不同，批评文章尖酸刻薄，也时常难免，不然何以称得上个性和风格呢？要说文风的犀利，何人超过鲁迅？要讲言语的刻薄，何人不甘拜下风？但鲁迅的文章是个人的，是独立的，所以再尖刻，我们也不以为是“文革”文风。
《文学报》为上海一张普通报纸，李建军不过一介书生，“文革”文风这顶帽子，实在太大了。
历史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