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我脑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个问题；我研究学术的志向，也由此而确定。
先说一段轶闻。
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但未必知道这名的来历。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一九三〇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该校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司徒雷登，即《毛选》第四卷中提到的那一位。有一天，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新来的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有什么印象，钱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燕大是中国化的教会大学，但是来了之后却发现并非如此。比如一进校门，就有一座‘M’楼，一座‘S’楼。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所谓中国化，应该从名称开始。”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十分尴尬。事后，从善如流的司徒雷登专门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与此同时，由于大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便只好用“未名”二字为校园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现在的北大原本是燕京大学旧址，可见北大的未名湖与钱穆有关。
事情过后，有人开玩笑地对钱穆说，你因为提了个建议，便用你的名字为一座大楼命名，还与胡适齐名，真是莫大的荣幸。钱是一八九五年生人。论学历，他只不过是中学毕业，在那人才济济的二三十年代，他为什么能够受聘于名牌大学，并获得如此殊荣呢？我以为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与他的早期教育有关。《师友杂忆》一开始就说：“余七八岁入私塾，十岁进新式小学，为无锡荡口镇之果育学校。”钱先生进入小学大约是在废除科举制度前后。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读书人大多是孔乙己式的人物，没想到他的几位老师竟会那么出色。
比如体育老师钱伯圭，他知道钱穆很小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便对钱穆说：此书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相比之下，英法等国早已跳出一治一乱的轮回，走上民主治国之路了。在科学时代，《三国演义》是不入流的，许多人认为读这种书是不务正业。所以钱老师的话对于十来岁的钱穆来说既是一种鼓励，又是一种提醒。钱穆说：“从此以后，我脑中所疑，心中所想，都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个问题；我研究学术的志向，也由此而确定。”
如果说钱伯圭先生曾帮助钱穆树立了人生理想的话，那么华倩朔先生则是教会他如何做人。华先生本来是音乐教师，后来又教了国文。钱穆因为作文做得好，华先生便送书给他，以示鼓励。有一次，华又送给他一本书，其中介绍了数十位刻苦自学的欧美学者。这本书告诉钱穆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他说：“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之影响为大。”事实上，钱穆的学术成就，完全是他刻苦自学的结果。
此外，顾子重先生教他读书，华紫翔先生教他治学……都对他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所以我想，倘若如今的小学教师也都能像果育学校的老师们似的，有思想、有学问、有人品、有远见，那该多好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