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震，唐末登第，归蜀，过江陵，高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不受辟署，终身止称前进士。《大定录》云：震，开平元年侍郎于竞下及第。李肇《国史补》得第，谓之前进士。《摭言》又注韩中丞仪诗：“今日便称前进士，如留春色与明年。”按：此唐以来初擢第者通称前进士，《韩文公墓碑》云：“孤，前进士昶。”盖文公长庆四年卒，昶方於是年李宗闵下擢进士第。后唐李龙少以文章知名，既贵，刻牙板金字曰“前乡贡进士”，虽表其荣名，亦唐制之馀也。
梁太祖问吴越进奏吏曰：“钱公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喜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带一匣、打毬御马十匹赐之。
范文正公帅延安，夏人相戒：“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谓雍也。东坡以月石研屏献子功中书、涵星研献纯父侍讲，有诗云：“故将屏砚送两范，要使珠璧栖窗棂。大范忽长谣，语出月胁令人惊。小范当继之，说破星心如鸡鸣。”子功讳百禄，纯父诸父行，乃有两大小范也。子由《赋毛国镇生日诗》云：“生日原同小赵公。”自注：“世谓叔平，大赵参政。阅道，小赵参政。”大小之称，一时假为差别，若华阳之范出於一门，犹汉上郡歌“大、小冯君”与元宪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温公为张文潜言：“学者读书，少能自第一卷读至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多不能终篇。光性最专，犹常患如此。从来惟见何涉学士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有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此学者所难也。”张昙叟《答孙子发书》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惟王胜之曾阅之终篇，自馀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已欠伸思睡矣。”温公所言，学者之通患，盍以何学士、王胜之之事为读书法？
古人遇事，各从其分而应之，则无失中之患。司马公辞宥密之命，与吕正献公同居洛，正献起知河阳，乞在京宫祠，裕陵大喜，遂召还。或疑二公出处优劣，程先生云：“吕公，世臣也，不得不归见上。司马公，诤臣也，不得不退处。”文潞公拜平章，伊川为崇政殿说书，先生以师道自居，每讲色甚庄，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或议先生之倨，视潞公之恭为未尽，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留丞相绍熙之末，自相位逃，赵忠定力赞内禅，或以二公处变不同，问於范仲黼郎中，范曰：“赵丞相，同姓之卿也，留丞相，异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赵文昭语真文忠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曰：“公宗臣，当思所以谋。德秀，得朝廷一议论文臣尔，是数者剂量所处，岂无醇疵？未可以轻议。”抑知人之识，其分为不易耳。
温公嵩山题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闲。措足於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又书曰：“光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即题嵩山语，而愈诚悫。盖公一举动，无时不存此意，康节称君实脚踏实地人，公自以为知言，信哉！
康节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张宣公称下句极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以贵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文公称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迷以及人，使亦如我之昏。若横渠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语便不同。予以是叹修辞之难，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过，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语本刘高尚云记宣公之论者，以为康节《语录》传讹，此其微尔。
司马光为《耆英会序》云：“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图传於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再矣，图形普明僧舍，乐天之故第也。”《笔谈》亦谓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罢相后，以司空致仕，年七十七，思乐天洛中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欲继其事为晏集，故相宋惠安公、吴僧赞宁预焉，会蜀寇起而罢，其事当在京师。至和间，杜正献公亦已致仕，与凡老年得谢者为五老会，其事又在南都。谓再会洛，未能详后是，如米元章《九隽老会序》云：“中散大夫河间公靖镇吴，俗乃辟群斋，会九隽老。”则其事在吴，名氏且未悉著。独潞公以元丰五年尹洛，为耆年会，凡十三人，可以践唐贤遗躅而过之矣。又元丰初，赵清献守杭，赵康靖自南都来，年八十一，共游湖山，为二老图，清献时七十一，程给事师孟守越，又减清献一岁，尝同唱和，清献谢事过之，因增程公为三老图。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来，有若史忠定六老图，周益公二老堂会，清时胜事，各擅一门，岂惟家庭之庆？又有刘汭者，写益公与兄乘成居士必正、杨文节为三老图，平园、诚斋集有诗，亦庐陵佳话也。
王沂公以简纸数轴送人，皆他人书简后截下纸。晏元献公凡书简首尾空纸，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备用。王文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尝戒其子弟。诸公皆身处贵盛，俭德若此，世俗费纸者，何人语以古事、未必不毁薄。梁东莞臧逢世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末，写《汉书》，见《颜氏家训》。
《复斋漫录》云：“山谷谪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按《益都耆旧传》：‘广陵有老翁，钓於涪水，自号涪翁。’然则涪翁之称，古有之矣。”《苕溪渔隐》曰：“《后汉 逸民传》：‘初，有父老，不知何在，常渔钓於涪水，人因号涪翁。’复斋不取於此，乃取《益都耆旧传》后汉《郭玉传》语，谓涪翁之称，古有之矣，不始於鲁直也。”《芥隐笔记》引援亦同。余记《唐书 陆龟蒙传》：“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汉上者。”独不用前二书为证，当别有考也。
陈福公在相位，欲营居第，视其图以为高，悉裁损之，制度甚庳，董后者云：“宰相门不高大，无以容车马。”公曰：“吾今日有阍者，一两世后，吾门扉要使小姨辈可开阖尔。”当与李文靖厅事仅容旋马，俱为美谈，乃所以遗子孙也。水心集《刘建翁墓志铭》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间过之，及门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在，而四方之过莆者，无不造於庭，盖今之轿大於旧矣，乃世变也。’予亦笑曰：‘轿虽大，不数寸，公门扉无乃太狭乎？而不知变也。’”福公与刘皆莆人，土风殆近古，二父者，宾之夙、复之朔，建翁名起晦，复之子，潜夫尚书诸祖父。叶公之对，虽似谑，实贤其不变於俗也。或曰：乾淳诸老，典型自别，不独莆土风近古也，况福公贤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又言：“昨蒙圣论，欲升光、轼配享於堂，辄疑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蹔迁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按《道命录》、杂记等书：赵侍郎粹中乞去王一雱，择本朝名儒列於从祀，上论以范、司马二文正、欧、苏二文忠、李公以为可，赵卫公主之，且谓范公自以功业名，欧公当时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马、苏而升於堂上，龚、李二参皆不以为可。盖跻祀堂上，附舒王，近此固无怪，本以矫学术之弊，此扬彼抑，不拟承其太过者。尊尚之至，则可见矣。读《巽岩集》中疏，虽或推扬上意，其秉礼守正，善於立论也，时则周、程未暇议。端平间，李公之子季允枢密在从班奏：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者十人：胡翼之、孙明复与邵、周、张、二程氏，而司马、欧、苏预焉，请下经筵秘书省国子监议，未详覆孰可否。迨淳囗，而周、张、程从祀，又咸淳，而司马、邵氏始亦从祀。若范、欧、苏文章、名节、世论、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无由也。即李公所称，已於范、欧、苏有所区别矣，亦各从其实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