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君
王国维认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六》）。杨万里之所以能在南宋诗坛步入四大家的行列，与他高尚的人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黄升说他“以道德风节照映一世”（《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
杨万里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罗大经云：“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曹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人。”（《鹤林玉露》卷十四）他曾说：“仁者安其固然，故不忧。”（《庸言》）他一生“以进德修业为乐”（《庸言》），一再声称“道也，乐之实，乐仁义是也”（《心学论·乐论》）。他追求的人生乐事，非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而是既有收复失地的美好愿望，“誓取胡头为饮器，尽为遗民解椎髻”（《跋丘宗卿见赠使北诗五七言一轴》），也有“杜老吟边树，山公醉处池”（《和济翁见寄之韵》）的闲逸。他的一生，视功名为草芥，视利禄为敝履。即使为官时期，过的也是“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徐玑《投杨诚斋》）的生活。他赞扬那些摆脱庸俗，不言功名利禄的人物，“先生耻言利，家徒四壁”（《陈先生墓志铭》）。他心胸开阔，气度恢宏，不以仕途得失为意，“我本山水客，淡无轩冕情”（《明发陈公驿经过摩舍那滩石峰下》），“金印系肘大如斗，不如游山倦时一杯酒”（《游蒲涧呈周帅蔡漕张舶》）。
刚正不阿，诚实磊落，耿介敢言，这是杨万里人格的又一特点。周必大说：“友人杨廷秀，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题杨廷秀浩斋记》，《周益公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五）同时代人对他称仰备至：“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南宋群贤小集》）杨万里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诚”特别推崇，“诚”作为理学范畴，它的字面原始意义具有真诚、无妄、纯正、专一等含义。《孟子·离娄上》云：“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也。”“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杨万里发挥了儒家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认为“遁而诚为好遁，隐而伪为素隐。好遁者如女子好色，素隐者乡原德之贼。隐而伪不若不隐而诚矣。”（《杨氏易传》卷九）“有败诈，无败诚。”（《庸言》）很明显，“诚”是与“伪”、“诈”对立的。杨万里认为“天行健，健即诚也，所谓诚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且不息亦诚也，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斋易传》卷一）“亲在始，始在诚，诚在实，实在质……诚之心充实。”（《诚斋易传》卷三）“忠信辞诚所以指其地，实其物也。”（《诚斋易传》卷一）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章句下》）杨万里在《庸言》中也强调“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的传统思想。
杨万里对竹、菊很称颂，“盖君子于竹比德焉，汝视其节，凛然而孤也。所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者欤！汝视其貌，颀然癯也，所谓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者欤！汝视其中，洞然而虚也，所谓回也，其庶乎屡空，有若无者欤！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清虚子此君轩赋》）再看《多稼亭前黄菊》：“危亭俯凉囿，落叶日夜深；佳菊独何为？开花得我心。韵孤自无伴，香净暗满襟；根器受正色，非缘学黄金。独违春光早，而俟秋寒侵；岂不爱凋年，坐令淹寸阴？奈此清苦操，愧入妍华林。向来朱碧丛，亦复悴斯今。清霜惨万象，幽芳耿森森。持以寿君子，聊尔慰孤斟？”
费尔巴哈说：“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诗人在晚秋的菊花中找到了自己人格的对应物，于是以一腔热情来写，不知我为菊，菊为我。诗人极力赞扬菊花孤高自傲，不媚流俗、正气凛然的节操。黄菊不开于阳春，独放于秋寒之时，这不正是诗人不随波逐流的写照？黄菊清苦的气节不正是诗人淡泊名利、蔑视富贵的灵魂？黄菊孤独无伴，不正是诗人坚贞自守、孤高自傲的人格？黄菊凌寒而开，不正是诗人犯颜直谏、傲岸不屈的意志？诗人的人格精神与黄菊的完美融为一体。无怪乎光宗皇帝也称赞“杨万里也有性气”（《鹤林玉露》卷五）。
忠贞报国，关心百姓，这是杨万里人格的又一突出特点。朱熹《答杨廷秀万里》曰：“时论纷纷，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属心，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有不少研究者根据这封信便认为杨万里不关心现实，实在是以偏概全。人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朱熹只是希望他不要让超然物外的胸襟掩住其忧国忧民之情。
杨万里一生始终关心国家的命运，但他基本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并不是说他家居时没有关心现实的诗作，而是指他的立身处世而言。杨万里曾慨叹：“补天炼石无虚日，忧国如家有几人。”（《送徐宋臣监丞补外》）再看《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据《后汉书·严光传》记载，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东汉余姚人，本姓庄，由于避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姓严，少年时曾与刘秀同学。刘秀做了光武帝，严子陵改变姓名，隐居不出，披羊裘钓于泽中。光武帝思念他，到处寻访，连请三次才来。光武帝任他为谏议大夫，严子陵坚辞不就，归隐富春山，年八十而终于家。光武帝很惋惜，下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清高脱俗，淡于名利，坚贞自守的严子陵，赢得了多少士大夫的仰慕，杨万里论史抒怀，一反前人的颂扬，代之以冷峻的嘲讽。《史记·天官书》：“客星出天廷，有奇令。”《后汉书·严光传》：“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此后客星便代指严子陵。刘邦开汉业，王莽篡政，刘秀灭王莽，建立东汉，号为中兴之主。刘秀立朝初期，广泛网罗人才，严子陵不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耕钓而终，就个人品德而言，是人生选择的自由，无可厚非，但这对汉代的中兴事业并无多少积极意义，只留下一个清高的空名罢了。诗人大胆设想，如果曹操篡权发生在东汉之前，社会动荡不安，那么严子陵去哪里隐居呢？又何来“清风之名”？此诗借古讽今，对在国家安危关头，遁迹山林，寄情泉石的士大夫给以当头棒喝，流露了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刘过把杨万里比之裴度，见《投诚斋》：“初政寰区望太平，黎民乐业喜更生。裴公用舍无轻重，天下从此有重轻。”
清人潘定桂更是对杨万里的爱国热情深入体味：“一官一集记分题，两度朝天卷自携。老眼时时望河北，梦魂夜夜绕江西。连篇尔雅珍禽疏，三月长安杜宇啼。试读淮河诸健句，何曾一饭忘金堤。”（《读杨诚斋诗集九首·其二》）时时不忘收复失地，的确领会了杨万里的精神世界。人的性格层面是复杂的，杨万里还有任真自适，追求自由的一面。他的一生是爱国爱民的一生，同时也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达到救国救民的人生。他决不丧失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更不为了保官而随波逐流。他十分厌倦、鄙视官场的虚伪，对农民自由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过雨溪山十倍明，乍晴风日一番清。白鸥池沼菰蒲影，红枣村墟鸡犬声。肉食坐曹良愧死，囊衣行部亦劳生。不堪有七今成九，伧父年来老更伧。”（《早炊高店》）全诗写农村秋日特有的景物，白鸥、池沼、菰蒲、红枣，反衬自己为官生涯愧对劳动人民，更表示了对官场应酬的厌烦。末联用嵇康之典。魏山涛为选曹郎，举嵇康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为答，表示拒绝，文中说：“有必不可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座，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加之肉食坐曹，囊衣行部，故九不堪，而自己尚不肯离去，真是越老越没出息了。在自嘲中表现出心灵对自由生活的企求。再看《人日诘朝从昌英叔出谒》：“出门初惮烦，载途乃忘归。但令我意适，岂校出处为。路人见我揖，属我有所思。我不见其面，信口聊应之。徐悟恐忤物，欲谢已莫追。我率或似傲，彼愠独得辞？”出门怕麻烦，上了路却乐而忘返。只要自己适意，何关在家或出外呢？一语双关，表明自己出仕退居皆出于任真自适，不勉强自己的性情。而对路人的虚伪客套，诗人敷衍应付时很反感。杨万里曾感叹自己“平生太疏放，似黠亦似痴”（《暮宿半途》）。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酸腐气味，而有较多的平民意识。
杨万里曾对生与死，进与退，顺与逆等人生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他的不少诗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古人亡，古人在，古人不在天应改。不留三句五句诗，安得千人万人爱。今人只笑古人痴，古人笑君君不知。朝来暮去能几许？叶落花开无尽时。人生须要印如斗，不道金槌控渠口。身前只解皱两眉，身后还能更杯酒？李太白，阮嗣宗，当年谁不笑两翁？万古贤愚俱白骨，两翁天地一清风！”（《醉吟》）下笔不凡，似无理，实为至理。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为人民做过贡献的人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天道改变，黑白颠倒，社会也会岌岌可危的。诗人一反咏怀诗固有的写法，不是今人评价古人，而让古人评价今人，构思非常新颖。江山永恒，人生短暂，朝来暮去，花开叶落，没有穷尽，今人只知官越做得大越好，为了这个目的，不惜贪赃枉法，媚上欺下，压迫百姓。“儒以金椎控其颐”（《庄子·外物》），庄子指斥读书识礼之人犯罪是明知故犯，所以应打面颊，此诗改为打口，意为一味追求功名富贵，忘了遭刑受辱的结果。整日利欲熏心，时时计较名利，紧皱双眉，欲壑难填，可死后还能再喝一杯酒吗？对贪婪者嘲讽深刻。更为奇妙的是此诗让古人今人争辩，今人不服古人的嘲弄，你们这些古人嘲笑我们的贪婪，但像李白、阮籍一样花钱如流水，整日饮酒狂放，这就好吗！古人不正面答辩，却说出了铁一般的事实，自古以来不论贤愚，无论得志者还是失败者，都变成了腐尸白骨，只有像李、阮二人一样傲骨森森、坚贞自守的人，才能化作天地间的清风，万古流芳，表现出诗人对自由正直人格的追求。
缘于对自由任真、洒脱超然、进退随缘的人格的追求，杨万里十分崇拜苏轼的为人处世哲学和人生理想。苏轼胸怀浩落，不计较个人恩怨，门庭广大，爱护人才，奖掖后进，儒、释、道并融于心，各取所需；时时处处关心百姓；宠辱不惊，履险如夷，坚贞不屈。在《谢建州茶使吴德华送东坡诗集》中，杨万里运用反衬的手法将别人的富贵排场与自己的贫穷寒伧两相对照，“黄金白璧明月珠，清歌妙舞倾城姝。他家都有侬家无，却有四壁环相知”，描绘了自己贫困落寞的生活景况，抒发了读书人的不幸。聪明和博学不仅成不了通向仕途的资本，而且甚至会成为一种负担。“此外更有一床书，不堪自饱饱蠹鱼”，这是一种慨叹，是一种牢骚。诗人清贫自守，嗜书如命，书成为诗人高尚生活情趣的重要内容。而“老来万事落人后”更表现了诗人的认真执着、不随波逐流的人格及不幸遭遇。通过新得东坡集而引入到“东坡痴绝过于侬”，点明了自己与苏东坡在人格精神上的默契。杨万里用“痴绝”来概括苏东坡的品格特点实在是太准确了。这是一种与聪明乖巧、善于应变、八面玲珑相对立的处世态度。苏东坡一生行事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把自己无私博大的爱留在人间。苏东坡反对新法，是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当时他不用随声附和新法，以他位卑而名高的处境，只要默不作声，就可以平步青云。神宗死后，司马光入相，尽废新法，东坡却反对恢复差役法，甚至在朝堂争执。苏东坡此时只要随从形势，可以位至宰相，但他没有这样做。苏东坡的品德可贵之处，更在于他是一位实干家。无论自己如何不幸，总要力所能及地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徐州防洪，杭州疏浚西湖，颍州兴修水利、赈救灾荒，定州讲武备边，黄州收养弃婴，岭南推广秧马，惠州介绍水碾，儋耳讲学论文，真有民胞物与的精神。接下去，诗人赞扬苏东坡超然物外的洒脱胸襟，同时也是自己人格的表白。苏东坡立身行事不因境遇改变而改变，而杨万里也是秉性刚正之人，敢于犯颜直谏，敢于触怒权贵。杨万里赞扬苏东坡热爱文学、勤奋耕耘、敢于创新，又何尝不是抒发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理想追求？
杨万里一生乐观幽默，有着诙谐、睿智、达观的天性。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采，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蝤蛑，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蛑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在。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瑰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九记述：“晦庵先生与诚斋吟咏甚多，然颇好戏谑。刘约之丞庐陵，过诚斋，语及晦庵足疾，诚斋因赠约之诗云：‘忠显闻孙定不虚，西枢犹子固应殊。鸾停梧上遗风在，鹜进松间得句无。剩有老农歌赞府，未多荐墨送清都。晦庵若问诚斋叟，上下千峰不用扶。’晦翁后视诗笑云：‘我疾犹在足，诚斋疾在口耳！’”这种性格特征，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杨万里一生不慕荣华、不求富贵，淡泊名利，使他能够接近底层的群众，写出不少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作，充满深情厚谊；诚实耿介、刚正不屈的性格，使他能敏锐地看到上层统治者的腐朽和昏庸，看到吏治的黑暗，写出不少揭露社会时弊的诗篇，尖锐深刻，发人深省；忠贞报国，关心百姓，又使他写出了不少揭露金人统治，沦陷区人民渴望恢复，以及指斥统治者不思恢复、苟且偷安的诗作，表现了自己的一腔爱国感情；任真自适，追求自由，酷爱大自然的性格，使他写出了不少别具特色的自然景物诗，自然山水成为他诗歌最重要的题材，这类诗描绘了美丽迷人的境界，数量多，风格多样化；天性乐观幽默，使他的诗自始至终有一种积极向上、充满热情的基调，更使他能摆脱习惯的思维定势，创造出生动风趣、诙谐幽默的“诚斋体”。杨万里诗歌包蕴深广、多姿多彩，正是他博大丰富人格的体现！
张瑞君，山西寿阳人，文学博士，山西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学会常务理事。曾在《文学评论丛刊》，《中国李白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和《名作欣赏》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编委）、《南宋江湖派研究》、《大气恢宏——李白与盛唐诗新探》、《杨万里评传》等。以上“代序”原刊于《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