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
任铎夫先生将他的诗歌集名之为《非牛非马集》，初见此书名，我颇不以为然。读其后记，方知其深衷，原来他非常喜爱聂绀弩的诗，此意取之于聂绀弩的“吾诗非马亦非牛”。聂绀弩诗中有许多幽默的句子，看似滑稽，却都隐含着深刻的思想。任铎夫的所谓“非牛非马”，大概也不会只是戏语，“老来戏谑涂花卉，别有滋味在其中”吧。
本书分为古诗、词曲、对韵、杂体、唱和、歌谣等六个部分。
一、古诗编。在诗学上，古诗是指古体诗，也叫古风。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卓然有名。唐代以后兴起了格律体诗，称为近体诗。与近体诗相对而言，古体诗押韵似较宽，格律似较自由，却是更具有一种高古的韵味的。
唐宋以来，以迄当代，古体诗一直与格律诗、与词并行发展，不乏佳作。我们现在也习惯把古代的诗歌通称为古诗，古诗便又成了一个广义的概念。本书的古诗编，是从广义上说的，而其中的作品，从韵律自由的方面来看，也确有古体诗的特征。如“丢下烦心事，顿觉天地宽。抽空览胜地，优游山水间。”这样的诗句，就有古诗的意味，明朗淡雅，朴实无华，近乎乐府的诗风。
二、词曲编。词又称长短句，最初产生的时候是配着乐曲歌唱的，所以有词牌，叫“曲子词”。曲在形式上与词相近，而语言更为通俗化，可以加衬字，更为自由活泼。词和曲的演唱音乐曲谱都已失传，当代人写的词和曲已经成了颇为接近的两种书面文学。本书把词、曲作为一编，两种作品各有所长，就我本人的喜好来说，似觉其中几首小令写得更好。如《南乡子？上海世博颂》，这个词牌的上下阕各有一个“二字句”，上阕用“浓浓”，下阕用“融融”，用得巧妙。“友谊架彩虹，中华崛起势恢弘。深情款款迎宾客，融融，天地人和五洲同。”感情充沛，格调高昂，富有时代精神。
三、对韵编。本编中的作品，称为《笠翁对韵新编》。笠翁即清代戏曲作家李渔，其著作甚多，尤精于曲谱。对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中，早已列为声律启蒙的内容。《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都是依据了“平水韵”，上下平声各十五个韵部。《笠翁对韵新编》则是按照“十三辙”编写的，“十三辙”原是皮黄戏曲所用的十三个韵类。任铎夫采用当代流行的语言，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表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如“文山对会海，传达对转发。玩花腔，说套话。琵琶对喇叭。贯彻走过场，落实靠嘴巴。”这是利用对韵，对政界的一种痼疾进行的批评和讽刺。这就把对韵变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创新形式。
四、杂体编。杂体诗是旧体诗中的特殊形式。基于汉语汉字的独特的性能，通过千变万化的组合，可以出现句形、句法、声韵、格律的种种变异形态的诗歌，这就形成了杂体诗。杂体诗由来已久，样式繁多。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一书中，列举了十九种杂体诗。实际存在的变体的诗作种类还要更多，并不止徐师曾所说的十九种。这实在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特有的创作现象。任铎夫本编中所收的杂体诗，包括剥皮诗、藏头诗、叠字诗、叠韵诗、数字诗、嵌名诗等几种。这里的剥皮诗，实际是换字诗，即是把前人作品拿来，换去其中的某些字句，变成自己的一首新作。鲁迅曾经把唐代崔颢《黄鹤楼》，改换字词变成《吊大学生》一诗，其首联“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一看便知是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变化而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曾说：“为了讽刺嘲弄而故意仿拟特种既成形式的，名叫仿拟格。”因而，这种换字体又叫作仿拟格。“朝辞神州彩云间，千里航行一日还。红头文件禁不住，客机已过万重山。”这是任铎夫一首讽刺公费旅游的诗，仿李白诗而作，称为戏拟体更为恰当。其余藏头、叠字等体，各有好诗，不必一一列举。叠韵诗共收入八首，都是“怀来”韵，显然是学习聂绀弩。我发现的聂绀弩二十八首叠韵诗，都是用此韵所作，曾写过《叠韵联翩见诗才》一文。叠韵起源于唱和，就是步他人的原韵写诗，用同样的韵脚反复写来是很有难度的，一般唱和都是一唱一和而已。任铎夫以“台、来、柴、才、埃”这几个字为韵，连写八首，实属不易。
五、唱和编。所谓唱和，即是此唱彼和。以作诗而相互赠答酬对，历代以来已成为诗人们的一种传统。它既是一种诗歌创作的方法，也是诗友之间表达友谊感情的方式。许多唱和诗还具有思想交流的意义，有赞赏、有批评、有议论、有商榷，甚至有争辩，有如陶渊明所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从任铎夫的唱和诗中，得知他与作家王东满交往颇多，和诗《笑对人生》表达了对生活的达观态度。另有一首赠诗，步姚奠中先生《赠王东满学友》原韵而作，诗曰：“作家画家书法家，诗文书画皆可夸。纸上能描千样彩，笔底可绘万种花。”以晓畅的诗句对友人给予评赞，友情跃然可见。
六、歌谣编。歌谣属于民间文学，其特点是形式短小，风格朴实，语句明快，押韵上口，易于流传。本书中的歌谣，包括《吃亏歌》《益寿歌》《幸福歌》等等，足可以显示任铎夫其人的活跃、开朗、幽默的性格和生活情趣。《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人所皆知，任铎夫仿其形式，写了多首《好了新歌》，如：“世人都晓实话好，唯有空话忘不了。官话套话一大串，百姓早就烦死了。”几句歌谣十分风趣，又十分贴近现实，这是对官场上一种庸俗风气的绝妙嘲讽。
以上将此书的六个部分作了一个粗略的概括，可以看出任铎夫的诗歌写作，其形式是多样的，他能够自由地运用各种体裁，在创作上是非常放得开的。在他写作诗歌之前，先于书法上取得成就，我国的书法向来崇尚任情恣性、我有我法，看来他是把书法的经验运用到写诗上了，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从思想内容上来看，本书中的诗歌主题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时政美刺，二是历史述评，三是旅游见闻，四是自身感怀。关注时事，系念家国，体察民情，是我国诗人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善者言美，恶者言刺”，历代诗歌中不乏美刺讽诫之作。任铎夫赞颂时代的作品，如颂国庆：“六十春秋弹指间，百废俱兴史无前。”又如颂长治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文明市民文明城，三晋第一人人羡。”对于丑恶现象进行嘲讽抨击的作品，如《当代衙内》等篇，都显示了他爱憎分明的诗人情怀。以诗述史，以诗咏怀古迹、凭吊古人，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悠久传统。本书中几首写读史感想的诗，有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也有抚今追昔的感悟。《登庐山怀彭总》也属于这一类作品，从“无端身陷囹圄中”，到“名垂青史大英雄”，诗句中充满了凛然正气。在我们当代诗词中，写旅游、写名胜是又多又滥的，任铎夫这方面的作品却很少。有几首记写长治当地游踪的小诗，读来让人感觉真实而清新。看来其为数较多的诗作，还是在抒写自身感怀方面。如《自咏》：“岁暮已无年少狂，淡泊名利寿方长。独痴夏荷冬梅韵，偏爱春兰秋菊香。枕上读书听夜雨，窗前泼墨伴晨霜。黄昏不悔夕阳晚，山自青青花自芳。”这首七律，格律工整，造句隽永，意境高远，堪称佳作。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写作就是要充分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思，把真实的思想感情歌咏出来，这就是诗歌的基本要求。任铎夫写诗似乎不受任何束缚，该喜就喜，该忧就忧，想歌颂就歌颂，想批判就批判，想感慨就感慨，不刻意雕琢，不故弄玄虚，不堆砌辞藻，随心写来，自由发挥，因而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朴实自然的风格。这是我读《非牛非马集》的感想之一。
感想之二，当代的诗歌出现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趋势，有写自由体新诗的，有写旧体格律诗的，有将白话口语入诗的，有用文言典故为诗的，有仿乐府古风的，有作民谣民歌的，这种纷纭的状态还在继续。有些文学理论家在提倡融合和创建新的诗体，恐怕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我自己是喜好旧体诗词的，还在守持传统，但不反对其他各种形式和风格。任铎夫的诗歌形式是不拘一格的，这都应该允许尝试，在探索中自会得到提高，逐渐走上较为成熟的艺术之路。
感想之三，写诗这种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属于娱乐性的活动，富有文字游戏的趣味。写诗可以陶冶性情，还可以愉悦身心。这正如任铎夫所说：“兴趣爱好随己意，心态放平健而康。”伟大诗人杜甫当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许多诗人也确曾有过理想和抱负，但是具体到现在写诗，不可能都像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写诗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未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譬如我们当然会看到房价飞涨，会体察到买房难的情况，但是诗人们都来高咏“安得广厦千万间”，也还是达不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任铎夫虽然写了很多关切时政的诗歌，但总的看来，他是很会自我消遣、自我娱乐的。他的兴趣很广泛，诗词书法篆刻文章样样都来，退休以后“有滋有味度春秋”，这是一种很值得赞赏的精神状态。
感想之四，上面虽然说到写诗可以任情恣性，可以随心写来，但话又得说回来，要把诗写好并非易事，做个真正的诗人其实是很难的。任铎夫在他六十五岁时写的诗中说“欲成篇章穷无词”、“冥思苦想心不死”、“夜阑难寐神自驰”，这都是真实的感受，也可见他是非常勤奋的。写诗虽然是娱乐、是游戏、是愉快的事情，但这种娱乐、游戏、愉快是寓于勤奋之中的。譬如又说到聂绀弩，有些人看到他的诗写得很随意，“无事不可入诗，无词不可入诗，无日不可入诗，无情不可入诗”，似乎写诗就那么容易，这就可能造成一种误解。聂绀弩的诗所以能够写出一种奇崛格调来，是因为他的阅历非常丰富，他的古典文学基础非常深湛，他对于古典诗词的格律非常娴熟，他熟知大量的历史典故可以随手拈来，所以他写诗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出佳句、出奇句、出境界。任铎夫既非常喜爱也在努力学习聂绀弩的诗，相信他在这个路子上还会坚持不懈地继续进取。
以上废话写得不少了，就此打住，姑且也算作序吧。祝愿任铎夫先生今后的诗歌创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3年6月16日写于太原
（寓真：本名李玉臻，原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