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左宗棠的部队对金积堡的进攻，却被起义军硬生生地抵挡了下来。马化龙与本地的回回结合，并吸收了十八大营最为勇猛残忍的白彦虎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数百座城寨。双方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就连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也被打死，伤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更加猛烈地进攻金积堡，直把金积堡打得弹尽粮绝。马化龙为保住堡内百姓，于是率众投降。左宗棠下令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但是堡内的很多回回却因此活了下来。
其后，左宗棠继续率部对回回起义军进行剿杀。陕西回民陷入悲惨炼狱，绝大多数都死于战乱，有些回民躲进了大山深处，有些回民被迫脱离宗教信仰。艰难存活下来的上万回回也被清政府流放到贫瘠的地方。就连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以陕西人数计之……其死于兵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民千数百年来未有之浩劫”。西北回民大起义历时16年，西北近百万回民死在了战乱中，陕西全境的回族人几乎灭绝。
有人说，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起义军的鲜血，更差点让西北的回族灭绝，是不折不扣的冷血屠夫。身为臣子，左宗棠只能选择对清政府尽忠，按照政府的命令镇压太平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但话说回来，如果左宗棠没有去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恐怕现在西北的汉族人口已经所剩无几了。
至于后来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被梁启超称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是多么令人热血的壮举！不管是屠夫也好，民族英雄也罢，左宗棠值得我们敬佩。
第十节汪精卫也有英勇事，刺杀前清摄政王不含糊
提到他，很多人用两个字来定义他，就是“汉奸”，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公开投靠日本，爱国人士无人不唾骂他，想除之而后快，其实投靠日本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要决定。而他的第一次决定，却令世人拍手称快，那便是刺杀清朝摄政王，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
说起汪精卫，那可是尽人皆知的天字号第一大汉奸。对于这个称号，相信没有什么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我国那么艰难的抗战形势下，汪精卫居然投靠了日本人，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即使有人说汪精卫这么做是曲线救国，声音也是小得可怜。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汪精卫的“汉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简直是不容“亵渎”。
不过，汪精卫年轻的时候好歹是个热血青年，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拥护者。凭着一股子干劲，也为革命出过不少力。甚至，汪精卫还为了革命曾经试图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相信，对这段历史，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
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崇拜者，自然知道孙中山先生是反对通过刺杀这种不太光彩的手段进行革命的，而且汪精卫一开始也没打算搞什么刺杀活动。不过，革命形势的变化，把汪精卫推向了刺杀这条路上。
在1907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对腐朽的清政府造成了一次次深重的打击。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清朝虽然改善不了民生，抵御不了外国的侵入，但靠着遍布全国的官兵，镇压人民起义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些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大批曾经熟悉的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不仅让革命者，也让全国百姓发出质疑：革命还能胜利吗？
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长期与革命派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二者之间发生过持久的激烈论战。保皇派也抓住革命派因武装起义失败、士气低落的机会，对革命派实施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梁启超的文章对革命派打击最为深重。
梁启超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于是就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这些话，无非是在讽刺同盟会的领袖们：你们打着革命的口号，一个劲儿地撺掇别人去送死，你们自己却吃香的喝辣的。搞了那么多次起义，也没见你们上过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也没见你们谁受过伤？这个指责，在国内国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指责革命党的声音也越来越高。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革命党又发生了内讧：倒孙风潮。这直接将革命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置于风口浪尖上。而且，倒孙风潮的发起人正是原属光复会系统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们在革命派内外散发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言论，一共列举了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这次内讧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并且还使汪精卫正在进行的革命募捐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华侨就因为相信了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明确表示不会捐款给汪精卫，汪精卫的革命募捐也几乎一无所获。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回应保皇派的打击？如何提升革命党领袖的威望？如何挽回舆论上的劣势？汪精卫想到了办法：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
那么该刺杀谁好呢？想来想去，汪精卫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做就做最大的，于是把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载沣是醇亲王奕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是溥仪皇帝的老爸，也是当时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成功刺杀载沣，那造成的轰动效应无疑是巨大的。
汪精卫下定决心进行暗杀之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作准备。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小分队。1910年初，汪精卫一行四人秘密潜入北京。临行前，他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汪精卫要牺牲自己，为革命造势的坚定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为掩人耳目，开设了一家名为“守真”的照相馆当作据点。他们经过好多天的踩点，摸清了载沣上下朝的路线。汪精卫等人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实地考察，最后决定将暗杀的地点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为了确保载沣没有生还的可能性，汪精卫他们觉得用一个特大号的炸弹比较保险。于是，黄复生特意找了一个铁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弹放进去，以掩人耳目。几个人分工合作，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陈璧君负责把风报信，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可惜他们万万没想到，就是在埋炸弹这个关键环节出了问题。1910年4月2日凌晨，黄复生等几个人正热火朝天埋炸弹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还引来了警察和宪兵，黄复生三个人紧急撤离。可惜当初他们一心要造个大炸弹，结果现在炸弹太沉了没能抱走。汪精卫等人精心策划的惊天大案就这样败露了。
炸弹没埋成，喻培伦、陈璧君在汪精卫要求下返回日本，继续筹款买炸药。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则继续留守。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虽然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这么一起惊天的大案子，清政府破案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他们从现场留下的装炸弹的铁箱入手，很快找到了线索，随后找到了当初制作铁箱的那个小铁铺。顺着这个线索找下去，就找到了汪精卫的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逮捕。
朝廷成功逮捕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的消息，很快就大肆刊登在国内外的报刊上，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洲筹款，他听说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后，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的被捕，等于断了我的一条胳膊！”并作出指示，要想方设法营救汪精卫。
当然，汪精卫被捕，最为着急的就是陈璧君了。陈璧君一直对汪精卫有爱慕之情，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救出汪精卫。只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罪名毕竟不小，因此，陈璧君等人的努力都没什么作用。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可没心思关心陈璧君对自己的爱慕。他明白，自己这次真是九死一生了，干脆作好必死的准备。在狱中，汪精卫还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多么令人动容的气魄！只可惜，汪精卫后来卖国求荣的行为太过无耻，这首豪气澎湃的诗歌也就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了。
企图暗杀摄政王是个大案子，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自然大有来头。他就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肃亲王善耆，也就是“东洋魔女”川岛芳子的老爹。
汪精卫和黄复生都想争当刺杀的主谋，以此来为对方开脱罪行。汪精卫大声说我就是主谋，目的就是顺应民意，干掉载沣。而黄复生说的话也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个人争来争去，争得脸都红了。尤其是汪精卫，在大声认罪的同时，还不忘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就连肃亲王也对汪精卫表现出来的才华和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所打动。
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都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原因很简单，在如何给他们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载沣当然希望能够处死他两人，以此达到警示的作用。不过，肃亲王善耆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革命党报复。最后，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被判终身监禁。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各地武装势力纷起响应，清王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试图释放在押政治犯，作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于是，本已经打算在狱中度过下半辈子的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如果故事到了这里，那么汪精卫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正面人物的形象。但是，历史就是让人捉摸不透。出狱后的汪精卫觉得生命只有一次，太宝贵了，恋生怕死的情绪逐渐滋长。另外，他对肃亲王也有一些感激之情，甚至成立“国事共进会”，与清廷积极调和。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精卫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得到发展。后来汪精卫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再加上身边人的煽动，最终走向了一条卖国求荣的不归路。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么两句：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于汪精卫，只看他年轻时候，确实年轻有为，胆略过人，但纵观他一生，被人记住的只是“汉奸”的形象。汪精卫在刺杀载沣中所表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风采，也最终因为自己的失足，而被人遗忘在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