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杰克·戈登所称的“机头雷达争议”。在一架现代喷气战斗机上，雷达可能是继发动机后最重要也是最昂贵的部件，因此在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费兰蒂公司，以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其他公司之间展开了为欧洲战斗机项目提供必需设备的激烈竞争。国防部坚持应进行公开竞争，它自己卷入了由费兰蒂公司领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一些公司组成的联营集团与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AEG公司组成的联盟之间的竞争。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宣布它将允许AEG公司主要负责推进系统，其核心是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APG65系统，其出价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青睐（德国空军已经准备为其“鬼怪”飞机购买APG65系统）。费兰蒂公司的系统虽然是新的，但却是以“海鹞”战斗机内成功的“蓝雌狐”（Blue Vixen）系统为基础的。而且，据戈登所言，由于受到其他缺点的影响，它的价格比休斯公司制造的系统要低。
费兰蒂公司的系统在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一个平常的直接明了的商业界，问题会是这样解决的。不过，在政府之间的谈判中，从来就没有什么直接明了的事情，而且德国政府反对该决议。所以竞争又一次展开，而费兰蒂公司再次获胜，对此人们一点都不奇怪。于是第三次竞争开始，尽管英国通用电气公司降低了他们的价格，费兰蒂公司第三次又取得胜利。就在两个政府都拒不让步的时候，由于费兰蒂公司在美国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收购后遭遇严重的金融问题，危机一步步逼近，形势如此糟糕，迫使费兰蒂公司不得不将自己出售。法国汤普森公司（Thompson，现更名为泰雷兹公司（Thales））表示有意购买，这提醒了通用电气公司，于是立即将费兰蒂公司买了下来。结果是，通用电气公司半途终止了对该雷达的投标，将本来应该给予费兰蒂公司的招标收入囊中。
1989—1992年负责国防的国务大臣阿兰·克拉克（Alan Clark）1990年1月19日在他臭名昭著的日记中写到：
今天我在部门里占了上风。我三番五次地派人去叫昆兰（Quinlan）、施皮尔斯（Spiers）、约翰·考尔斯顿（John Colston）。我定期与阿诺德·温斯托克（通用电气公司总裁）交谈。凭着一股干劲和清醒的头脑，我策划了这笔交易，解救费兰蒂公司和它的雷达，还有欧洲战斗机项目，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在德国代表远道而来的时候傲视斯多尔顿伯格（Gerhard Stoltenberg，德国国防部长杰哈德·斯多尔顿伯格）。
克拉克在日记后做了注释：
德国人正想说说他们对欧洲战斗机项目的担忧。现在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是，费兰蒂公司（约定为雷达承包商）在商业上不能独立生存，所以将该项目推到风险的边缘。我鼓励韦恩斯多克勋爵将费兰蒂公司的雷达企业并入通用电气公司，这样就完全可以改善它的商业状况。
第二件大事带来了不太容易消除的后果。
冷战结束了，在过去的45年里它极大地支配了所有国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它的结束不仅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对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特别是它的国防业务的影响同样巨大，我们必须花些时间来审视它的历史过程和最终的结局。
我们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言
1989年所谓的冷战彻底结束，过去的整整45年里人们都处于战备状态，而且之前还经历了6年可怕的“热”战。
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从来不会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共产党结成天然的联盟。不过，一旦对纳粹德国宣布开战，纳粹德国国防军侵略苏联后，这三方必须结盟——至少要在打败希特勒之前。
同盟国的3个领导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于1943年11月在德黑兰首次会晤。丘吉尔问斯大林，他是否在战后有领土扩张的野心，斯大林答道：
现在这个时候，我没必要就苏联的任何愿望发表言论，但是，我们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发言。
1944年夏天，斯大林第一次露出了他对战后东欧的企图。苏军在长长的战争前线发起进攻，配合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他们向西推进，但在离华沙不远的维斯图拉河（Vistula）边停了下来。就在苏军靠近的时候，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奋起反抗，准备宣告波兰解放。但是，苏军并没有来帮他们，而是待在原地不动，坐视纳粹杀回来镇压波兰人的抵抗。斯大林没有理会丘吉尔恳求他帮助波兰人作战的呼声，任由纳粹屠杀了20万名波兰人，其中90%是平民，包括自由波兰抵抗组织的骨干精英。这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前兆，事实上，早在1945年，人们对战后波兰的统治就有争议。英国认为应该在伦敦建立一个波兰流亡政府，而苏联却想保留已在波兰东南部卢布林市建立的亲苏联政府。丘吉尔说，英国人刚刚经历了战争，所以波兰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主权独立国家”，这是个“荣誉”问题；而斯大林说，这是个“安全”问题，苏联在最近的30年里已经被敌人通过波兰这个通道攻击了两次。斯大林基本上是一意孤行。苏联同意在波兰进行定义不清不楚的“自由”选举，作为交换条件，苏波边界向西推移，作为补偿，波德边界也向西推移。
至于德国，已经同意由4个国家——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分成4个控制区，每个国家各占一个。苏联坚持要巨额的战争赔款，而英国和美国从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灾难性后果中得到了教训，试图对其进行抵制。结果，同盟国再次做出让步，就200亿美元（今天约合10000亿美元）的赔款达成一致。
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之间有某种默契，但不幸的是，在1945年4月13日罗斯福逝世后，由于其继任者哈瑞·杜鲁门（Harry Truman）始终没有得到罗斯福的真传，所以后者缺乏像其前任那样的政治手腕和精明头脑，于是不久，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1945年7月在靠近柏林的波茨坦举行第二次会晤时，两国关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但也进行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讨价还价。在战争赔款问题上，杜鲁门的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James Byrne）提议，同盟国的每个成员应从它自己在德国的控制区获取。如果苏联接受这一提议，就等于把自己排除在鲁尔山谷工业区之外，而其他两个成员国将会同意波兰的新边界。最后做出的决议是，将意大利纳入同盟国的势力影响范围内，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则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尽管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依然没有确定下来，但局势已经非常明朗，那就是，欧洲被大卸八块。
不久之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一颗扔在广岛，一颗扔在长崎，之后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战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呢？
除美国以外，战后所有国家的状况都比1939年糟糕得多。战败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及其协约国家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但即使是战胜国，在几年的时间里也面临着艰难困境。苏联可能遇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敌人，其国家和人民损失惨重，2500万人在战争中死去，1700座城市遭到破坏，7万个大小村庄被烧毁，10万个集体农场变成废墟。
现在从废墟中崛起的是一个强大的美国。美军中的许多人员在战争中死去，特别是在打败日本人期间，损失的人员更多，但其经济却开始繁荣起来。其国内生产总值从1939年的900亿美元增长到1945年的2120亿美元。总而言之，美国靠自力更生将其生产能力提高到令人敬畏的水平。3天就可建成一艘货轮，几小时就能造出一架轰炸机，数以千计的卡车和吉普车从生产线上滚滚而下。
不过，如果人们钦羡美国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对苏联怀有感激之情，它是与纳粹德国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共产主义的美德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充满了魅力。毫无疑问，在20世纪30年代，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带给人们苦难，没有别的贡献。即使现在我们认为和共产主义毫不沾边的那些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当时也倾向于支持马基（Maquis）和共产党（Partigiani）。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苏联势力范围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其选举的结果仅仅是少数派投票支持苏联傀儡。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非共产党政治人士还是逐渐被排斥出局。到了1946年初，毫无疑问，苏联及其卫星国成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敌人。在位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中西部一个小镇子的威斯敏斯特学院里，尽管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仍是一位世界伟人的温斯顿·丘吉尔说：
在波罗的海（Baltic）的斯德丁（Stettin）和亚德里亚海（Adriatic）的里雅斯特（Trieste）之间，一道铁幕从此落下，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
斯大林将这句话称为煽动战争的言论，苏联《真理报》（Pravda）将丘吉尔称为种族主义者，将其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冷战从此开始，它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伊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国同时被英国和苏联占领，这两国都承诺在战争结束时撤出伊朗。英国做到了，但苏联没有做到。美国决定要个说法，并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中途离开了安理会大厅，从此，冷战期间苏联人此类中途退席情况发生了许多次。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做了让步，将军队撤出了伊朗。
冲突的中心又挪回到欧洲。1947年初，所有英国人都记得那个最艰苦的冬季中期，他们遭受着严重的经济重压，英国告诉美国要从希腊撤出自己的部队。由于意识到希腊有可能落入共产党手里，美国政府同意接替英军在希腊驻军。杜鲁门明确地表达了他有名的“杜鲁门主义”：
集权政治的种子是由苦难和愿望孕育萌发的。它们播撒在贫穷和斗争的邪恶土壤里并且生根发芽。当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丧失殆尽时，它们就在罪恶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我们必须让这种向往存在着……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努力抵抗来自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镇压的自由人民。
这是欧洲复兴计划（就是人们熟知的马歇尔计划）支持的总原则，其中尤其说道，美国的政策：
不是旨在反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与饥饿、贫困、绝望、混乱的社会秩序作斗争。它的目标是复兴世界的劳动经济，从而创造利于自由制度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尽管美国邀请欧洲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参与该计划，但斯大林拒绝参与，并禁止其任何一个卫星国参与该计划。
第二个“大闪电”是柏林，该城市就像德国一样被分成了4个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城市本身处于苏联在德国控制区的腹地。1948年间，苏联越来越严密地封锁该城市，最终切断了其与外部的一切联系，苏联希望同盟国一起滚出柏林。当时杜鲁门的反应是：
放弃柏林就意味着丧失西欧。
英国和美国决定应防止柏林市民的供给短缺，因此组织了一个空运计划，其每日的供给量逐渐增大到最大量4500吨。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艾利逊公司在其中的任务很繁重，他们为每天往返柏林的飞机提供动力。由于受到民主德国的反封锁，苏联又一次被迫让步。
1949年，10个欧洲国家连同美国和加拿大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对苏联的军事侵略进行共同防御。同年，当苏联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后，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就变得更加符合需要。冷战达到了一个新的并且更危险的阶段。
在后来的40年里，无论是1949—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6年英法两国与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对抗，还是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1962年的古巴危机，抑或是1954—1973年的越南战争、1978/1979年的伊朗危机，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冲突几乎都与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争斗有关。
自由选择
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局势越来越明朗，苏联及其卫星国所实行的五年计划（计划经济）没有像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所实行的自由资本主义来得成功，如果苏联还想为其公民提供本来就不能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相比的人民生活水平，那么它的经济条件就实在不能支持它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费用，也无法再对它在整个东欧的卫星国予以支持。
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苏联领导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的对手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后者比其前任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举。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就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里根开始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渐渐地里根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在无数次讲话中强调他要致力于裁减军备是他的真心话。苏联再也无法承担逐渐升级的军备竞赛了。没了苏联的支持，华沙条约（苏联为抵制北约而成立的组织）中的其他东欧国家会作何反应？
